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可能是安徽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中的一个县委书记]
（缺页）按劳分配，钱被浪费了，很多社员周年劳动得不到报酬，吃饭还要拿钱买。在这种情况下，在农业生产劳动出勤上就出现了“两多”，（妇女下地生产的多，旷工的多）、“三等”（等干部喊、等一齐下地、等干部分配活），干活工效不高，质量很低，地里长的草锄了和未锄一样。
第二、高指标，高征购。几年来高指标生产很严重。生产指标修改次数也很多，58年修订7次，最大指标订到14亿3千万斤，最低为5亿1千万斤，实际完成4亿斤；59年修订11次，最大指标保证数18亿4千多万斤，开展1千斤小麦、1千斤籽棉、2千斤水稻、2万斤红芋的“双一、二”增产运动，实际完成4亿4千多万斤；60年修订6次。最大指标13亿3千万斤，最低指标8亿2千万斤，实际完成3亿7千多万斤。59年“六条”指示信，其中一条讲粮食指标，没有那些不要讲那些。主席指示后脑子热的还是降不下来。高指标必然带来高征购，多用粮，多外调。那时算帐，口粮留的多多的，粮食还多，粮食成灾了，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也放卫星。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卖了过头粮，种籽也未留下来。从57年到61年的4年半中，国家征购农村粮食5亿多斤。有很多不该征购的粮食而购上来了，又回销2亿多斤粮食。其中口粮1亿5千多万斤，种籽粮8千多万斤。其结果：1.浪费了大批劳动力，影响了生产。没有那些粮食硬要送，然后又要回销。这样挑来挑去，一道一道的过秤，等种籽运回来再往下发，地里的墒情跑光了。初步算帐：全县多卖1亿6千多万斤粮食，每年平均4千多万斤。另外，在粮食工作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粮食抓到国家手里好安排，而对种籽购上来浪费劳力未算帐。下面反映任务重完不成，我们也未很好的接受意见，还吓唬人家说：“不卖种籽以后可要供应了？”弄得人家无话可对，谁敢说不要供应了呢？2.卖出买回，多付差价，初步计算多付差价款127万元。3.粮食送来送去，扩大了损耗，按1千斤损耗1斤计算，也损耗几十万斤。4.种籽入库以后又供应，商品粮作种籽，种籽混杂了，有的麦子黄了，有的还未出穗。在多种经济生产发展上，也是高指标、高收购。如规定59年一年牲畜繁殖达到9万多头，猪一亩地要达到1头，饲养量达到220万头。还要求每个公社建两个万头养猪场，大队建两个二千头养猪场，小队建两个五百头养猪场。老母猪一年要求过几窝小猪，小母猪一年也要求过几窝，一年繁殖几代。棉、油、蔴、糖、果、烟、菜、药也是这样。要求每人一天吃3斤菜，每亩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植树造林，全县要求造56万亩。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叫群众吃树叶子吗？发展指标高，购的任务大，完不成就违犯政策，硬性收购，翻箱倒柜堵鸡笼，出了很多坏主意。母猪当肥猪收购。县商业局二库头天收的第二天过一窝小猪子。有的鸡蛋抱几天小鸡了也把人家拿来了。购的多，销的少，肉票不能兑现。城郊有个社员拿着肉票，背着被夜里来排队也未买着肉，气愤的说：“以后也叫你们干部背着被来收购我的猪。”
第三、赶风头，贪大贪多，事事搞新花样。各个部门都提出许多不适当的口号。搞什么都加个“化”字，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问男女在一块睡觉，不问老年人、妇女、小孩都要下操。在农业生产上也提出：“千斤县”、“五百斤丰产县”、“千担肥，万担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搞畦田化，麦子种下地还叫抄。大搞园田化，提出什么“以河网为基础，肥网套渠网，渠网套河网，河网套路网，路网套畦网，河渠道路套林网，六网并举。”工业部门新名堂更多，也不知提出了多少化。什么工具改良化、运输轨道化、装卸自动化、超声波化、沼气化、土化肥化。大办也提得过多，无事不加个“大”字，什么大办养猪场、大搞声势、大战济河口。搞化肥提出：“从烟中取宝，向烟田夺肥”。要求全县实现无烟县。工具改革，没有木料扒房子、调工人、抽干部，4个轱辘的大车改为两个轱辘的大车。很多东西硬性规定。旧的不准用，新的又没有。耩地旧耩子不准用，大耩华[铧]子又生产不出来，影响下种。大搞土车床，没有原料扒石条，用大板凳做架子，全县搞多少，用的又有多少？搞风力车，每个大队都架一个，架上都不管用。搞汽车，集中很多铁木匠，汽车未搞成，毁坏了很多柴油机。沼气化，花了多少钱，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又不卫生，生蛆生蚊子。商业部门提出无帐化，结果短货少款，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损失浪费77万多元。
第四、生产瞎指挥，生搬硬套。一个布置一阵风，一个大呼隆。58年秋种用有线广播指挥秋种，采取连夜突击种，当时还提出五不种：不深挖一尺不准种，不施5千担肥不准种，下种不到50斤不准种，不浸种拌种不准种，不搞畦田不准种。卫星在每亩施万担肥，深挖泥，下种300斤到400斤，亩产万斤粮。59年秋种要求深耕7寸，全部达到畦田化，整地要求地平如镜，土细如面，沟直如线，还提“千亩百池”，10亩地挖一个沤肥池。在稻改规划上，59年要求搞40万亩，60年要求搞45万亩，平均每人7分，实现基本稻改化，结果因为计划过于太大，实际只完成17万亩；其中有收成的只有12万亩，造成很多耕地面积因失时而未种上庄稼。同时因为稻改任务大，强劳畜力过于集中搞稻改，也耽误了其他作物田间管理，出现了大片草荒。拉泥条打红芋沟，夜里摊场脱粒。在这些方面 ，都遭到群众的反对。去年红芋育苗，提的过早育苗，后因天寒烂掉一批，缺秧插不上红芋。社员反映：“城里指挥乡里生产，庄稼人成了门外汉，电话会议多，每天平均开到一次到两次，时间又长，有时一次都开一天，吃过饭再开，占去了基层领导干部很多时间下不去。开展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生产不讲究实效，不讲质量，窝工旷工，劳逸也未能结合好，生产也未能搞好。
第五、水利办的过多。水利58年全县规划一级河10条，二级河道20条，三级河道51条，四、五级河道139条，土方工程1亿1千万，一年基本实现河网化。59年上堤民工最多，要求16万人，实际上堤11万人，经常有9万人，再加运粮、运柴草，劳力最多占到80％，做这些工程不是根据当前生产发展需要规划的，而是在纸上规划的，盲目的追求任务，挖压很多土地。城郊的青年大队是河网化重点，全大队规划11条河道。按照这个工程规划来搞，全大队就得挖掉3分之2的土地。59年规划那些河道，实际上也只完成3条，其他都只完成半拉，没有什么受益。任务大，要求高，一天要求每人搞到几十万，重劳动，高工效，口粮低标准，民工坚持不下来，前方把后方口粮吃掉了，生活福利照顾不好，几万人没有一个医疗机构，有的要求比干劲，十冬腊月光着脊梁干活，光干不休息，劳逸结合不好，有很多民工在前方生了病，从河堤被精减回来家，生活没有很好安排，出了很多问题，发生了不应有的死亡现象。
第六、搞大食堂。对农村食堂，并了合，合了并，食堂越大越好，小了总感到领导不方便，提出一队一堂，队大的一队一堂还搞分堂。吃粮统一加工，有的一个大队搞一个加工厂，集中许多劳力和毛驴推磨，结果加工不出来吃不上饭。由于办大食堂，统一搞加工厂，把庄子也搬掉了，石磨也合并了，毁坏也很多。一个中心食堂有的离庄子几里路，给群众带来很多不方便。晴天打饭还好些，遇到雪雨天，老老少少磕磕绊绊的，不是打了盆就是打了碗，千把几百口子人吃饭，等饭做出来再排队打饭，往往早饭吃到日偏西，午饭吃到鸡上宿。到冬天饭打回家就凉了，还得重热重做，浪费还吃不好。为了怕大食堂散伙，干部轮流下食堂，有些食堂没有烧柴扒房子，没有菜吃收群众园地，有的怕群众不吃食堂把人家锅砸了。口粮标准那样低，还要求每天吃到三干三稀或两干三稀，拿什么东西来做呢？不断的检查食堂，查出很多问题，检查组走了锅还是揭不开。口粮少，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多吃多占比较严重，总之是群众吃亏。群众反映：“脸大脖子粗，不是干部就是伙夫”。在加强食堂建设的同时，还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五房”、“一铺”。所谓“五房”、“一铺”就是灶房（包括饭厅、食堂、加工厂）、牲畜房、仓房（保管饲料、农具）、住房、茅房，人人都睡上床铺。并要求有布局，统一规划。植树造林，逐渐形成居民点，房子里泥上反手泥，清洁卫生。食堂有桌、椅、板凳、碗筷、刷碗池，集中吃饭。这些要求在当时来说意图是好的，可是实际很难办到。建新房没有条件，用旧房子修改，破坏了不少房子。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群众急特要求解决的问题，群众要求的是要把生产搞好，粮食问题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发展。助长了共产风刮得更厉害些。
第七、对几年来灾情估计不足。我县年年有灾，58年大旱，59年大旱，59年在58年旱灾的基础上又增加一年，60年比59年灾情更严重，先涝后旱。59年130多天未下雨，总降雨量200公厘，比58年降低58公厘，蒸发量却达到1000多公厘，相当于同期降雨量5倍多，春种和秋种作物受到严重干旱，受旱面积达140多万么，差不多占作物总面积80％左右。59年的旱灾大于58年、53年；但在粮食安排上未能从灾情出发，征购粮食1亿5千4百多万斤，思想上总认为抗旱劲头很大，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当时提出：“百日不雨，也要保丰收”。有这个信心是对的，鼓干劲也是对的，就按这个要求来估计年成，未有看到灾情带来的损失，仍然高征购就不对了。正因为看不到灾情的严重性，未能及时提出生产救灾号召，战胜灾荒，思想麻痹。因此对如何渡过灾荒在思想上、物质上都没有准备，以至59年冬、60年春出了问题而措手不及。
第八、浮夸不实，弄虚作假。特别是58、59、60三年相当严重，报喜不报忧，指标层层加码，讲话不负责任，产量已经是很高了，制订生产计划还是大幅度的百分之几十的增加。这样就产生了下面尽量合乎上面的口味，上面讲多少，下面讲的更多，讲少了比不过人家，面子上难看。下种多报面积，收时就没有了，种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种完了，地还在那荒着，收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收完了，庄稼还在地里长着。工具改革，总是集中试制新产品，而群众必须要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人生产。结果新产品很少试制成功，还把原料浪费了，有的即使试制成一件新产品，敲锣打鼓报喜，报过喜以后送到上边展览，家中一件也没有了。以至造成这几年生产工具毁坏的多，添制的少。在水利上，几方的工数说成几十方。在赵集召开的水利现场会，集中了精干的劳力和大牲畜，按时间推算，一天才搞到10多方土，而夸大为135方土。水利工程土方完不成，把小型农田水利土方加上，假报成绩，骗取荣誉。诗画上墙，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的产”。有的墙上还画着，飞机把玉米桿子碰断了，苹果上建飞机场。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方向，报产量越低越好，一百斤只报几十斤。这也是弄虚作假，虚而不实。
第九、勤俭办社做得很差。生产上经济不核算，不计算成本，不讲实效，资金浪费非常大。这几年来由于盲目认为粮食过了关，增产幅度大，滋长了浮夸、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大花特花钱，大扎彩门、跃进门，搞宣传牌、砖头碑，报喜做彩旗，敲锣打鼓吹喇叭，召开现场会，杀猪宰羊招待，大办剧团、招待所，配了很多招待员，制了多少花被。这样做的结果很多钱浪费掉了。因此，几年来分配方案做了不少，就是不能兑现。特别是不讲成本，不讲核算，经营管理不善，养成公物没人爱护，牲畜死亡很大。这笔帐算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第十、社队规模变动过多，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划来划去把三级所有制打乱了，生产队的“四固定”，马马虎虎，也未固定下来，责任制也没有了，生产秩序打乱了，更没想到平均主义，错误认为一并队就没有穷富之分了。帐目未算，分配不兑现，致使少数有问题的干部混水摸鱼。这样做必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安不下心来。
第十一、护短。表现在严重的是对非正常死亡未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死了人不讲，封锁消息。60年春季，有的队和庄伤亡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向上级汇报，采取多方面借口，死了人说是体弱久病，治疗无效，不敢讲因为生活未安排好，饿死的；破坏尸体（编者按：所谓“破坏尸体”就是偷挖死尸、吃死人肉。）也说成是坏分子破坏，不敢讲因为生活而造成的。中央领导董老来，公路二面十里路开外，布置把坏分子看管起来，站岗放哨，很怕出岔子。这样做的结果，影响很大，上行下效。地委、县委、公社派检查组检查，也是采取层层封锁，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中央检查团到六十铺检查。走一庄问一庄死了多少人，我们还大吃一惊，思想上闹不通。现在看来，要不是中央来揭盖子，我们还不敢暴露和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当时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知道一点，是知道一点的。但错误的认为：年年都是大幅度增产，粮食过关了，还有吃不饱饭饿死人的？要是说了不是影响了“三面红旗”？怕戴帽子，怕受批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当时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们也害怕出问题，下去也都是跑的重点地方，但又怕鬼，上面来检查不是带到这些重点地方看，而是带到好的地方看，心里非常矛盾。这种错误认识，致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安，头痛顾头，脚痛顾脚。在措施上，只单纯强调把食堂办好不停伙，实际上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呢？强调搞代食品，强劳力大部分上河堤去了，后方还要搞运输，运煤、运粮，还有多少人参加生产呢?搞代食品群众劲头不大，老是迷在茅草根，小娘子根，一算帐能搞多少多少，算子有吃子无，食堂断炊，生产情绪更加低落。放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工作还是继续进行，一直抓到三月分，没有粮食，小娘子根也要抵交粮食入库。这十足表现了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这是血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教训。这不是个错误，这是个严重的罪恶。我们要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加倍努力搞好今后工作，戴罪立功，弥补这个损失。
第十二、对干部使用的多，教育的少。过去每个运动到来之前，干部都要普遍训练一遍，学习政策，弄通思想，学会一套方法，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都是这样干的。过去每进行一次大的，全面性的工作都开大会训练，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两年来，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任务都是紧的，开会也是连夜赶来，连夜布置赶回去，匆匆忙忙，每次会议布置了以后很少讨论，使下面对如何结合本地区如何贯彻，思想不明，方法不明，工作中必然出问题。领导对干部耐心教育帮助不够，未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时不算小帐，出了问题算大帐，出了问题就处理。小问题不断的犯大问题就来了，加在一块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处理，怎么能使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呢？对下面不相信，干部回避，互相调动，存在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干部被调到新岗位，抹不住[摸不着]头脑，思想波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第十三、党的群众路线未能很好的贯彻，群众观点薄弱，主席教导我们：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在工作中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上边决定了以后就往下贯彻；解决问题不是去发动（下缺）
来源：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在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来源：安徽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