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兰，男，现年34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安邱县景芸公社伏留大队人。9—15岁上学，16---17岁参加农业劳动，1946年2月（18岁）参加革命工作，同年经孙炳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曾任村、乡青救会长，土改工作队员，1947年10月（在）沂山地委党校学习，1948年元月转（建）大二校，同年三月又转华野随校学习，1948年6月南下，11月到息县，曾任工作员，区宣传干事，正、付区委书记，在1953年元月（）县委任宣传付部长，同年5月提拔任部长，参加县委，1954年7月提为县委付书记，1958年8月（）信阳医专任付书记兼付校长，1959年3月（）息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7月提为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被逮扑法办。
根据群众检举揭发，本人供认，和查证核实，徐锡兰犯有如下罪行：
1、胡祥生，又名（？），在解放前是一个具有十二顷多地的大地主，又系反革命家属，在1951年钻入内部，在县医院当公务员。1956年徐住医院，胡对其百般殷勤，得徐信赖。1958年徐被（？）信阳医专后，千方百计将胡带去，作为自己左右侍从。1959年徐被（？）回息县任县委书记后，又将其带回安排到高中，并受其贿赂、茶叶四次、罐头一个，点心二斤，同时，徐也送胡花生等物。
2、金洪宝，系地主分子，息县城关人，1959年被徐锡兰吸收到信阳医专当炊事员。
3、（朱）玉英，地主分子，三青团分队长，是徐的妻姐，原任小学教员，19（？）0年春被处理退职回去，后来找徐锡兰，徐即亲自指示文教局付局长徐（）达又重新安排在学校。
4、任少恒，系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是徐妻宋玉华的姑丈，1959年秋，任企图逃避群众管制，借故外出治病，向大队要求多次未获批准，后任少恒叫其妻宋学翠到县找徐，徐锡兰亲笔写信，责令大队支书任恩（?）让其外出。
1、彭培豪，1950年任我乡财（粮？）时，积极参加王保国为首组织的“救国救民义勇军”，任支队参谋长，秘密开会三次，阴谋暴乱，后被我公安机关破案。该犯漏网，钻进内部，与徐拉上关系，1956年7月，召开县党代表大会，徐明知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审干办公室曾向徐作过回报①），却同意提拔他为县委候选名单，当时兵役局长张保成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徐又出面解释，为其开脱，结果勉强选为县委候补县委②，并被其安排为统战部付部长，直到1958年4月21日因向党恶毒进攻，被逮扑法办，判处八年徒刑。
2、马（？）超（原息县宣传部付部长），曾于1947年冬在息县师范学校参加反动组织“戡乱建国委员会”任付队长职务，1949年解放后，即隐瞒身份，钻入内部，与徐相处一起，马以两面手法，一面伪装积极，一面对徐拍马奉迎，1949年徐即将拉（？）团内，1950年马就积极参与介绍其同学宋玉华（地主成份，1947年在息县师范学校参加戡乱建国委员会）与徐结婚，1954年马（）任息县城关区党委书记后，不经党支部和区位研究，私自填表介绍徐妻入党，因此更加得徐赏识。 1952年在徐（？）县委工作后，就积极向县委推荐提马当区委书记，1954年徐提为宣传部长后，又积极提议马（？）任宣传部付部长，直到1957年整风时，马在地委干校犯错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徐还深表同情，认为处分太重。
3、程书生（原县报付编辑），系漏网富农分子，1945年在息县师范参加三青团，1950年参加匪“反共救国救民义勇军”任中队参谋职务。1958年10月28日因隐瞒历史，抗拒交待，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为一般干部（当时徐回信阳医专），但徐从信阳（？）回后，于1960年元月5号县委研究提拔干部时，徐又亲自指示组织部长时（？），将县委原对程书生之开除党籍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并将程提拔为县委办公室秘书。
1、浮夸捏造，虚报产量。息县1959年夏、秋季连续80天无雨，遭受（？）十年未有的大旱灾，虽经全民日夜抗旱，但粮食仍有很大减产。秋季全县产量本来是12000万斤，而徐锡兰却亲自以所谓“找典型”“查棵算粒”，（？）算全县，造出全县秋季产量为31000万斤，并以此空虚之基础征纳任务，以此来夺取群众口粮，置人民群众于死地。
2、当任务完不成时，徐锡兰又于1959年11月2号亲自带领其爪牙，（找？）东岳公社作了一个假报喜说：“东岳农业取得了丰收，粮食情况很好，但是队队（？）有瞒产私分等等。”并说：“瞒产私分有十种花样，即：少报收获面积，低报产量，打场不扬，私分给社员，私设小仓库，送（？）拐弯，吃了不报或多吃少报，草垛埋粮，不按标准吃粮，偷盗等。”又说：“完不成任务主要是瞒产私分，必须坚决‘反右倾’，把粮食搞出来。”并印发各公社，勒令贯彻执行。从此在全县范围内燃起了吃人的烈火。
3、徐锡兰为了火上浇油，于1959年11月15号带领坏分子张维仁、曹万（？）陈文彩等53个打手，到项店公社（？）店、朱店两个大队。首先（？）开脱（？）支（？）和干部，组织七人领导小组，下设七个工作组，分到七个生产队，采取所谓“八字工作法”（查、算、找、辨、集、分、管、用）和“两头挤”的毒辣手段， 一面（？）干部，一面威胁群众追逼报粮，违者当场斗打。其二，组织机关搜查，提出：“（？） 将群众的瓶瓶罐罐的粮食，不管来沅③，统统加以集中。”结果挖地、拆墙、扒草垛、将该两大队634户一一搜查。将群众口粮、种籽（726斤）、柴草（2200斤）、干菜（486斤）、鸡蛋、棉、麻、（？）等全部抢夺一空。打碎盆罐一千余件。其三，强迫干部开会带粮、带棉、带油、带麻、带鸡蛋，不带者斗争处分，并在全县推广。1959年11月中旬有一次，东岳公社干部开会因带粮少，党委书记张致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小（？）店公社党委作了书面检讨。在这里先后持续50多天，组织斗打185人，其中打后致死26人，打伤打残40人，打跑干部46人，李楼作业组长贫农田学强，被徐亲自组织（？）打后，回家死去。
4、在群众粮食被其搜光抢净后，群众无奈，为了活命而杀牛吃，徐锡兰又提出：“一个畜生顶几个劳动力，杀牛如杀人。”并亲自为此批准逮扑生产小队长李得治、贫农社员甄维甫等8人。
5、群众在，一无口粮，二不准杀牲畜的情况下，为了不致在家活活饿死，而外出逃生，徐锡兰又亲自布置武装和政法部门，沿路设卡予以扣留，一致把全县人民弄得上无天路，入地无门，只有在家坐等待毙。
由于徐锡兰这个罪魁采取上述种种残酷手段，把全县人民弄得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活活剥夺了十八万多人的生命（其中：打死18265人，逼死11865人，饿死131817人），使 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使无数的父老死去了自己的子女，不少地方无人无畜，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到处是残垣断壁，如同战争浩劫后一片凄凉，暗无天日，直至去年秋冬；毛主席派来了新的领导才把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承救出来，重见天日。
据中共息县县委1961年3月28日“对徐锡兰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徐锡兰这个罪魁采取上述种种残酷手段，把全县人民弄得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活活夺走了十八万多人的生命（其中：打死18265人，逼死11865人，饿死131827人）”！！！
息县1959年11月已开始大量饿死人，而徐不准上报，同年12月底省委宋致和书记和省监委刘铭榜书记检查工作时，（？）他不得以，才回报全县死4000人，宋书记让在登记一下，这时在四级干部会上，粗略统计死12000人，他又继续隐瞒，只报8200人，到1964年4月已初步了解死亡36000人，而徐则千方百计要个公社复查，结果在缩到23000人，而到去年清（？④）时节日，徐看到新坟太多，怕漏不过，又亲自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布置：“借清明扫墓之机，不管新旧坟都（？）上新土，使其混淆不清，免得突出”，结果全县⑤坟天都照令执行。
2、伪装接待领导，沿路封锁企图掩盖罪行。1959年12月底，省委派宋致和书记来该县检查工作，徐得知后，即派付检察长张培义带人沿路巡查，不准病人上路，路上更不得由死人，同时徐又亲自布置有关公社派人检查和把守，不准出问题，并规定那里暴露了问题那里负责。徐在城东关开会时发现细菌肥料厂门口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卧倒在地，他当即指示原城关镇委书记（？）责令城关镇立即将此人埋掉，结果城关镇立即派魏金龙（又指使？？⑥二人）将其拉到东关活活埋掉。
1、前冬去春，群众饥寒交迫，民不联⑦生，而徐锡兰却终日过着“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生活，每日四顿，无荤不餐，他还经常无耻的对干部说：“当干部要学会吃、会喝、会玩、会乐，人生一世不吃不喝什么也落不着。”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在机关很少下乡，一旦下去必须有专车接送，并随带电话员（女的）、通讯员、事务长、炊事员、女招待、保卫员、和记者等一套人马，前呼后拥，盛气凌人，特别是1959年11月，正当全县大量死人和外流的情况下，他便在（？）店公社魏店大队（？）的电话员、炊事员、女招待等10余人，专为他（？）生活待⑧奉，单吃单做，无肉不饮酒，无酒不吃饭，整天花天酒地，弹唱取乐，把群众的家具弄来砸碎烤火，把群众的红芋种拿来做“红芋拔丝”，把群众的麦种搜来炸油馍、包饺子。把群众的种子、口粮吃完之后，又派专人到粮管站去拿细米白（？），仅在那里一段就杀猪5口，杀鸡13只，打鱼200多斤，吃油70斤
2、奸污妇女，荒淫无度。⑴徐锡兰1959年11月在项店公社朱店大队搞蹲点时，看上了邮电所贾玉珍，以看电话为名将其抽到自己身边，终日说笑取乐，并将其奸污两次。⑵胡凤霞系大地主胡祥生的女儿，县广播站广播员，徐以经常去开电话会议之机，百般对其调戏，送胡幸（福）钢笔一支，口琴一个，人民币50元，从此两人经常来往，深夜不归，尤其在1958年7月徐（？）信阳前后，两者来往更加频繁，天天相会，恋恋不舍，分开之后，亦经常通信，称兄道妹，卑鄙无耻。⑶县委招待所公务员熊桂芳被徐锡兰用作侍女，开会吃饭与他形影不离，经常在他屋与其玩弄取乐，不仅在家如此，就是外出开会也要一路同形⑨，除带着熊去包信、（？）游玩逛景之外，就是去年4月到省委参加（？）干部会议也被徐带到会议侍奉自己。
徐锡兰家虽系贫农，按本人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在旧社会里染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很好的参加过劳动锻炼，入伍后又未得到彻底改造，在革命胜利进城之后，就开始滋长了贪图享受思想，特别是与地主女儿宋玉华结婚之后，就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处处为地主阶级办事，逐步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千方百计网罗地主、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作为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亲信，在前冬去春，乘天灾减产之机，假借路宪文左倾冒险、错误，以反瞒产为手段，向息县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阶级报复，是为杀害息县人民的罪魁祸首。
1961年3月28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