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
[前缺]1959年到今年11月全省外流未归109万人，从1959年到今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达56万人，人民饥不得食，弃婴卖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以致发生人吃人等骇人听闻的惨痛事件。……几千万人吃不饱饭，四百二十多万人生水肿病，乾瘦病和其他疾病。
[前缺]强调必须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坚决贯彻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强调产量落实，计划指标要积极可靠，留有余地，时刻教育指示我们要注意解决一个指头问题。我都把中央的政策指示全部忘记了。我在去年上半年没有根据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示，对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大刮三风的严重错误，进行认真的检查，正确接受教训，自己极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思想没有得到批判，左倾冒险的思想根子没有挖掉，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没有扭转过来。到去年下半年不仅没能按照中央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继续纠正三风，而且完全拥护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从对情况估计到许多重大任务措施安排掌握上，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大刮了五风。
1、我对粮食产量做了虚夸的估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去年八月研究一九五八年的产量落实和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的时候，裴书记先在青岛听了李建修陈挺同志的汇报，又经过调查研究对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估计为三二五亿斤，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为350—380亿斤，征购六十二亿斤。我在机关继续研究都错误的估计为380亿斤，一九五九年产量预计因大旱减产，为369亿斤。到舒同同志从庐山回来后，他认为380亿斤的估计比较稳妥，到和各地市委核对落实情况后，差十一亿斤，我汇报后，舒最后肯定了按我的错误分析380亿斤不再变动，为了统一口径，又对各地区数字作了平衡调整。关于一九五九年的产量预计，舒认为是动摇，不能因旱灾就减产，必须力争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即420亿斤到450亿斤），当时重新研究可能搞到380多亿斤，算上萝卜可能到达四00亿斤，就是这样一个估计基础上，舒最后肯定保证400亿斤争取450亿斤的指标，按这个指标分配了计划数字和七十亿斤的征购任务，在片面反右倾鼓干劲加高指标的压力下，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压出来了424.9亿斤，七十亿斤的征购任务也拿上来了。由于估产虚夸，各方面的盘子都安排过大，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摊子捕的过多过大，大刮了三风。粮食本身因为征购过头前方吃后方粮等等原因造成今年春季全省性的大紧张，不仅对过去的灾难不能弥补，而且迅速发展扩大了灾荒，造成一系列的被动。我对粮食产量估计从一九五八年一直是虚夸的，长期背着高产包袱落不下来，在极端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和极端片面思想方法支配下，因执己见，又不深入群众摸底，一错再错的搞不清楚，从去年春季对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落实，一直搞到去年六月，认为400亿斤是落实了。思想停顿住下不来了，认为再少了不符合事实，其实质是思想深处背着高产包袱不敢正视现实。那时候各方面反映许多批评意见，没有虚心研究，而主观认为落实下来了，好好干上去就可以了，其实做了掩护自己错误的挡箭牌。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支配下，骄傲自满不虚心认错，弊着一口气，若干几年，还上这笔虚夸债，出一口气，也正是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迷信了自己的眼睛，不正视现实，不能实事求是摸清情况正确前进。去年七月在庐山听到粮食产量只有325—350亿斤我就考虑一九五八年庄稼确实好，怎么产量回到大跃进开始提的计划数上去了呢（第一次指标是保证320亿斤争取350亿斤）到回来了解了一下情况，认为四百亿斤可能有点虚数，但总得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百分之三十，背着虚假的上游包袱落不下来，八月看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的指示，我是片面歪曲的理解，认为自己估计的对了。中央指示中指出当时的右倾是主要危险，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包产到户，拆散基本核算单位，等等右倾思想正在滋长。中央指示是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的形势，而我是非界限不清，把当时实事求是落实产量当成了“低产风”，把对过去大刮三风造成的灾难等等激怒愤慨情绪当成是责难攻击，对于夏季分配中因为一平二调，不执行超产奖励政策，购粮过头而引起的某些少报产量，当成是实产多的根据，又经过对各方面材料的算帐分析认为定380亿斤是比较牢靠的，因这些材料合乎自己的主观框子就相信无疑，同时在庐山时舒也认为325—350亿斤是太低了，更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力，舒回来后肯定了我的错误估计，并大反了低产风，我不仅没有认识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而是更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在舒对我批评预计五九年产量动摇，对农业部门政治工作不够等右的方面时，起初思想还有些那么通，随着片面的反右倾鼓干劲压出来的一些虚假情况，头脑又逐渐热起来，特别到粮食产量报到420亿斤的时候，盲目认为舒看的远，认为自己确实有些右了。大刮了一个冬春的五风，首先是寿张小麦现场会。这次会议大刮了浮夸风，共产风，提出了高计划指标，高竞赛指标，肯定了大搞大面积丰产力，用化肥支持二县五社十四个大队创高产等等，会议报告虽然是裴做的，但主要应由我负责，报告是我亲自主持起草的。接着六边现场会，畜牧大会……我在这时掌握情况主要是靠片面反右倾高指标压出来的材料数字，对情况完全摸不着真底，而又极端错误的认为去冬今春成绩很大，水利搞上去了，再抓好高产作物和增产措施，粮食搞到五00亿斤是有希望的，正在发高烧的时候，粮食是大紧张的，五月会议裴书记要各地产量落实到完全正确的，我错误的认为粮食紧张的只有二十多个县，其它县是少数单位问题严重，不相信340余亿斤的估计，认为去年秋季产量落实基础上的估计，虚数不会太大，对裴书记的正确看法不同意，极端错误的认为是刮“低产风”，狂妄自大的认为自己估计的正确，拿出了400亿斤的虚夸估计，又反了低产风，那个估计的分析是毫无群众观念的，是从各方面考虑粮食不会那少的主观框子支配下得出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是我在高产包袱卸不下来，对群众疾苦不关心，而迷惑于反右倾压出来的，材料得出来的结论。更错误的是小麦经决定一律过秤入库了，对小麦估产还不虚心研究，到六月中旬研究小麦产量时，还认为可以达到原来的估计，造成夏季一连串的被动，七月下旬小麦入库进展不动，才慢慢清醒一点，猛抓摸底落实，我完全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考察一下真实情况不想想人民的死活。个人主义、锦标主义思想支配着自己的头脑，看不见群众生活状况，六月上旬寿张小麦现场会又更错误地作出了大旱之下获得大丰收的荒谬估计，提出了脱离实际竞赛指标。大吹大干的搞超产运动。自己吹上去了，假象出来了，自己钻不出来完全是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变成耳聋眼瞎。
二、不认真调查研究情况，对情况估计过高，又不关心群众疾苦不顾群众死活，不认真研究中央政策，而主观盲目的想一下子把水利搞上去，急于抢先过渡赶快发展社有经济搞过渡试点大搞丰产方，大刮了共产风。1、大搞水利没有从人民公社体制政策上认真研究，过大了是否许可，没有考虑七八百万人上阵对当前生产影响到什么程度，而盲目地投入了水利运动造成普遍的一平二调刮了最严重的共产风，我开始头脑还少有清醒，越来越发高烧，盲目干下去，去年九月中旬我主持研究的水利规划草稿是冬春动员400万劳力，搞十六亿土石方，再组织百分之三到五的劳力常年作业搞四亿土石方，全年搞二十亿土石方，在当时情况下，应在秋收以后集中解决体制政策算帐兑现收益分配等工作，确定全年二十亿土石方400万人干一冬春的任务。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我出发回来赶赴沂水六边现场会议，看到会议文件中的水利建设规划草稿，要求一千万人上阵，大干一冬春完成六十五亿土石方，再组织300万劳力的常年作业完成十五亿方，全年共八十亿土石方的任务，我急着找江国栋同志重新研究提出了六百万人干一冬春完成二十三亿土石方，常年作业搞七亿土石方约需经费5.5亿元的建议，向舒、裴汇报后都同意了，舒到上海又来电话说任务太小，要重新研究搞四十亿土石方，我思想有些顾虑大，但又考虑舒的劲头足，自己有些跟不上，个人主义顾虑犯右的错误，又好大喜功，认为也可能搞上去，而不严肃从政策从实际情况思考，又同意修改为冬春完成三十亿土石方全年四十亿方的任务。错误的认为水利是农民自己的事，今年多搞，即便差一点，咬咬牙搞上去，蓄水灌溉以后就好办了。其次是对洛口工程我错误的当作特殊工程孤立起来看，认为是省直接掌握的三大枢纽工程之一，不搞这个工程不能充分发挥东平湖的作用，少搞其它工程，一定把这个工程搞下来，因此不顾一切，犯了严重错误，开始确定要办的时候，已研究了削减四十三项工程了，当时邓书记曾向舒提议暂时不搞，我认为这是特殊工程积极主张搞。今年八月我听到济南市委请示白书记和舒同意停建这项工程的时候，我仍要坚持把这项工程干下来，积极要求继续兴建。其三，二月发觉水利搞多了，中央一再警告搞多了以后压缩劳力，削减工程的措施不力，压缩的缓慢，到四月份还有一八八万人搞水利，六月份还有五十万人搞水库收尾工程和水库防汛。如果政策观念明确从体制政策上卡住，坚决不准无偿调用劳力工具，那会立即大批工程停工下马，并抓紧处理一平二调的问题。对移民安置，本末倒置先动工后安置，不考虑被移民的死活，对工程抓铺摊子，不抓利用，抓基建工程不抓灌溉工程，抓灌溉工程不抓排碱工程，造成大量工程不能利用，大批土地碱化，单纯任务观点，没有群众观众。2、去年秋季以来，在急于抢先准备过渡的思想下，认为生产队农业生产发展快，社有经济发展慢，对将来过渡不利，盲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准备条件，去冬曾提出社有经济由现有百分之十五到一九六0年发展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建议，而又没有严格划清发展社有经济的政策界限，造成大量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畜力工具林木生猪等搞社有经济。按当时的虚夸统计数字，全省收入150元以上的生产队只有二四四个，200元以上的生产队只有七个，没有必要忙着搞过渡试点，但思想上混乱，了解了一下基本社有制的大王木石公社的情况，认为过渡后生产搞的还好，可以搞过渡试点，动摇了基本队有制的思想，搞了三十个过渡试点，都是把生产队的耕畜农具社有队管，是“社共队的产”而不是“队共社的产”。对于生产队的规模，当时应该根据人心思定的动向，肯定一律不动，因为合并队也是变动了所有制。思想上认为少数十几户、几十户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的对生产不利，而提出了少数规模过小、距离较近、经济悬殊不大的生产队，如果社员要求合并时，可经地委审查报省批准的意见。思想深处是愿意合并，而又怕合并多了出毛病，本质上是愿意合并。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大搞丰产方，强调发展社有经济等等，大刮三风的措施造成了一种合并生产队的趋势，并队并不是群众的真正要求，没有群众观念也就没有从群众出发对这种情况分析清楚，又没有从政策上提出严格界限，而只从组织上控制是控制不住的，合并了百分之三十的队，又没抓紧检查帮助督促按照政策认真处理合并中的问题。对于大面积丰产方，开始单纯从创高产的观点出发，没有从体制政策上提出严格界限就盲目的提出了社搞一至二、三个万亩方，队搞一至几个千亩片，小队搞百亩块等等要求，造成打乱体制，一平二调，打乱耕作制度，不能因地种植和过多集中劳力工具等等一系列错误，春季虽然从政策上规定了但又没认真检查处理，一直乱下来了。大搞水利，搞过渡试点，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并队大搞丰产方等等一系列不当的措施，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连续不断的发展，打乱了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秩序。破坏了生产力。把分配搞乱了，一九五九年的收益分配规定扣分比例一般的是扣四分六，但实际执行结果是形成倒四、六，社员拿不到工资，供给制工资制比例、超产奖励政策都不能认真执行。破坏了按劳分配政策，破坏了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三、不同自然条件作物生长规律和耕作制度，不因地制宜不问实际效果，不听群众意见，对生产胡乱指挥，大刮了瞎指挥生产风命令风。我对搞1960年计划时在高产包袱还债思想支配下，盲目的认为水利条件增大了，抓住高产作物，扩大复种面积，大搞大面积丰产方，可以比1959年的虚夸数字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粮食产量保证500—550亿斤争取600亿斤。围绕着这个大计划高指标，要求大搞大面积丰产方、多种地瓜，提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竞赛指标等等错误措施。不是从实际出发，踏踏实实地鼓干劲，而是盲目蛮干搞浮夸。片面强调多种地瓜，违背了因地种植，破坏了耕作制度，挤掉了高梁谷子，造成强迫命令群众拔苗改种，种在涝洼地里，提出春地瓜每亩三千棵，夏地瓜四千棵五千棵的过密规格硬性推广，浪费秧苗，影响种植失时和作物生产。地瓜面积过大，造成调整茬口困难，劳力使用过分集中，加剧了劳力紧张，由于种种错误要求 ，不仅造成了严重减产，而且造成烧柴饲草困难，人光吃地瓜，我为什么主张多种地瓜呢，认为地瓜高产保收，这是支持大计划高指标的一宝，开始研究计划时就是考虑不种三千万亩地瓜很难达到产量计划要求，而没有考虑地瓜需要底肥，用工多，农活集中，秧苗困难等等，要求过多了，不仅不能高产，反而会造成减产。思想方法极端片面。舒抓住七千万亩小麦始终不放，我跟着摊派任务，催耕催种，结果种植失时，造成减产，增种春麦，既减产，又挤了高梁谷子玉米，我对地瓜面积意见是三千万亩，到今年三月发现各地计划三千九百万亩其中春地瓜1,800万亩的时候，感到大有挤掉高梁谷子的危险，我在三月三十一日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要控制地瓜面积全年三千万亩，其中春地瓜一千万亩，保证谷子高梁经济作物面积，后来向舒汇报时，舒指示地瓜多些不要紧，保证经济作物面积就行，舒又在六干会上只强调不能因种地瓜影响经济作物面积，我也就在抓好地瓜这一宝的思想支配下，不从严肃对人民生活出发，不再抓高梁谷子，其实当时如果坚决压缩下来，只要从产量指标要求上砍下来，再做工作是可以压缩下来的。但是因为想压地瓜这一宝没继续研究，以致地瓜种植过多，造成人光吃地瓜。对于工具改革农具改革的乱改乱造，造成乱调群众财物，粗制滥造不能使用等错误没有检查，今年夏季我又提出了大力搞五腿耧播种机，不光粗制滥造，而且许多地区不能使用，今年三月，我在全省农具改革大会上具体部署了三化四条龙限期推广的任务，更错误的是把舒的更盲目的要求，当作他大抓工具改革，不仅在工具改革本身犯了错误而且在组织态度上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工具改革和计委工业关系搞的很紧张，而不检查计划过大的错误，还随着舒的过高要求，要求其他方面跟上。舒对三化、四条龙不满足要把车予化改为胶轮化，三化、四条龙改为四化五条龙，虽然我汇报了材料情况，说明材料可能有困难，舒认为可以解决，自己就盲目相信。舒在六干会上不仅肯定要搞四化五条龙，而且要力争提前上半年完成，我听到后认为太急，后来听说他已征求过工业部门意见可以完成。自己也就未再考虑到底是否有困难，而盲目乱抓乱改，四月舒提出三泵三气一风一波并亲批所需材料，邓不同意，我不但未检讨盲目要求的错误，而不同意正确方面的意见。完全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盲目蛮干。六月常委扩大会议我的错误主要还是从材料、工具、劳力上有些问题不好解决有意见引起的，但是我的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从支援方面所能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农业生产搞的那么糟，只应该对自己有最大的意见，只有彻底解决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才能搞好工作。当时是农事紧张繁忙季节，天旱不雨，抗旱播种保苗任务紧急，只有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作风，克服违背政策解决农业内部劳力工具使用过分分散的错误，才能把抗旱搞上去，不然全部工业都支援农业，农业也搞不好。当时农业任务急、困难大，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怨天尤人，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批评指责工业支援农业不够，批评地市委同志抓劳力工具不够，完全放松了对自己错误的检查改正，推卸了自己搞农业的责任，蛮横无理的批评别人，伤害了同志关系，影响了团结，失掉了研究解决好农业问题的有利时机。这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对农业内部严重问题看不到，光看到工业支援农业不够，没有从人民群众出发，检查自己错误的觉悟。不考虑几千万人的积极性是根本的大问题，而认为在舒同同志支持下，会议可以搞好工业支援农业问题。不彻底清算我的错误思想作风，工作是搞不好的。
由于我极端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仅在执行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态度上也很恶劣。犯了许多错误，对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虚心不尊重，洛口工程动工前邓提出缓动工，就应虚心考虑，不应积极要求去办，中国裴提出考虑从洛抽劳力支援卧虎山不管有什么理由也应认真研究以后再说。特别八月市委请示停工，舒、白都同意了，还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积极要求继续干，六月会议不虚心检查解决农业问题，认为舒支持解决工业支援农业问题，不仅大肆批评指责了工业支援农业不够，而且批评了各地同志不抓劳力工具，青岛会议时白讲没挤农业材料竟还狂妄的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五月会议对产量估计和裴书记有分歧，更应虚心考虑裴书记的意见，既便拿出自己的看法也应先和裴书记酝酿，到底怎么办。裴对小麦产量很关心，几次提示是否估高了，没有认真去摸，裴要从洛口抽人支援卧虎山不同意，裴指出卧虎山水库政策上可能有问题要检查，本应借此展开检查，而只采取简单贴补办法弥补一下。裴书记的正确领导意图不好贯彻。去年五六月间对刘了解的情况也是怀疑是否黑暗面搞多了。一九五七年谭和李震同志找我改分配意见很冲动，不愿改，谭讲河南鱼麟坑时我表示很不虚心。对舒看成正确，唯命是听，对其它领导同志就不虚心不尊重，有些问题认为舒支持自己的意见，就一意孤行，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对同志不虚心，不尊重别人意见，对杨节同志帮助很差，态度简单生硬。对李建修、陈挺同志的正确认识，当成错误进行了批判，讲了很多武断的话，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对部的领导上作风不民主，事务包办家长式的领导方式，干部调查来的材料很少领导研究，而靠反右倾高指标压出来的材料当作研究问题的根据。不管上下左右之间，常常是简单生硬，盛气凌人，以致发展到蛮横拔扈，到处伤人，和同志们关系紧张，自己长期不觉悟。而以态度不是重大原则问题做档箭牌，而原谅自己。骄傲自满长期不能克服。一九五八年寿张范县虚夸到5,000斤，没有认真检查批评帮助接受经验教训，去年下半年以来又对寿张完全相信，去年现场会时鼓励他们去掉浮夸顶住冷风坚决搞上去，今年现场会又鼓励他们三战千斤县，又是四战五战，一定要搞到不是帮助他们研究政策调动积极性去搞，结果，群众陷入灾难。我对寿张为什么相信认为刘传友是老同志，熟悉他，扎实能干，完全不从变的观点看问题，五八年突变了也不警惕，原因就是自己没转过来。一九五八年参加聊城地委召开的现场会，用寿张将其它各县的军，大刮了浮夸风命令风，现在还继续开现场会刮。不检查真实情况，原因就在于我的一个很坏的思想片面相信，适合于自己刮三风的需要，不然无论如何也该警惕起来了。
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我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虽然受到了党的长期教育培养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据子很深，资产阶段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个人英雄主[后缺]
来源：山东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