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卿 ，男，33岁，山东省，馆陶县人，中农成分，农民出身，1943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历任工作员、秘书、付区长、区委付书记、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付书记、县委第一书记。
王汉卿自参加工作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但由于他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极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改造，并且不断滋长和发展，因而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王汉卿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不管群众死活，不顾党的指挥，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隐瞒去冬今春其在粮食工作上所犯的重大错误，企图逃避罪过。去年11月间，群众缺粮断炊，人口外流，疫情病蔓延时，县委常委于本月29日在上石桥公社南司管理区召开县常委会议，研究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据会上统计，上石桥全公社共死3612人，其中双铺一个管理区死1120人。王为了达到隐瞒错误的目的，当场指责说：“死人不会那么多。”并质问“是否都亲眼看到过，男多少，女多少。”会后又叫办公室上报2200人，少报1412人。12月10日正是全县食堂停伙、死人严重的时候，县委又在上石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据（此处疑缺一“说”字－编者注）上石桥全社已死7000多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严重，并提出迅速在电话上向地委报告，或去人要粮，不能再顶下去。王汉卿却无动于衷的说：“再顶他十天。”会后王汉卿向地委反映了一般情况，要粮和死人的严重情况都未提。特别严重的是1960年元月，为了澄清死人数字，政法部门进行了人口调查，当时统计59年全县死掉27000多人，并上报了专公安处（上报时县委不知道）王知道后，为了再次隐瞒错误，把法院院长李相贤同志叫去大训一顿说：“谁叫你们报的，胡啰啰，我县正常死亡□至7000人，加上疫情死亡2至3千人，合计不能超过一万人，叫他们亲自审查。”结果各公社党委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将27000多人，压缩到11000人，经王批准报专（因县委没签字，专里不收，将原材料退回），后有公安局陈新付同志持表让其签字时，他又批示按9000人上报，经说明此表已经报专，不能压缩时，王才无奈签字同意按11000人上报。
王汉卿对上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隐瞒错误还表现在其他问题上。去年3月钟铺公社，观庙大队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中央派李处长前往检查时，他无中生有的汇报说：“观庙死人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观庙粮店每天还有2－3百斤粮食上市。”去年10月19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因反右被斗争的干部占到会总人数的21%，王怕上级发觉追查责任，只叫按9.4上报。更为错误的是，同年12月因监狱死人，公安局长王志刚同志去请示，死人数字上报不上报，王汉卿说：“有病能不叫他死吗？不准上报。”当监狱死人越来越严重时，王志刚同志又去请示“上报不上报”，这时王汉卿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三不报，即：没有判刑死了的不报，快死了抬出来死的不报，走在路上死的不报。结果按照王的指示，监狱去冬今春共死279人，只上报了120人，少报159人。
王汉卿同志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还表现在浮夸作风上。1958年超英人民公社建立时，全社只有1500个工厂，他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虚夸为6000个工厂，水稻实际每亩产量800斤，他虚报为2700斤，骗取了荣誉。
社员吴华周说：“没有一万斤”时，他当即将吴扣上“破坏人民公社，破坏大跃进，破坏县委威信”的罪名，并在群众会上对吴进行了辩论。同年在何店工作时，带着与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女干部张光学，背着照相机，游山逛景，社员李世芳对他俩批评说：“活象一对二流子”，王听到后，就指使生产队长王□成了解她的历史，辩论她，结果李世芳除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被批评外，还专门召开40多人的团员大会进行辩论（李系共青团员）。1959年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外，农场场长赵汝诚同志批评王“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当即被王顶了回去，并说：“赵是怀疑派”，“右倾思想”，“与右派上呼下应”，当场将赵进行斗争。1959年3月钟铺公社军人徐学付同志回来探家时，两次向国务院周总理打电报反映观庙大队食堂停伙和饿死人的真实情况，王汉卿不但扣压电报还电示该乡党委第一书记余重禹同志将徐学付扣压送县，但因徐学付已走，未能达到王的目的。后地委检查组批评他扣压电报是限制通讯自由时，他也不承认错误的说：“只有他通信自由，没有他通电自由。”并说：“徐学付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此案地委已作处理）。更为严重的是，去冬今春正值农村食堂停伙、死人严重的时候，县人委下放干部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写信反映钟铺公社铜山大队真实情况，王受到地委电话追问后，即怀恨于朱，并指派县长熊满银同志，前去调查朱的“材料”后又借朱有“右倾”有“贪污”行为，在县人委机关干部大会上将朱斗争两次。
王汉卿对下级干部、群众如此，而且对同级干部也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1958年商城土法炼钢现场会议上，张昆山书记如实地向地委路书记汇报：“达权公社每天能出250吨铁木炭一年也烧不完。”后王汉卿假报情况欺骗领导说：“达权店木炭没有了。”在王受到地委路书记的批评后，对张心怀不满，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拍桌子、动板凳污蔑张昆山同志斤和吨分不开，把斤当成吨报，并说：“达权店木炭你说一年也烧不完，从今后你每天给我2吨铁，少一吨给我写个检讨来”，又自居的说：“我是县委第一书记，你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听我70%，听你30%，你勤讲了。”又如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同志，因平时在县委会议上坚持真理，常与王汉卿发表不同意见，遭到王汉卿的不满和歧视。去年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时，王拉拢昆山同志说：“今年我县栽秧迟了半月（栽秧时王在汉口治病，县主要工作由张念仲同志负责），张念仲在粮食工作上有右倾，到上石桥后，征购任务年年完不成。企图划张右倾。但由于张昆山同志坚持原则，王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王汉卿□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使许多干部不敢与他接近，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党的团结。
1959年11月份，全县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疫情发生和死人严重的时候，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委员、部长、部分干部、群众，曾多次向王反映情况；但王对这种极端严重的情况，则置若网（应为“罔”－编者注），不于（应为“予”－编者注）理采（应为“睬”－编者注），甚至对反映情况的同志采取批评、指责、训斥和仇视的态度。去年10月初县委农工部付部长曾厚仁同志和中央下放干部董如江同志将卜店大队支书芦永明同志反映峡口大队一天就死40多人的情况向王汇报时，不仅没有引起王的丝毫注意，反而骂道：“那小子是反右漏网的，思想坏的很，是个坏分子，你们怎么听他的反映呢？”由于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峡口大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死掉1100多人。去年11月份县委书记处书记张昆山同志和上石桥公社党委书记王国卿向他汇报上石桥有实际问题，生活安排不下去，征购任务完不成时，他批评、指责说：“你们上石桥党委值得考虑，准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很好审查。”去年11月份张昆山同志与商业局党委书记姚秉衡同志，先后向其汇报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回龙两个大队病63人，已死10人和双铺大队死370多人时，他不仅聚精会神的看“小说”，对这个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不加□□，而且毫无人性的说：“死人是常见的事，不要大惊小怪，中国人这么多，不死往哪里堆呀！”1959年12月份检察院检察长焦希明同志向他汇报上石桥公社路上死了五个人没人埋，想请他想个办法，他却说：“想啥办法，谁能拦住不叫他死。”59年冬县长熊满银同志王反映何店公社青山大队食堂□□半个月和死人情况时，他不断不设法解决，反而严厉批评说：“关于粮食问题，我早就察觉了你有右倾，你的观点有毛病，57年你就扎下了根子，你是站在富裕农民立场上，要好好给我写检讨。”1960年元月张昆山同志由上石桥公社回县途中发现何店公社路上死人没埋，回去向王汇报后，王却严厉批评、指责的说：“你扯蛋，多管闲事，你搞的怪好吗？”其他有不少同志向他反映食堂停伙和死人情况时，得到的回答都是：“立场观点有问题”，“老□烦”，“要粮干部”，“有右倾思想的人是办不好事”，“要粮食就不能要党员，要党员就不能要粮食”，甚至说：“有病给他治，死了抬去埋掉”，“死了就死了，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又能节约五百斤粮食。”对于地委多次转来的反映食堂停伙和死人问题的人民来信，王汉卿都咒骂为“现在告阴状的人不少”，将人民来信束之高阁，根本不加理采。特别严重的是去年12月份，许多社员因生活所迫，流入城关一些社员，把自己的儿女到处遗弃时，其不但仍不下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反而给这些群众扣上“思想问题”，“富裕农民破坏”，“两条道路斗争”，“敌人操纵”的罪名。城关镇委付书记戴云霞同志向他汇报四次关于大街上乱扔小孩的情况，他不设法解决，反而指使“注意抓住扔小孩的大人，进行处理！”后抓住两个扔小孩的群众，都被王责令送进了监狱，五天时间死了一人。在他这种错误的指使下，城关镇收容的78个小孩中就死去了13名。对于流入城市的群众，王分配3000人的收容任务，送水库劳动，并指令政法部门“一次不行，再次，大胆的干”，结果迫使政法部门，从去年12月8日至今年2月29日，以“围剿”的办法，将进城买东西的人和路人的行人计有2197人，全部看守起来，进行审讯后，除将老弱、小孩强制遣返回乡外，其余全部送水库强制劳动，在收容的过程中死了17人，被送水库劳动的748人中因身体病弱和生活不好又造成死亡35人的严重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王汉卿面对上述事实，仍不顾广大群众的生死存亡，固执的坚持反瞒产斗争，并亲自于12月份先后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召开反瞒产万人大会和在长竹园公社召开全县以反瞒产来安排社员生活的现场会，大搞反瞒产运动。在燎原大队召开的反瞒产万人大会上，住队干部王玉珍同志曾向他汇报说：“燎原大队没有粮食了，食堂停伙了，死人问题很严重，蒋文忠（住队干部）搞反瞒产逼死两个人。”对此他充耳不闻，不加追究，反而在大会上说：“燎原大队粮食多的很，可以吃几个月、几年，不能因这些问题，就不搞反瞒产了。”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会后大搞起了反瞒产运动，20天内就斗争干部、群众347人，打死4人，打伤2人，致使造成全大队83个食堂中有68个停伙，先后死亡1001人，糟蹋牲畜150头。在长竹园现场会议上，采取算大帐的办法，对各公社、大队分配了“工作量”，以空头指标来安排群众生活。会上当张昆山同志几次向他反映上石桥公社的情况不好，浮肿病还在发展、死人情况严重，要采取措施解决时，都被他顶了回去，并指手划脚严厉对张指责“你就没有办一点好事，五尺长的个子，背一张嘴，光会要粮”，“天塌了有地接着，有我王汉卿，你不要大惊小怪的。”而且在会议总结中他又特别强调要“继续搞好重点，创造经验，召开现场会议，使先进经验全面开花。”在反瞒产斗争中，有许多地方假报粮食，验收落空，他就不惜采取毒辣手段，要各地“凡是报出来的粮食不再验收，就地作抵社员口粮。”结果很多地方的群众都吃了空头粮。
由于王汉卿同志对来自干部（其中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和县委委员的反映）和群众中的意见和呼声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以致造成全县人口严重死亡，耕畜、家禽被大量宰杀，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王汉卿自任第一书记以来，把商城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都记在个人的“功劳”簿上，以此作 为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1958年大办钢铁时，地委上调我县热电炉时，王知道后就指使钢铁厂将热电炉送到县委会藏起来。去年地委决定上调我县鼓风机时，他说：“鸡巴！这是中央给商城县委的，不是给地委的，“不行”，“不中”，“不给他”。”县长熊满银说：“这不符合全国一盘棋呀！”王说：“鸡巴！什么都是全国一盘棋，你马上给我派汽车从信阳运回来。”拒绝上调。1959年专计委和商业局上调我县五金器材时，王指责县长熊满银同志说：“谁叫你都搁那放着，不向下分配？”结果使价值20多万元的五金器材被分散未上调。1959年省委抽调我县400多民工支援重点建设时，他批评县长熊满银同志说：“不经我批准，谁叫你干的。”熊说：“上级有指示。”他很不满的说：“有指示怎么样，可以不执行。”1959年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三级制的精神时，王说：“三级所有制不一定适合我县情况。”并将自己住的何店公社95个高级社只划38个生产大队，违背了中央以高级社为基础的原则。1958年地委组织部通知牛保印任任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列张念仲之后，他说：“什么谁前谁后，影响工作，影响团结。”不让通知。此外，他还利用职权，套购木炭两汽车，棉布20尺，破坏了党的政策。
王汉卿自以为有才有能，自命不凡，在工作中一贯固执己见，唯我独尊，实行家长式的领导，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个人意见第一，独断专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处处显示自己，打击别人。有时对县委或县常委的决议任意不执行，甚至加以否定。如1958年冬，县委根据地委指示，研究决定新蔡商城两县钢铁办公室联合办公，王知道后大力指责说：“你们简直是胡扯”，把县委决议推翻了。1958年县委机关生猪他不准上调，县委书记处书记睢福贞（省下放干部）原不知道而批准买了两头肥猪，他知道后就批评县委机关会计：“你们卖猪到底是我说的算，还是他（指睢书记）说的算。”57年7月一次县委会议上，他要安排一个少数民族子弟的工作问题，有的县委不同意，提出查清情况后再安排，而王就大发雷霆的说：“我说安排就安排，非安排不行，是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王汉卿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特别是近几年表，表现更为突出。1958年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1959年贯彻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时，他连说几遍：“省委不一定正确。”并经常说：“政策是人规定的，不适合当地情况可以不执行。”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有时甚至在一边喝酒、吃烧鸡、说说笑笑，影响很坏。1958年中央召开全国炼钢商城现场会议，省、地委的同志来筹备工作，为了叫买一个桌面子，他就批评说：“不管省、地委来的这处长那处长，到了商城，统统都由商城县委领导。”在会议期间，他叫通讯员找中央冶金部夏耘付部长到他屋去研究。办公室同志给省委杨书记整理大会发言稿时，他批评不该先给杨书记整理，并要先整理他的。人民日报、大公报等报社记者来访问时，他不叫办公室的同志接见，叫跟着他。省商业厅付厅长睢福贞同志下放到商城后，他向睢吹嘘说：“路宪文同志在商城当县委书记时，我当宣传部长，以后又当县委付书记。”等（实际当时是区长）来显耀自己。此外，他还在干部中任意污蔑，漫骂地委领导同志，说地委这个书记“好睡觉”，那个书记“吊事不谈，说话不算话”等，对地委石书记喊“老石”，张专员他喊“老张”，地委监委邱书记他喊“老邱”，表现极不尊重。
王汉卿对只要能够顺从他的人与他有“感情”的人，就不管政治情况如何，加以重用，甚至丧失立场，包庇坏人。如1957年在燎原高级社住重点时，住在生产队长王砚成（预备党员）家里，由于王砚成对他百般依从，有了“感情”。在整党时，查出王砚成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当过伪班长，经工作组与乡党委研究，取消了王的预备党员资格，他知道后，对工作组的同志就大加批评、训斥，说：“你们胡啰啰，他怎么是国民党员呢？取消不算。”直至同年12月王走后，王砚成的预备党员才被取消。原县委办公室秘书王鹏举，是个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整风中放有很多毒草，被划为中右分子，本应开除党籍，但王汉卿则认为其有“才”不叫开除，并说：“留在党内有好处。”后虽经县委常委研究，但在他的支持下，结果只给王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王汉卿两次雇用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被群众监督劳动的徐鹤（？）春的老婆当保姆，其他同志提出后，则不加理采，并利用职权，带徐请假和办理户口关系逃至新疆。去年在反机分（应为“会”－编者注）主义分子斗争中，当县委向有严重右倾和腐化堕落错误的牛保印（前县委书记处书记）开展斗争时，他很不积极，斗争高潮中，他反泼冷水，并为牛的错误辩解，把牛折毁机器的错误说成是搞“技术革新”，“还要提倡”，他还安慰牛说：“你主要是悲观情绪，别的还有啥呢？”给牛撑腰，致使助长了牛的狡猾态度，抗拒斗争。
王汉卿自任中共商城县委第一书记以来，生活一贯腐化堕落，曾先后调戏和玩弄妇女五人，并长期与社会关系复杂、有夫之妇中右分子张光琴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住重点时，白天同玩，夜晚同宿，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同时在生活上也十分特殊，常吃八种饭，无荤不下肚，高于别的书记和委员。屋里还不断高级点心、糖果、牛奶等食品。1958年在何店公社燎原大队时，带着炊事员单做单吃，不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正月十五”时，叫县委机关将成蒸笼的鸡、鸭、鱼、肉往燎原抬。去年秋去达权店检查工作时，公社为他吃顿红芋园子，专派一人进城往返120余里给他买白糖吃（因□白糖他不吃）。因而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说他是“小伙的小伙”，并给他总结有三不吃，即：吃肉不吃肥的，吃鸡不吃皮，没有味不吃。但王汉卿并不满足于他的私欲，竟又在他因病休养期间，不经县委研究批准，叫三个干部到北京、上海、东北等地，几次购买高级人参、葡萄糖粉、炼乳等共达1360多元，全部叫公家报销，严重的破坏了财政制度。
由于王汉卿腐化堕落，处处追求安逸享受。因而在他任第一书记以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很少下乡。去年11月和12月正当死人严重时，他只下去五次，其中有三次还是为开会下去的，有时虽然下去了，也是坐着汽车早出晚回。别人提要他下去看看群众生活和生活情况时，他说：“没有什么看头，我不去。”常在机关看“小说”“打扑克”“下象棋”，很少过问工作，并经常对同志们说：“我是抓原则工作的，具体工作书记都各有分工，我是不管。”致使许多具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作遭受严重损失。
1958年王作夏收夏种广播报告时，因报社集中全力报导县长熊满银同志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夏收夏种的动员报告，没有发表他的广播消息，他大发雷霆指责文教部长说：“你干啥吃的，将报社的大门给我封住。”吓的报社负责同志当即作了检讨，并及时将王的广播报告全稿发出才算了事。去年春天他随便写个箱子叫通讯员小彭到面粉加工厂买75面，因不合手续，没给局长批准，没有买到，王张嘴骂道：“你娘的屁，你粮食局长还能管住我了。”结果又去一趟买了四斤。并经常指责县委委员和下乡干部“干啥吃的”“吊事不谈”“白吃干饭”，骂通讯员“小子”，“开除你”。
王汉卿不仅责骂干部，而且对他人的贵重物资，只要看到，就要设法设计霸占和换占归己所有。王自任第一书记以来，曾先后霸占和换占他人派克金笔两支，皮鞋一双，毛毯一床，毛线转帖一条，好细布料7尺和手枪两支。
王汉卿除霸占他人财物外，还于1958年在省开党代会时，吃饭不给钱（10元，县长熊满银给他垫的），特别是1956年调薪时，县组织部研究调他为14级，他发现后不仅训斥组织部长“什么立场观点”，而且指使组织部长给他改为13级，不经县委批准上报地委（地委批为14级）。
综上所述，王汉卿所犯的错误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使商城几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无故遭到惨痛损失，党群关系和生产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虽经地委鸡公山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的揭发、批判和帮助，王并没有检查认错，态度十分狡猾、抵赖，对有些事实避重就轻，对一些重要关键问题，避而不谈，企图蒙混过关。据此，县委认为王汉卿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商城全党。县委常委于1960年9月5日研究意见，给予王汉卿开除党籍，建议撤消一切行政职务，工资级别由原14及降为19级之处分。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地委批示。
中共商城县委1960年9月5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