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齐民友同志在教育思想上犯了错误。同志们起初批评他的时候，我还想不通，非常同情他，的确有替他抱不平的感觉，认为同志们在吹毛求疵。经过这些时同志们对我的揭发与批评以及自己的思想斗争，现在我才明白了我过去究竟走的是哪一条道路，究竟是在替谁说话。我今天特向全系师生检讨我过去的思想及言行。我的检讨分四段，第一段谈我原来对数学的看法，也就是同志们替我总结出来的圈子论。第二段是想谈一谈，经过同志们的批判及自己思想斗争后现在的认识，来分析一下数学圈子的看法实质上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三段谈一下我认识转变的过程。第四段谈我的思想根源。
首先，谈我原来对数学的看法。原先我把数学看得很死，也就是把它的范围了解得很窄，也正如这次同志们批判我的圈子论。的确，我是把数学划了一个圈子，而且在圈子里面我又主观地划了一些小圈子，例如代数、几何、分析等等都各有一个小圈子。由于圈子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印象根深蒂固，而且由于我主观地认为彼此是绝缘的，于是就拿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样样都懂，只能精通一门为论据，强调必须社会分工。思想上认为门门懂等于样样糟。环绕着分工的论点，就尽量地替分工找论据，说数学是概念化形象化的东西，它比较特殊，与其他的自然科学不同，它是逻辑推理的科学，所以学数学的人就是搞理论。后来，教师们辩论下工厂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青年同志们坚决要下工厂，于是我急了，认为这样搞会搞乱的，会搞糟的，从未听说过学数学的要下工厂，因此说这些青年同志们不务正业，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并认为他们是随便地在改行，于是说改行是犯罪的。当时李国平同志是赞成下工厂的，而我的思想上认为李国平同志光喊政治口号，只知道在系里放火，不考虑结局。后来同学们敲锣打鼓到系里来要求下工厂，我认为同学只是一股热情的盲动，心里非常着急，认为无法控制了，并对齐民友同志说：“党委还不出来讲话，结果会弄出偏差来的。”总之，我的这些思想和言行都是由于分工。为什么要分工？也就是由于我对数学有圈子的看法。也正因为我受了圈子的限制，所以我主观地认为数学系对物理可学也可以不学，故在辩论当中我是坚决主张取消物理课。
现在，我再来谈一谈上面我这些思想和言行的实质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圈子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然，我现在的认识是经过同志们这些时来狠狠地批判以及我思想上由苦闷烦恼而斗争后所获得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帮助，抚今思昔不寒而栗。好险啊，差一点点就执迷不悟。我们大家都不否认数学是起源于生产实践。数学既然起源于生产实践，为什么又脱离了生产实践呢？这显然不是数学本身的愿望，而是过去人为的结果。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所谓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之别，我思想上也就接受了。所谓数学特殊，它是概念化形象化的东两，它是逻辑推理的科学，这样一说，所有其他的科学就用不着逻辑推理了，这实质上无异是承认只有数学才是科学，别的都不是科学了。逻辑推理仅仅是人们思惟的过程，我并不否认逻辑推理的必要，但思惟起源于什么呢？思惟起源于客观存在，也就是起源于生产实践。若生产实践这个客观不存在，那么怎样去思惟呢？这不是思惟，而是胡思乱想。按照我原来的说法和想法，就是去掉了头（即去掉了生产实践）而光搞理论，而搞理论的目的又是为理论而理论，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这又是去掉了尾。总之我是把头尾都割断了，只拿中间一段作数学的圈子，这实质上岂不是承认了数学是唯有天才才能搞的东西吗？本质上与英国的唯心的数理哲学家罗素对数学的看法并无两样，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由于自己限在圈子的范围内，就主张分工，但实质上分工只分得搞理论，分得的东西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分得的东西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家。数学起源于生产实践，搞理论只不过是人们的认识过程，而认识为的是更好地说明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很好的回到实践，为生产服务。然而按照我的分工的说法，那才是分得四分五裂，这才不是正路，也就是拿我的话来答复我，我搞的才是不务正业，这是资产阶级欣赏的办法。当然，我并不否认社会上要分工。但是要明确的是，一种是因生产的社会需要而起源于生产的社会分工（例如工业、农业、手工业等），还有一种是起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人为的分离，我却把二者混为一谈，并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人为的分离当作必然的社会分工对待，这实质上是认为理论至上，脑力劳动至上，体力劳动是卑下的。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资产阶级辩护，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看得不合，就说不务正业，东打一拳西踢一脚。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以说改行就是犯罪，并且要坚决取消物理课。当然，象我这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问题，党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需要。现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是要我们学以致用，而我用资产阶级社会里治学的办法来搞学以不致用，学的目的为欣赏，这说明我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愿打破资产阶级的阵地，也就是我的教育思想过去是坚决地走资产阶级的道路，与党要我们走的道路是针锋相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盲动，群众不懂理论，会出偏差，不信任党的号召，这实质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现在再回想一下，结果是谁出了偏差呢？全校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只有数学系最落后，这个事实说明了是党出了偏差呢？还是我不执行党的政策出了偏差呢？这不仅是偏差不偏差的问题，而是我犯了罪的问题，因为数学系在教学改革中落在最后，不是我要负很大责任吗？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原因就在这里。当然，经过党对我细心的教育，同志们对我热情的帮助，我现在头脑清醒过来了。
其次，我就想谈一谈我认识转变的过程。原先，因为我想不通，我尽量找根据与别人辩驳。我曾经用下面的一段话去驳别人，我说：“有些同志说，有些苏联数学工作者能懂得弹性力学，什么学，什么学，所以他们能够联系实际，不象我们光为理论而理论。然而这究竟还是说明了数学这个东西是不能联系实际的，它是间接而又间接的。那些苏联数学工作者之所以能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学什么学，光数学还是不行的。”同志们对我这种说法虽未驳我，但我思想上这些时波动得很厉害。我虽然用这样话驳了别人，但随时又在想这句话的道理，后来觉察到，到底现在我们讨论问题，是讨论数学这个死东西呢？还是讨论数学工作者这个活的人走什么路的问题呢？由这里我想到主要是讨论数学工作者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是否走资产阶级学者所走的路呢？即光搞理论，什么也不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起不起作用一概不理。这是一条路。还是改向，走党现在提出来的道路呢？即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需要贡献自己的努力。很明显，我们现在要走后一条道路，前一条路是为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后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又想：数学究竟能不能为生产服务？如不能，那末即使人愿望如此，要走联系实际的道路，那又怎能走呢？经过了反复思索，认识到所谓科学不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除此以外，就是哲学。自然科学是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即生产实践的产物，而社会科学从阶级斗争的产物。数学属自然科学范围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既如此，它就是生产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就自然而然地能为生产服务。过去所以使某些人对数学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是资产阶级学者人为的，非数学本身发展之道，因为实践——理论——再实践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实践——理论——理论或者其他的公式都是错误的。我这种认识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及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逐渐获得的。
最后，来谈一下我的思想根源。思想根源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客观的有两点，一是家庭根源，二是社会根源。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汉口经营大米商，家庭生活优裕。而且我小时候又有祖母对我的溺爱，居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从小有公子哥儿的习气，好闲情逸致。后来读数学也就中了前人（资产阶级学者）治学方法的毒，觉得这种治学方法与我的思想一致，用不着到处奔波，只消坐在房子里闲情逸致欣赏欣赏就够了，所以当然谈不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因为自己过的是剥削阶级的生活。其次就是社会根源。仔细检查是三位数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一位是我读高中时的数学老师。这位先生公子哥儿气很深，名士派，因书教得好，我喜欢他并怕他，结果就尊敬他，因此他的思想言行对找影响较深，他是闭门只读数学书，天塌下也不管，这样就越发助长我的书呆气。第二、三个人是北京师大的傅积孙及武大的萧君绛，这两位先生都是宣传对数学唯心的看法，加上我在高中时对数学发生兴趣而进了大学又很尊敬这两位先生，所以无形中中了他们的毒，例如萧君绛先生常对我说读数学是有福的人这类话。除了家庭根源与社会根源这两个客观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有我主观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几年来，我以为每次运动那没有涉及到我，因此主观上自己就放弃了思想改造的要求。自己以为政治上没有问题，跟着党走就够了，不是自觉的思索问题，考虑问题。几年来仅仅停留在对党的认识是感性的阶段，党说了就算是，不仔细思索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党要如此。这次党提出了四结合的教育方针政策，我开始没不认识到这是文化革命的教育方针政策，所以一开始我就认为在数学系只要搞两个结合，一是政治与业务结合，二是师生结合，认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非数学系的事。从这样的思想出发才犯了上述的一些错误，使得系的工作这次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完全是我没有自觉地要求自我思想改造的结果，也就以为只要跟着党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正由于不自觉，加上自己感情的脆弱，自尊感很强，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时就又感到自卑，于是正当同志们批判时，自己思想上联想到1952年思想改造时某某先生的情况就觉得在系里今后领导不起来了，恰好这时有同志批判我说自己不觉悟今后怎能领导系的工作呢？于是在这刹那之间，脑子里呈现了一个暗影，觉得自己思想太落后于形势了，领导不起来了，大家也不信任了，自卑与自尊两种感情夹杂着，觉得等到撤职或有人劝我辞职就越发不光彩了，不如自己先表明一下态度听从组织考虑。这种思想感情的脆弱也正说明我的不自觉，不认识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正是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正是要我很好站起来，今后更好地来领导系里工作，而去从个人得失方面考虑得多。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识到数学系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受到很大的损失，齐民友同志的错误固然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我在这次运动中对他说些与党的思想对抗的言论，我的错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齐民友同志的党性不强，迁就我而不批判我固由他负责，而我主观上放弃思想改造，这责任就由我负。党和人民信任我，给我重任，结果我背道而驰，我现在感到痛心，使系里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问题的严重并不只在我个人的问题，主要是在影响后辈，使他们在思想上中毒。感谢党及时教育我，等待我的觉悟，感谢同志们热情的帮助和鼓舞，使我清醒过来，没有愈陷愈深。我今后只有下定决心加强自觉的思想改造，更好地贡献我的一切，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奋斗。
来源：《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前进--武汉大学的教育大革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湖北馆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