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现年71岁，我的丈夫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因参加学运被反动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重庆解放前夕，同罗文斌等同志一起越狱脱险。解放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后改为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担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劳动教养。1961年被捕，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初审，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首犯，被处死刑。上诉后，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核准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提出申诉至今已有15年。在焦急无比经年累月的盼望中，竟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张驳回申诉通知书。
这张通知书无异于又一次在政治上宣布周居正的死刑。这张通知书似乎周居正罪大恶极，铁证如山。但是，根据同周居正一起在四川筑路支队，永川茶场劳教或就业的幸存者以及和他同案被判刑、被关押的人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坚定了申诉的信心：周居正一案是在当时极“左”的错误政策指导下，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形成的冤假错案。特向最高人民法院再申诉，请依法立案复查，依法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
一、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发展魏昭加入该组织”。但是，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魏昭伙同周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通知书又认定：“魏昭提出修改组织名称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周居正与魏昭又共同商定了该集团的总路线、方针、任务和组织路线”。但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魏昭的判决书对此重要事实、情节并未认定。一个案件，法律文书叙述不同，可见事实不清楚。而且，被判处死缓的魏昭申诉称：本案完全是当时刑讯逼供，指明问供搞出来的假案。
二、通知书认定：“周居正制定了集团的组织系统，对魏昭等成员进行了任命。但是认定担任中央局书记的魏昭，至今坚持申诉称：“这完全是虚假的，是逼供信的产物”。被关押审讯的蔡异北证明：“当时审讯人员指明问供，说周居正任命他担任外交部长，占由于他守死不乱招供，幸免于难”。
三、通知书说：“上述事实有汤从才等多人检举证明”。但是，据当时劳教、就业的幸存者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某些人为了求得早日解除劳教，无中生有，虚假检举。历史已经证明：陈有为无辜判刑，蒋文场被无辜关押刑讯，是姚风起诬陷别人，骗取立功。姚凤起等人的话可信吗？而且姚是该组织的组织部长，他是同案被告，他不能成为本案的证人。
四、通知书说：“上述事实还有公安机关缴获的书证、物证为证。但是，其中所谓周居正制定的“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建设，怎能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又如：根据姚风起检举参加该集团的凭证是一张邮票，陈有为被判处徒刑12年。1982年，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确认原判事实错误，撤销原则，宣告陈有为无罪。这种所谓书证、物证，应当重新审查核实。
五、通知书引用周居正的亲笔交待，说周居正考虑用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拟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战术，打算去川东建立武装根据地，但是，根据周居正解放前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政治信仰，解放后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表现，特别是他在逆境中，给我写信（文革中被抄去）回家探亲的嘱咐，要我教育子女相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的所谓亲笔交待，不是他的真实思想，是在刑讯逼供下的胡乱招供。根据魏昭、陈有为等多人的反映，当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周居正交待的都是“考虑”、“打算”都是思想范畴的东西，并没有实际实动，是不能据以定罪的。
总之，恳请最高人民法院调集原卷，立案复查，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核实证据，澄清事实，依法再审，撤销原判，宣告周居正无罪，还他一个清白和公道。
申诉人：曾昭英（签字）2004年12月4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