去年以来，县委曾经将通海口公社，作为贯彻政策的重点，两次大战“共产风”。有些人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次暴露的情况看，各方面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刮“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问题、自留地问题等最为严重。
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组进村的时候——九月四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
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四十一个单位，公社的二十五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三百四十九个，土地八千零二十亩，房屋一千五百一十二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五十三万元，粮食五十三万斤，农具三万五千零四十件，耕牛八十四头，木料等八十四万斤，砖瓦一百四十七万块，家具二万四千九百零六件。
县、公社的各企业]、各部门，在公社所在地的通海口镇，借搞副食品自给、协作挂钩、发展社有企业等名义，大揩生产队之油，“侵占”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机械。星红生产队仅土地就被占去五百五十亩，远在武汉的河老实巴交学院占了他们三十亩菜地，通海口镇占了二百五十亩菜地，公社红专队科所占了一百三十亩棉花地。粮食、商业、税收部门，也乘“共产风”之机，大敲竹杆子。连学校也要学生带鸡入学。
公社红专队除了“侵占”星红生产队一百三十亩地以外，还调了他们一大堆东西，大米二千七百斤，柴草十万斤，各式车辆二百七十八部，小型农具四百三十八件，楼板六十套，家具三百一十件，房屋六栋。群众称他们为“蝗虫队”。
七红生产队有名的莲花池，一九五八年被收归社有，群众看到“金饭碗”被夺走，就渐渐消极了，六百五十个劳动力，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去年全队粮食减产百分之二十五，总收入减少百分之二十三。今年，队里的三百二十亩藕田，又被管理区“充公”了，小队见势头不对，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七十四支船丢失了四十八支，剩下的二十六支有二十二支是破烂的。群众看到生产队倾家荡产的情景，伤心得流泪，许多人想外逃自谋生路。
城关管理区在“有粮大家吃、有种大家种、有钱大家用、有屋大家住”的口号下，去年实行了土地一拉平，全管理区三万亩地，每人平均三点七亩，多抽少补，全区调出生产队的土地达九千亩。去年冬天，又搞粮食、资金一拉平，被调出生产队的粮食二十万斤，现金一万多元。
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献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得拉社员的猪子；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的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公社化以来，城关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二十五次，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九年，刮了十五次。
许多生产队粗略地计算一下，“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损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五十元左右，多的达到一百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
碾般生产队的损失账是：耕牛死亡十八头，拆毁房子七十栋，丢失与损坏船三十七支、水车五十四部、手推运输车三百部、牛车十二部、家具一万零八百七十件，共损失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元，平均每人损失四十九元。
全公社刮“共产风”中农具损失的情况是：船损失百分之三十二，犁百分之二十三，耙百分之二十四，耖子百分之十六，卜磙百分之十八，水车百分之七。
各地普遍实行的，每年三包中的“土劳平衡”，乱调土地，也是一种“共产风”，这样搞法，小队就不开荒了。
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电气化”，就是靠电话。
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
在同一块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坂。这就是全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
有时公社一天得开几次电话会。晚上，见天欲下雨，电话会上布置明天插秧。清早起来，天却晴了，紧急的电话会又布置打麦子，社员丢下秧苗，来到场上，就又接到第三次调动的命令：“土晒干了，应该除草灭茬。”对此，群众称之为“孙猴子”的领导方法。
活干完了，新的命令没有下来，社员催干部，干部说：“别慌，待我去打电话问问。”有时候，电话失灵，一等半天。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有，今年也有的事实。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五十九万斤，需要口粮六十万斤，种子五万斤，本来应当供应六万斤，反而卖了十八点五万斤，结果国家又供应了二十三点九万斤。今年也是如此，把种子都卖光了，秋种的麦种一粒也没有。
卖过头粮的结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由于供应不及时，给生产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提起自留地，真叫社员生气。有的生产队一连几次缩减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种得好好的，一声命令，连地带菜都没收了。不是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每户三分到五分的规定，而是“一刀切”，一律不超过两分或三分，纵然是三分半，也要把半分地切出来，归小队，可是小队又不种，情愿荒着，这怎么不气人！
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那有心思提高工效？那有心思细收细打？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的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和一九五七年或一九五八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严重的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富队变成了穷队，特别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的更大，损失也更大。
全公社的粮食单产，一九五八年是三百五十二斤，去年是三百十一斤，今年预计只有二百九十七斤，棉花单产，一九五八年是皮棉七十四斤，去年是六十斤，今年预计只有四十斤；油料总产量，一九五八年是十一万担，去年是七点八万担，今年预计只有六点九万担。
碾盘生产队，一九五七年总收入是二十三万元，每人平均一百五十六元，今年预计总收入只有十四万元，每人平均只有九十四元。连续三年，还没有赶上一九五七年。
洲岭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总收入是十六点五万元，每人平均一百一十七元，去年总收入是十点四万元，每人平均七十三元，今年预计总收入只有九点九万元，每人平均只有七十元。
王河生产队社员的平均收入，一九五七年是一百一十二元，去年是九十七元，今年预计只有四十四元。
象这样的生产队，也有很多。
今年，这里的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沔阳人挺喜欢吃洋姜吧！其实，这是“秘密”，是社员对付“共产风”的办法。过去这些地方种的大多是小杂粮，也有洋姜，但刮“共产风”中，小杂粮往往被没收了，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掉一点。
政策越不贯彻，群众越没有积极性，生产越搞不好，生活越发困难，生活越困难，就越刮“共产风”，互相影响，火上加油，越来越旺。
所以，只有抓住贯彻政策，彻底地处理“一平二调”，彻底地纠正生产上的瞎指挥，以及认真地解决粮食问题等等，才有可能真正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会有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公（下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