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尾巴”，听起来容易，而割起来是痛的，但又是愉快的，这一点也不假。下面就谈谈我是怎样割尾巴的。
学校党委会姚力同志的报告，对我的教育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进行自我改造中必须靠自觉，尤其需要革命的决心和毅力。回顾一下过去，自己长期以来不习惯“洗澡”，身上实在又臭又脏，需要彻底清洗一下灵魂深处那些腐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扫除红专道路上的障碍，大踏步前进。当我认清了这一点以后，便展开了思想斗争。正在这时，党又伸出手来拉我。党支委找我个别谈话，了解我的思想，我大胆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坚决表示不怕痛，有勇气割掉个人主义的尾巴，在思想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支委很支持我，这时我自觉革命的劲头加强了，就立即行动，写出了初步思想检查提纲并征求党支部的意见。支部认为我抱住了西瓜，切合实际，要把我的提纲在黑板报上刊登介绍。起先我不同意，怕这些见不得人的肮脏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在全院师生员工面前，实在不体面，而且不知他们将会对我抱怎样的看法。经过思想斗争，发觉在检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过程中，新的个人主义又偷偷地在拖我的后腿了，结果是同意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同学们都对我这分检查提纲很感兴趣，看的看，抄的抄，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力量。这时我更担心起来，我想，提纲写出去了，但实际问题还没有挖出来，挖不深怎么办？支部书记老刘又亲切地帮助我说：“只要你把实际错误思想彻底暴露出来，问题就好办，至于分析批判和挖根，你自己可以多看一些文件，或者与同学多交换交换意见，老根是一定能挖出来的。”对，我决定照党的话去做，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可是在写的过程中问题又来了。例如写到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为什么会迷失方向、敌我不分、失去立场，做了右派分子的传声筒，并同情和怜悯右派分子等等，思想上原来是这么想的，但就是写不下去，老是在词句上打圈子，推敲文字，推敲到自己立场问题时，就想写立场不稳好呢，还是干脆地写失去立场好？思想上又展开了一场激战，自己问自己，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感到痛呀？自己是怎样在党的面前表示决心的？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思想，难道还要把它伪装起来吗？一想起姚力同志报告中“自觉革命”这句话，我就警惕到个人主义又在思想上作祟了。这样，我又再次打退了思想敌人的进攻。接着又碰上了新问题，在检查某些问题的时候，必然地要牵涉到某些同学，顾虑又来了，怎么办呢？思想革命，主要检查自己，把同学们牵在里面，他们会不高兴的，不但伤感情，而且对我的检查要有另外不正确的看法，如果不把同学们写进去，又不能说明问题。这时我清楚地知道这又是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但还是有顾虑、苦闷，困难在面前就是不能克服。当我把思想顾虑告诉了党支部以后，支部书记又耐心地帮助我说：“各人都要进行思想革命，要彻底，必须心情舒畅，否则就要留着尾巴。你自己原来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讲吧！只要你做得对，同学们不会有意见，而且会感谢你。”我的包袱放下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都检查出来了。但在进行分析批判挖根的时候，一连挖了两三天，就是挖不下去，思想也非常苦闷，清夜扪心自问，觉得勇气和决心倒有，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党支部和辅导员又帮助我、启发我，关心地说：“挖不出，别着急，要多看些文件，头脑发胀，就出去散散步。”我就照他们的话去做，干脆停止挖根，先看文件，如看完一本书中关于个人主义的反动性及其危害性一文后，的确对我的启发很大。个人主义所以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有它一定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地主家庭，发现自己的出身、家庭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如父母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教导我，要我好好地读书，获取资本，取得名利地位来永远保持封建家庭“书香门第”的声誉。这种反动的名利思想在我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隐藏着，并暗暗地在活动、在发展着，以致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差一点被革命的列车所抛弃。
以上这些就是我要检查过程中思想演变的主要情况。在这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解决思想问题是要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的，但是只要自己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当着斗争胜利了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的愉快。在这次思想斗争过程中，我更认识到我们党的伟大，是党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今后我一定听党的话，在党的教育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坚决克服右倾和个人主义思想，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将我的思想小结写在下面：
1．入校前的情况：我是1953年3月由部队转业到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的，起先对业务不熟悉，但自己还肯钻。后来，工作较顺利，自认为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内心滋长自满情绪，逐渐不安心专业，认为“一天到晚与数字、算盘打交道，没有意思，算盘上打不出前途，在银行里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因此总想改行升学。再看，我哥哥大学毕业，是个工程技术人员，他虽不是党员，但国家很器重他。因此就想升大学。1954年我向领导上提出要求，结果批准了。
2．由于实现了个人的升学目的，所以来校初期，思想比较安定，虽然有一些思想波动，如认为待遇低，学习紧，四年毕业出来，要变成“老太婆”，学习生活太紧张等等，但这些小波动都随时克服了。在学习上是偏重于追求分数，错误地认为只要学习上有了威信，政治上的进步和入党即不成问题。一、二年级时，考了几个“五分”，自认为群众威信有了。于是，就自以为学习有办法，目中无人，个人主义尾巴越翘越高。
3．1955年暑假“肃反”开始，我是抱着搞运动的思想，搞人家的思想，自己是没有什么可“肃”的。当同学们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错误的认为是前届支委都已退学，新选的支委对我印象不好，个别党支委有意刁难我，因此对支部不满，消极、悲观，不相信党，采取互不侵犯的态度，我也不想正这里入党了，要入党出了校门再说，总不要你们这几个当支委时入党。对团组织也是这样。于是学习上就有混的想法，过了二年毕业就算。
4．1957年暑假，“反右”开始，由于自己也有右倾思想，因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认为搞运动是支部的事，与我没关系。这次，不知谁又要倒霉。我在斗争右派时，形式上也发言，但思想上没有动，只是对运动表示一般的态度，尽可能避免嫌疑。第二次“反右”中，自己怕当右派的思想更加严重，整个运动过程中，“包袱”背得很重。
5．“双反”运动推动了我，要想转变，但没有勇气，鼓不起劲来。认为组织已经把我抛开，就是对我不相信，即使拿出劲来，组织上也看不到我的成绩，后来参加了复员建设军人大会才有所转变。其实，领导上是重视我的干劲的，如我参加勤工俭学，做了应该做的事，组织上就表扬我，同志们如亲兄弟姐妹一样关心我。
4月21日听了院党委姚力同志报告，在党团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打破了重重顾虑，扫除了自觉革命的思想障碍，取得了思想斗争的初步胜利，尝到整风的甜头。
（一）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
1．对本班右派分子张斌、卢忠兴的看法及对反右斗争的态度。第一次反右一开始，认为反右是党支部的事，我只是旁观。在揭发张斌时，我同情他，认为他出身好，是贫农，老解放区来的，思想纯洁，只不过是看问题片面而已。同时我觉得他也狂妄自大，来校后犯了些错误发了些牢骚，我想，仅仅这些就当作右派斗，组织上太不客气了。我还认为右派总要有集团、有组织，但他没有集团、组织，凭什么说他右派。在斗争过程中，他跳河伪装自杀，我想可能他是被冤枉了，受不了怨气才要自杀的，一定是党支部搞错了。思想上更进一步同情他，怜悯他。在第一次反右斗争结束时，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右派，并表示决心要听党的话，改造自己，这时我又想：你这个家伙，一下子跳河，一下子承认，自己真是不负责任，究竟怎么搞的，另外我想，右派分子是从理论高度上分析的，承认右派分子也可以。他倒底是贫农出身，能承认自己，能从理论高度上来分析，是有些阶级觉悟的。
第二次反右，我想这次不知又是谁倒霉，后来张斌又被斗，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张斌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我吃了一惊，我想：“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但是总恨不起来，批判时软弱无力，因为有些问题，如选举问题上的谬论我也有，农民生活苦方面我也是共鸣的，如果批判这些问题时，实际上等于批判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因此在批判时，我总拣一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来谈。另外，我所以要发言批判，也不是出于真正要驳倒右派，而只是表示一下态度而已，我想在运动中自己不发言，影响不好，视线会转移到我身上来。还有，我想虽然与张赋平时相处不算好也不算坏，还有几个月就毕业，客客气气算了，这是党的事情，与我无关，因此没有把他当作敌人来看待。右派分子卢忠兴与我原在一个小组，平时生活上也谈得来，对他的口才、组织能力我都很崇拜，又想，只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面情摊不开。在斗他时，思想深处也不是以敌人来看待而仍当他是同学。批判时也显得软弱无力。我批判他的“党天下”论点时，他狠狠的反击我。这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自己挨了一下打，话也讲不出来，我想：“我对你很客气，你倒这样对待我。”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训：你不恨敌人，敌人倒刻骨仇恨你。对他的“党天下”谬论，我怀疑其他同学驳斥的论点也只是从高度理论上来分析的，右派分子卢忠兴的真实思想是不是这样，我还表示怀疑。另外我想它这种思想在个别支委面前也经常暴露，但平常不帮助，运动来了批判他，支部是不是要负责。我对右派分子恨不起来，思想上极端右倾，行动上消极，除了上面讲的外，还因为第二次反右时，自己主导思想是怕当右派，因为“肃反”后我离开了党，发了牢骚，鸣放过程中放了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同学和组织都对我影响不好，我的右倾思想组织上也看得出来。因此我错误地认为：只要党认为是右派，群众起来一轰，大字报一贴，不是右派也是右派。于是一天到晚怕当右派，班里同学在写大字报，我就怕写我，打听别的同学是写谁的大字报，他不肯答复我，我怕极了，连饭也吃不下，晚上也梦见被斗而吓醒，包袱是重极了。我想如果真划我为右派，我只有承认，先扣上帽子再说。但当了右派是不堪设想的，我想：我怎能回家见父母？反正没有出头日，就自杀吧！
2．处理右派分子张斌、卢忠兴时我的看法：我认为对右派分子都应该留校察看（现在对他们处理是保留学籍，送去监督劳动了），处理上不宜过严，认为他们年青，有改造希望。对右派分子卢忠兴的处理上，我就发表了意见：应该留校察看。对张斌我未发表处理意见，因为我看风势不对，他问题较严重，又在大会上斗过，我要再发表意见，又要说我右倾了。实质上我没有领会政策，而是主张宽一点好。
3．对朱××、奚××处理与右派分子关系的看法：（朱、奚二人的男朋友都是右派分子）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奚××，劝奚与右派分子张庆环划清界限。我想，你自己的爱人是右派，自己态度也模糊，划不清界线，与右派保持爱情关系，还认为是好朋友，自己敌我不分，还要学时髦，假进步。事实上，朱××写这封信也是经过斗争的，而我把人家看得一成不变。奚××是我的好朋友，这样写她，我当然很不高兴。奚××还为此事来找我，我说：“你思想上与他划清界线，有什么事实帮助揭发他”她说：“我与他关系怎么办？”我说：“右派也没有什么可爱。”但我后面拖了一句：“现在你主要问题是揭发他，不要过多考虑你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并以电影“生活的一课”为例，说明对有缺点的人还是要进行帮助。事实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爱情上仍旧保持关系，不过没有讲出口罢了。我在思想上是爱情至上观点，缺乏阶级观点，又感到她过去“肃反”时在爱情问题上受了刺激，现在又受刺激，因此更同情她。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对右派本质认识不足，这与自己的右倾是分不开的。
4．对大字报的态度：为了奚××的事情，三班里写了一张大字报：“参谋长寒竹”，意思是说我做奚的参谋，叫奚与右派分子张庆环保持关系，我很不服气，认为我不在你们班里，你们凭什么来主观分析一套。况且我仅是思想活动，话也没有讲出来，你们怎么乱扯，是打击我，污蔑我，我认为我没有讲过什么不对的话，因此他们写我大字报是不合情理的。后来经过团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触动了我的真实思想，使我认识到我自己很不对，我还得感谢三班的同学对我的帮助。同时，也深感大字报力量的确很大，它击中了我的思想深处。
总之我在反右斗争中，右倾思想是严重的，口头上虽然也说，右派是敌人，但自己恨不起来，关键还是个立场问题，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后又没有积极改造自己，反而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泛滥，对党疏远，与组织分离，因此在这种紧要关头，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对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二）错误言论：
1．对选举问题的看法：我觉得班内选举，表面民主，内部统一。“肃反”后团支委落选，我感到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了，党组织也不信任我，一切就算了。但在“肃反”后，我又被选为班委，我想，你们怎么搞的？又要捧我又要打击我，你们既不相信我干吗又来这一套。既然相信我为什么“肃反”时要批判我，好吧！你们叫我担任就担任，你们党支部要考验我，就给你们考验吧！同时，有一同学对我说：“王××是党员，在男同学中威信不高，学习吊而郎当，为了保持党员的威信，就把他选上了班委。”我就更以为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于是我在鸣放中就说：你们党支部是表面民主，内部统一。事实上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党的统一领导，与民主没有矛盾。事实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扬民主。我的怀疑是自己不相信组织、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从而引伸出对选举不正确的看法。这种错误意见，形成后果是与右派共鸣，配合了右派言论，做了右派的传声筒。
2．在“肃反”过程中对党支部的看法：我认为党支部包庇党员，特别是蒋××的自由主义与我差不多，甚至还严重些，而我受批判，他不受批判。我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这是由于自己思想上不服气所致。事实上党的原则性是很强的，据我所知，党内是对蒋××展开批评的。奚×ד肃反”时在班内受批评，她也不服气说不符事实，我说：“可以向团委反映，如果解决不了我来给你写信给‘中国青年’好了。”事实上，奚××并没有被审查错了，她自己也说：“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实事求是，我很感激党。”
（三）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我对同学的批评，一贯抱对抗的态度，对有些同学的批评，我认为连考虑的价值也没有。如郑汉卿在“肃反”中提了我很多意见。我认为她干巴巴的，专门挑剔人家，表现自己。把人家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对邱金娥，以前与她很好，她在“肃反”中对我提了意见，我很不服气。我想，有些话，因为我们二人要好才讲的，而你何必在“肃反”中不顾情面，一齐都给我倒出来。因此我就逃避群众，特别在女同学中，我一个也看不顺眼。我借口有病，挑了一间房子独住。很明显，这没有别的，主要是思想病，想采取逃避的办法，这就是我坚决不接受党与群众的批评教育和监督的表现。
对我意见多的，我就在小组会上啃她一下。例如，在评优等生过程中，我大谈程晶的缺点，并且尽量夸大，存心啃她一下。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也不反映给组织。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总之我没有理解批评是治病，正是一种同志间最崇高友谊的表现。
我对人家有意见当面不提，背后就讲，看到人家缺点，我就抱笑笑的态度。如程晶，我觉得她很自私，很渺小，但看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也不提。这种自由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别人没有帮助，而且破坏了同志间的团桔。
（四）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肃反”后我对组织采取决裂的态度，我对党支部的态度看法，具体体现在几个支委身上，特别对支书老刘，我感到他对我不信任，一脚踢开，他的看法在支部中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一辈子也入不了党，要翻翻身、透透气是不可能的。我看不惯他的那付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作风，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这种人不喜欢，只喜欢一些不声不响的人。我对个别同学的入党也有意见，认为党支部凭什么发展他入党？还不是凭老刘对他印象好，没有原则。
1958年4月开预备党员转正会时，支部邀我参加，开始时推说要看病，不想参加，但是这次大会上支部对转正同志的处理给我教育很大。例如，对丁××的转正问题，我觉得党坚持了原则，因为丁对家庭界线划不清，隐瞒成份，党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这里充分体现党的集体领导，从而改变了我过去对党支部书记老刘的错误看法。
“双反”中起初我认为组织把我老丢在一边，我想，算了，随你们吧！反正快毕业，要各走东西了，但是以后我有了些转变，组织上对我的进步还是抱欢迎的态度。在我进行思想检查时，我遇到了困难，党就给我支持，启发我，帮助我打消顾虑，并具体帮助我分析批判，提高对问题的认识。
对团组织过去也是不信任，认为“萝卜头干部”，革命的饭没有吃过，自己连是非也分不清，你们帮助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说明，脱离了组织我是很危险的。
（五）个人英雄主义：
第一学期考了二个“五分”，第二学期是四个“五分”，就自满起来了。我想人家每天捧了讲义，考试时还是三分、四分，我就认为人家学习都是不行的。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是在嚣张，把学习成绩作为进步的资本。当时党支书经常帮助我，于是我认为党组织很重视我，就冲昏了头脑。叫我担任团支委工作，更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了不起，突出地表现在排演“黄继光”一戏时，文娱委员程×开始时没有抓，我就自己抓，想在一切工作中表现一番给党看看，这样就可以钻进党内。后来看到我抓了，文娱委员还是不肯负责。我就向党支部反映人家如何不负责，实质上是在变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后来这个戏得到好评，我想党应该看到这是我的成绩。于是更嚣张。对团内各支委是互相竞争，大家思想上害怕你先入党，我先入党，闹不团结，于是团支部工作当然搞得不好。“肃反”后受批评，个人英雄主义打下去了，于是什么也不想了，革命的干劲也没有了，上课思想不集中，下午看电影，工作不想搞。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
上述一切说明，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但很严重，而且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右倾思想。这种思想使我与组织对立，在某些问题上与右派分子共鸣，敌我界线不清，立场不稳。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个人的进步，而且已经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例如，我对党支部的对立态度、对选举问题上的谬论以及在反右斗争中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都直接助长了右派分子的嚣张，阻碍了我班和其他班反右斗争的开展。如果不是党及时的挽救了我，其危害势必更大。
为什么我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除了自己的认识水平不够以外，最主要的是没有改变原来的立场。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这对我的影响很深，从各方面给我灌输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人生观。父亲经常说：“旧社会里女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是不容易的，我的责任是培养你们入大学，读书是资本，有了资本就会有立足之处”。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常说要我继承“书香门第”的传统（实质上是继承剥削阶级的思想）。我外婆家很穷，因此母亲受父亲的气，她常教育我要为她争口气。哥哥是大学毕业，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平淡是不行的，总要有套本领才能吃得开。这一切都培养了我一切为个人而奋斗的思想，也形成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认为是20世纪的花木兰，天生的英雄，女性的先锋。参加革命以后，我常这样想，在旧社会里，妇女没有地位，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妇女也翻了身，男同志能做的事，妇女也能干。这种思想支配了我的行动，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在看来，积极的为革命工作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我的出发点是为了表现自己。正因为存在着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所以每当有了成绩时，就经不起表扬，一表扬更觉得自己了不起，就飘飘然浮起来了；每当有了缺点和错误受到批评时，就不虚心，有反感，甚至拒绝别人的帮助，脱离组织，脱离群众。这样怎能不犯错误呢！
其次，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一帆风顺，工作也是从干部当起，领导上对我也很信任和培养，但自己没有正确的对待这一切，反而冲昏了头脑，内心滋长自满情绪，认为自己虽出身于白色（地主）家庭，但现在自己已成为“红色”的了，因此忘了时自己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对自己的错误老是采取原谅的态度，强调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只能慢慢来。实质上，这种指导思想是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缺乏自觉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我，受家庭的教育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彻底进行改造，叛变本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其结果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李世农的反党事件告诉我们，他们一贯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确立和巩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不管他们的地位多高，党龄多长，总会离开党，最后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第三，学习理论没有很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从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学习，也就是说，教条主义的学习理论，以此夸耀自己，充当一个冒牌的马列主义者，在思想实质上，是把学习理论当作政治资本，而根本没有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自己的思想密切的联系起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自己的思想。既然自己的剥削阶级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毒瘤就会越长越大，从而犯更大的错误。
通过这次检查，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成为向红专跃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但我有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挖掉这条祸根，大踏步的前进。
来源：中共华东政法学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自觉革命奔向红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