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下旬，洲头乡鸠甫农业社党分支书记俞龙山(非正式劳动农民出身，其兄俞龙时系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刑，因而对党不满)，乘乡、社主要干部去县开会之际，勾结村治安员汪澄(系地主出身的流氓分子，其堂兄是伪乡长，已被枪决，因而心怀不轨)，假借以制止小偷偷窃为名，开办小偷集训班，先后集训了十六人(其中临时抓来××的三人)，历时二十三天。被集训的人员中，有贫农十名、中农三名、地主二名、富农一名；年龄十八岁以下的五人，最小的十一岁，最大的六十三岁。
集训方法极其残酷，尤其对待贫农和土改、镇反中的积极分子的手段更为恶毒。他们对集训的人员，白天强迫劳动，晚上集体睡觉，每天只准吃稀饭。他们还私立公堂，严刑拷打，采用老鹰扑鸡、四肢捆缚、高空悬吊，以及用小刀、刺刀、竹刀、竹×、捆棒、罗绳、铅丝、铁索等刑具进行吊打，刑审逼供。由汪澄设计坦白交代登记进行审问，社卫生保健员金国平(其叔父金品昂系反动地主，一九五一年三月被判刑七年，同年八月畏罪吞金自杀；其父一九五一年诬告干部被逮捕法办，判刑一年，因他对党心怀私恨)，负责记录并兼管伙食。被集训的十六人中，受悬梁吊空、老鹰扑鸡、乱棒毒打的六人，戴上手铐脚镣的二人，被吊打得大小便撒在裤上的二人；其中轻伤四人，重伤致死的一人，折磨致病的一人。
被害最严重的是土改时曾积极向地主开展斗争的贫农郑仙花。郑的丈夫已去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不到二岁，家里生活贫困，但从不贪人家便宜。其女李妙红，十一岁，年幼无知，曾偷社管理委员李维林(党员)家苞罗三蒲，被郑发觉后，当即批评其女，并亲自将三蒲苞罗送还李家，向李道了歉。而李竟抓住不放，当即拖郑在苞罗前罚跪半天。集训班成立后，郑又被以“教子女偷东西”的罪名送去集训。当时由汪澄动手捆缚，李维林在楼上拴绳，将郑悬吊在梁上，然后叫民兵俞汉宾等七人轮流进行毒打。从吃晚饭吊到半夜，郑多次要求解大小便也不准，结果大小便拉在裤上。民兵俞汉宾、俞定根、俞铁牛等人嫌臭，又先后将郑拖至牛栏里、祠堂里吊着，致使郑右臂、胸口受伤，双脚发肿，至今未愈。郑被吊打的当天晚上，家中只留着一岁和五岁的二个小孩无人照管。
郑的十一岁女儿李妙红，被李维林、俞龙山、汪澄等人用铅丝缚住四肢关起来，开始吊得较宽，该女孩先后脱逃四次都被抓回毒打，最后一次用老虎钳绞紧粗铁将其四肢捆绑，轮番进行毒打。该女孩被打得遍体麟伤，大便闭塞，小便不能控制，全身×臭，阴道流出三根血带。此时，汪澄见状不妙向俞龙山报告，俞竟毫不在乎地说：“××是吃苞罗发涨，不要紧的”。后来情况更加严重，才叫其母郑仙花带回，经郑再三哀求，才准解开脚镣，但不准解开手铐。领回第三天晚上李妙红就死了，死时手上还缚着铅丝。郑仙花的二个儿子也曾被悬梁毒打过，大儿子李百荣被吊打二次，右手受伤，××李安法被捆绑折磨得昏倒数次。他们并数次提出要将郑仙花全家赶往安徽省去，因遭到他社干反对未达目的。
贫农俞林海的儿子俞生浩，现年十二岁，因拾了二十五颗山核桃，被罚了二十五颗工分，一元钱。后又被俞龙山抓到集训班里，用刺刀毒打，并指使民兵将其拖出假枪毙，进行威吓。俞生浩被折磨得大便拉满裤子，他们就将其裤子脱掉悬在梁上毒打，×致脚被打伤出血。俞林海的女儿俞红娥，也被诬为偷东西而拉进“集训”。当时俞林海的妻子生病，家中无人烧饭、带孩子，俞只得自己跑到集训班来顶替女儿坐牢一夜。×女儿未回集训班，就不让俞返家，直到其子赶来说俞妻病重得昏过去了才准偷返家。
中农俞少君，其妻受汪澄勾引通奸，汪企图长期占有俞妻，就借“该人思想落后要改造”为名，将俞抓来集训，并将俞父送到教养队。俞被关在集训班中不给吃饭，不准睡觉，折磨致病，又不给水喝，他只得用破碗接屋管水充饥解渴。
中农陈君也遭受严刑逼供。开始时，金国平用刀打陈面部，继而汪澄、金国平、陈君悬梁吊打，并威吓说：“如果交代不出，永世不让回家”。陈熬受不过，被迫承认已被捏造好的材料。俞龙山看了洋洋得意地说：“人真犯贱，不吊不讲，吊了坦白这么多。”陈因被折磨过重，右手受重伤，已花医药费近十元，至今未愈。
他们进行这些罪恶活动，生怕泄露出去，就在集训班大门口贴了一张“谢绝参观，不得停留”的条子，路过的人虽时闻屋内的呼号声，也不敢向里探望。有些群众就私下议论纷纷，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有些社干部也不敢向上反映情况，一度造成人心惶惶，干群思想十分混乱。
在这件事件发生以前，该社也以俞龙山等人为首举办过所谓“教养队”。在四季豆成熟期间，李维林曾以抓小偷为名，毒打过郑仙花之子李安法，当时社长许栋梁不但不以制止，反而在大会上宣称：“对小偷看到就要打，什么地方偷就吊在什么地方”。因而该社六——九月份不断发生吊人、打人现象。乡里知道这些情况也制止不力。这次事件发展到积端严重时，社长许栋梁曾写信给副乡长王明德，说：“社里办了集训班，李安法、李妙红快被打死了，要求乡里速派人来解决，否则自己责任担当不起”等等。王明德见信后，丢在一边置之不理。许未见派人来处理，又写信给乡总支书记胡干云，胡阅读信后，只叫邮电员带个口信说：“不准打、不准吊”。直到县委发觉了这一情况后，指派公安局干部邵振朝、乡长邵树火前去释放，继之又派了检查组先后作了三次调查，认为这是一个由于组织不纯，阶级异己分子、世仇分子和坏分子趁机反攻复辟，加上某些干部的革命警惕性不高，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缺乏深入检查和有力制止，因而造成伤害人命的沉痛事件。
县委认为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反攻复辟和打击报复活动，××××包含着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理过程中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经过放鸣辩论，×××是非界限，严厉打击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的不法行为，并且由组织部副部长、监察院书记、法院院长等七人组织专案工作组，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结果如下：
村治安员汪澄，男，二十九岁，漏划地主，解放前不劳动，曾随其堂兄汪翰(伪乡长、××地主，已枪决)一起生活，至一九五零年分家。后参加我县大队工作，于一九五六年失业回家，不积极劳动，争工分，对社里生产不负责任，给社看管的二条耕牛，一条××死，一条被老虎所食，至今未作赔偿，社员极为不满。由于堂兄被我镇压，汪心怀恨，趁此机会对我基本群众——贫农进行残酷迫害。在办集训期间，汪亲自悬空吊打了六人，其中一人致死，三人受重伤。汪还指使金国平限紧口粮，不准被集训的人吃干饭，强押他们服劳动苦役。该人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决予逮捕法办(已捕)。
党分支书记俞龙山，男，二十八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贯不劳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其兄俞龙时是反革命分子，曾任国民党昌化县党部佐理员，于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我判刑二年，双方关系相当密切，因而心怀不满，是本事件的主谋者。俞与汪澄密商策划这一事件，亲自吊打三人，其中李妙红即由其亲自加铐并与汪澄一起毒打致死。汪还与李维林一伙企图用赶走方法迫害郑仙花一家。该人犯罪情节极为严重，决定开除其党籍，依法惩办(已捕)。
卫生保健员金国平，男，二十五岁，中农。其父金华源，土改时曾诬告我干部而被逮捕法办，其叔父金品昂是反动地主、伪乡长，土改时吞金自杀，为此怀恨在心。在办集训期间，金接受俞龙山、汪澄的指使，并蓄意为其父、叔报仇。如在审问陈君时说：“你为什么在土改时斗争我父亲、阿叔这样积极？”金是吊人打人最凶恶的一人，参加打死的一人，打伤的二人，并对被集训的人限紧口粮。该人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决予逮捕法办(已捕)。
上述罪犯在办集训期间，一面叫社内日夜记工分，一面要被集训的人交纳灯油费用(已收十元)，以此敲诈勒索。
管理委员李维林，共产党员，意气用事，迫害吊打郑仙花及其子女四人，参加毒打十一岁女孩李妙红致死，并积极策划要把郑仙花一家赶去安徽省。据此，应予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乡总支书记胡干云，接到社长许栋梁来信反映情况，知道此事而未引起足够重视，只叫邮电员带个口信了事。李妙红死后又未及时前往调查处理，事隔十一天才派人把被关押的人释放，对死者家属和受伤者也未进行抚恤慰问。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应作深刻检讨，并酌予纪律处分。
社长许栋梁，在办集训前后有错误言论，但在研究决定集训人员时不在场，也未参加吊打。问题发展到严重时，许曾二次写信向乡领导反映，目前工作也较积极。据此，(下缺)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各省市、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文件汇编(1959)”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