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农业生产在党的领导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三年来，由于大规模地举办了农田水利，进行了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改造洼地等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贯彻执行了“八字宪法”，生产面积有了很大改变。全省最大的海河水系初步得到了治理，浇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一九六○年全省遭受了七十年所未有的严重旱灾，受灾面积达八千多万亩，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个中常偏下的年景。大跃进以来，三年当中，曾有两年遭受到比较严重的灾荒，但是粮食平均年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产量仍然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大大提高了全省粮食自给的程度。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生产的不断跃进，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干劲冲天，发扬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农业生产技术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成果。综合运用八字宪法的园田化、丰产方的面积迅速扩大，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上迅速普及应用；在组织领导生产上也创造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干部种试验田，参加生产指导生产，插红旗树标兵、现场会，检查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等。都是党的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领导方法的新发展，在指导和推动农业生产上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年来，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中央和省委的领导是正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十分英明的。在农业生产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具体工作部门认真地研究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够，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情况掌握不准，底数不清，思想上片面性。
第一、三年来，我们提出的生产计划指标一直偏高，年年不能兑现，研究计划指标，多是算如意帐，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一九五八年，从上年十月提出二百零八亿斤，夏收以后又增到三百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保证四百五十亿斤，争取五百五十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前后变动八次。按最后确定的四百五十亿斤算帐，需要比一九五七年实产一百九十五亿斤增产一倍多，就全省来说，显然是没有留余地的。一九五九年粮食计划产量也前后变动了七次，在一九五八年实产二百四十亿斤的基础上，最高数曾设想一千亿斤，下达数为六百亿斤，五月间经过贯彻主席六条指示，修订为三百四十八点六亿斤，而实际产量仅二百一十四亿斤。一九六○年全省粮食计划总产量三百二十亿斤，虽然没大变动，但是从现实可能性来说，仍然是偏高的情况。后来因为遭灾减产，总产只有一百六十五亿斤，退一步说既便没有这样的大灾，全省总产量一年要求增长（由五九年的二百一十四亿到三百二十亿斤）近百分之五十，也是不切实的。我们年年提过高的指标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个错误想法，那就是“指标高干劲才能大，十成要求才能八成落实”影响所及，不仅国家计划年年完不成。并且大部分生产队的“三包一奖”不能落实兑现，也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计划指标订的高，产量打的高，也影响到其他方面。首先是生活安排不落实，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结果分配征购任务过大，就挤了群众的口粮和贮备，造成了生活安排上的被动。
第二、在种植计划的安排上，卡的过死过严，要求过高过细。近几年来在作物安排上，从主要的粮、棉、油料，到零星的小宗作物等等条条要求保证，逐项分配下达，一卡到底。特别是在扩种高产作物，发展甘薯上的问题最为突出。甘薯确是一种高产作物，在因地制宜照顾到各种作物适当比例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多栽一些，对解决粮食问题，意义很大，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我们在安排甘薯种植计划时，多从扩种甘薯能增产的一方面去考虑，而很少从劳力、土地以及薯秧等物质条件的现实可能性的另一方面去全面的研穷。一九六○年甘薯种植计划开始一千五百万亩，后增到一千七百万亩、二千二百万亩，最后压到二千万亩。可是下边很多地区原来都是按一九五九年栽薯面积（五九年实际完成一千一百八十五万亩）留的种，准备的地。当时我们只是想到了天旱栽薯保收，应该多种，只是平面的算了一下一九五九年比五八年少种甘薯的“减产帐”，而更没有看到一九六○年比五八年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如六○年春比五八年春全省农业劳力即减少约四百万。）没有认真分析薯秧缺乏和抗旱担水栽薯费工等多方面的情况，直到六月初，还强调“今年二千万亩薯类的种植计划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越多越好……准备种春薯的土地，要坚决栽上春薯，麦收期间也不停止栽薯”。那时实际上春薯只完成六百万亩，季节已经到了芒种，夏收、夏种、夏锄大忙季节已到来，仍然一个劲的卡，结果连夏薯也只完成了一千三百万亩。由于省卡的紧，在一些地区就出现了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等组织手段来推动栽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有的迟至七月底八月初还栽薯等反常现象，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违误农时，造成减产。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有薯种一点五万斤，能栽薯三百五十亩，分配种薯任务是一千五百亩，六月下了雨正好种玉米，公社为了完成上级栽薯任务，就硬卡着不准种玉米，结果荒地一千二百亩。对发展高产作物，由于我们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不同条件注意不够，说起高产作物好象就只有甘薯、玉米、水稻，而忽视因地制宜，结果不仅使一些地区高产成低产，而且也挤掉了一些不该挤掉的杂粮作物。几年来，随着甘薯、水稻面积的增多，谷子面积显著减少了，一九五五年以前，全省谷子面积在二千万亩以上，一九五七年是一千六百八十万亩，到去年一直减少到八百七十二万亩，三年减少了将近一半，谷子面积减少了，饲草连年缺乏，其他解决饲草的措施又跟不上去，就必然要影响大牲畜正常的发展。
第三、对技术革新和种植改革上，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是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这一点我们认识也不足。具体表现在低洼地区改种上。由于我们对全省水稻用水的不稳定性缺乏调查研究，改种水稻的计划过大，水源不足，等水插秧，许多稻田插秧晚，产量很低，废弃面积很大。一九五八年完成水稻插秧五百八十六万亩，实际收获面积三百一十三万亩，废弃面积占46．6％；一九五九年计划四百五十万亩，完成插秧二百九十万亩，实际收获面积二百五十七万亩。废弃面积占11％；一九六○年计划五百万亩，完成插秧二百九十万亩。天津市水稻收获面积历来在二百万亩左右，可是由于上边计划大，市里布置任务总在三、四百万轩。去年春夏严重干旱缺水，到七月底八月初有的还在栽稻子，因之在一些地区就产生了很多“头顶三芒”（只有三个粒）的稻子，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抽出穗来。如静海县种稻任务是一百万亩，只栽了五十六万亩，收获面积只三十三万亩，另有二十多万亩地由于等水、等秧荒了一年。沧县去年在运河东种了六十万亩水稻，由于种植集中，劳力紧张，水源不足，大部分荒芜，收获面积只十二万亩，收稻谷一百二十万斤，可是光稻种就用七百六十万斤，全县由于集中力量种稻，其它作物还荒了三十多万亩，造成严重灾荒。
不同地区种什么作物，是多方面的条件形成的，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在种植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是绝不能不顾条件而硬着头皮去进行。低洼易涝地区农民总愿意多种高粱，这不仅由于高粱保收，而且秸秆用途很多。同时种高粱省时省工，易于管理。但是，我们在进行改种当中，却没有从历史地和自然地多方面情况出发，具体分析把这些地区农民固有的成功习惯和经验承继下来，而是把多年来群众适应低洼土地，种植高粱、黍稷以及间作套种的经验，给简单地搞掉了，把高粱笼统地看成“低产作物”。一九五八年全省高粱种植面积七百零七点五万亩，比五七年减少一百九十点八万亩；五九年由于大力推广种多穗高粱，全省高粱种植面积虽然增至八百五十一万亩，但仍较五七年前减少；六○年由于水稻、甘薯、玉米面积增加，高粱面积又降为四百九十四点五万亩，比五七年减少了（四百零三点八万亩），近百分之四十五。根据对坝县堂二里公社信安洼调查，全洼共十一个村，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九亩地，历年群众适应洼地春旱秋涝的规律，采用种大麦、豌豆与抗涝的高粱间作，常年平均亩产二百斤左右，这些村每年收获的粮食自足有余。但是一九六○年，上边布置水稻面积猛然增加八千亩，群众从破冰修渠，抢种、抢收，苦战了一年，结果仍然先旱后涝，加上严重草荒，收获面积只有百分之五十，按收获面积平均亩产只有八十五点三斤，使这些村庄由历年余粮而成为严重缺粮。河间县低洼地区过去多是种高粱，一九五七年以后强调玉米、高粱面积由三十五万亩，下降到七、八万亩，广大土地淹涝失收，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损失，不但加重了粮食困难，群众用以修建房屋、编席、织篓、扎扫帚，以及烧柴所必须秸秆也成了问题。沧县、静海等地过去买高粱秸是整车拉，现在是论棵卖，最贵达每一角钱一棵，群众意见很大。
第四、在推行技术措施上，往往以少数先进地区的高产田作为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方面脱离了生产实际。诸如一般地要求全省亩施万斤肥，深翻土地一尺以上，治虫不见虫等等，实际上都是难以普遍达到的。一九五八年秋后种麦时，全省提出了“四不种”（不深翻一尺、不施万斤肥、不是水地、下种量不到四十斤不种）紧接着又提出了实现小麦千斤省的十项要求，在水利上要求：全省麦田实现水利化和排灌机械化，并全部实现园田化。一九五九年种小麦又提出了三不种（不耕地、不施肥、不是水地）。一九六○年发展甘薯我们也曾提出“所有甘薯田都作到能灌能排，旱涝双保险……施肥一般每亩应达万斤以上”。在农业种植上如此，在除治病虫害上，也曾提出过“处理秸秆要作到不留一秆、一轴、一茬，不使一虫漏网。并要求一般粮食作物病虫普治三遍以上，棉花普治五至八遍，干果病虫普治三遍以上，水果应普治十遍以上，一茬蔬菜也需要除治病虫五遍左右”，显然，这些措施的提出，都是没有经过具体计算的，是远离实际的。由于我们在技术措施上不是因地制宜，忽视了地区的复杂性，和生产情况的千变万化，而采取“一刀齐”的方法，不管什么情况，说推广就全面开花，说改革就一律改革，就给生产队、小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并助长了浮夸风和强迫命令，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
(原稿内容不接续？)第四、在指导丰产方运动上，不适当地求大求方，给农业生产力也造成了很大损害。丰产方是1957年干部与群众结合种试验田的新发展，是逐步实现高产、少种多收的具体途径，应该以满腔热情积极地支持和推广。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现阶段推广丰产方，绝不能违背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绝不能把远景当成现实。1959年春季主席六条指示中曾明确指出：“‘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现在重温主席这一指示，是多么亲切，多么切合我省的情况呀！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研究主席的指示，在1959年冬和60年春提出了要“无地不成方”，“把棉花都种在方内”等错误的要求和口号。片面地认为大方有优越性，便于实行机耕，又能促进“过渡”，因而在实际工作上，样样作物强调搞方，赞扬大方，推广打乱“四固定的联合经营的丰产方，就助长了“一平二调”的错误。特别是1960年3月，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批判了丰产方片面求大，脱离以队为基础的错误作法以后，我们在唐县召开甘薯现场会议时，还组织各地同志参观了三十万小麦丰产带和八万亩甘薯丰产方。这说明我们政策观念是极为薄弱的。
第五、在各项工作任务的布置上，我们常常是单打一。并且通知、指示、广播会、电话会、现场会、专业会显著增多，进度数字、表报催要的又细又急。由于工作指导和掌握上单打一，一件事一个指示，一件事一个专业会议，各讲各的理，各说各的重要，很少考虑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很多工作，一讲就是全力以赴，突出几天，限期完成；这就必然造成下边硬性贯彻，“中心”太多，不是抓了这个，丢了那个，就是什么也搞不好。群众说：“一天三变，真没法干”。由于我们在生产指导上，样样任务都要求保证，件件事情急如星火，不给生产队、小队留有余地，侵犯了生产队和小队的管理权，就助长了瞎指挥风，严惩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正如群众批评的：“上级的想法越来越和我们离的远了”。这是极为危险的。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的感到，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实践的教训是很沉痛的。因为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农业生产的瞎指挥风，它是与“共产风”等其他歪风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它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下边的种种歪风，都是和我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瞎出主义死硬的掌握工作分不开的。在党的领导下，现在我们正从机关内部，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并且要虚心争取下边的批评，下决心在学好党的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认真进行检查，坚决改正。
几年来，我们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歪风邪气，初步挖掘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对中央和省委所确定的方针政策，认真研究不够，执行不坚决。在工作上我们往往是讲任务，不注意方法，同时对党的政策乏严肃认真的对待。对于增产措施的推广，1959年4月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规定曾有明确批示对生产指标的制定，丰产田的发展，主席在党内通信六条指示中，也有深刻的教导，但是我们对中央的规定和主席的指示，都没有认真的研究领会，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执行。这是我们政策观念薄弱和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
二、对于农业生产的规律、特点认识不清，对农业增产条件的估计偏高。人民公社以后，大搞水利，我省的自然条件是有很大变化的，但这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开始，由于我们对改造自然的斗争，看得轻易，片面地认为“农业生产已进入稳定高产的新时期”，把工作底盘估高了，把计划打大了，把波浪式的发展规律，看成为直线上升，把本来是错综复杂情况简单化了，就不能不出现千篇一律，就必然不分情况一般地笼统地硬性的确定计划和措施，而违误农时，造成减产。
三、这几年我们下乡不少，但是深入不够。对下边反映的情况，听好的多，全面分析研究差，这就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些先进典型迷惑起来，并且闭塞了耳目，不能了解生产上的真实底数，也增加了我们的盲目性。
在指导生产上，很多地方还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对工作越作越细的理解也不正确。这几年我们揽的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从种植面积种植作物，密植株数直到浇水、施肥、除虫等等样样都管，不留余地，总感得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作越作越细的要求，总怕下边搞不好，结果是事务主义一大堆，忙忙碌碌官僚主义，追逐数字、统计进度，浪费了人力物力，也助长了弄虚作假和浮夸风。
四、我们对鼓足干劲和科学分析的精神结合不够。对推行先进经验先进措施缺乏因地、因时制宜，这与我们思想上贪多求大、急于求成是分不开的。总想好事一天办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典型到一般的过程看的容易，对推广先进经验当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困难方面看的少，对下边的工作作过许多不适当的表扬，也有过一些不准确的批评，甚至在很多时候不分条件，用“将军”的办法来促劲，这样也助长了浮夸，并使一些缺点错误不能及时地发觉和克服。
三年来，我省的农业生产，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完全正确，越来越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领导的正确。三年来，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经验教训，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是极其宝贵的。为了跟上形势发展，不断改造我们的思想，提高工作水平；为了巩固反五风的成果，更好地贯彻执行总路线，争取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今后我们应切实注意：
1．过去我们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归根结底在于思想水平不高，政策原则性不强。今后我们要把抓政策、抓学习，放在日常工作第一位。把研究贯彻中央、省委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强调由党组书记抓学习、抓政策。把具体业务工作交由各副厅长分工负责，并且坚决使党组从具体事务中拔出腿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是总结公社化以来工作经验的结晶，要作为我们工作的总纲，认真地、反复地学习，学深学透，密切联系实际，改进领导，提高认识，培养和树立勤于学习，善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新风尚，坚决克服只管任务，不管政策的片面观点。
2．一切工作从维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出发，把加强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作为现阶段我们指导工作的行动的准则。国家行政部门对于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只有建议之权，没有命令之权。在提出产量指标，制订种植计划，推行技术措施的时候，一定要留有余地，充分地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切实尊重生产队和小队的权力。农业生产计划今后省、市、县只控制粮食、棉花、油料三项作物总产量和棉花、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其他作物的种植安排完全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作主，属于省里掌握的项目，也只是先提出建议，放到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去讨论，返上来的数字，经过充分地调查研究，作出必要的平衡和调整，才能最后定案。一切技术措施，今后一定要坚持典型试验多点试验的步骤，从示范中吸引群众，逐步推广。
3．树立扎扎实实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且要把冷放热结合起来，看到工作中的成绩，也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要看到困难条件，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反映真实情况，发扬民主作风。为了在指挥生产上切实作到心中有数，今后生产掌握重点是摸经验找问题，对于一般情况进度主要采取典型调查，推算全面的方法，除了播种、秋耕等少数易于统计的项目，作一些必要的进度统计以外，其余的如积肥、田间管理等等，则利用重点观查推算的办法，把情况搞实。
4．既抓生产，也要抓生活，从关心群众的生活出发，推动生产。以生活为准绳衡量生产，特别是“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情况下，关心群众生活，更为重要。在决定工作任务和要求的时候，一定要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进行具体计算，把各项工作纵横排队，使各种工作上下左右衔接起来，使群众力所能及，劳逸结合，超额完成，干劲越来越足，在掌握生产情况的同时，要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总之既要关心物质生产，又要关心人民生活，使生产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推动生产不断发展。
来源：河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