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山是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现年39岁。山东省肥城县高游区东濁头村人。他家世代都是贫雇农，以种地打铁为生。
马龙山9岁时参加辅助劳动，13岁至16岁上学，17岁开始打铁种地，21至22岁在张庄煤炭当工人。1945年2月参军，1946年2月入党。
马参加革命后，先任泰安县大队连部文书。1945年8月至1947年8月在冀鲁豫军区特务营、一纵特务营当连队事务长、营管理员，1947年10月至1948年底任光罗县政府管理员、光罗支队连指导员。1949年1月至1952年春任光山县文殊区副区长、孙舖区区长、光山县政府民政科长、秘书。1952年春因包庇地主错误、受撤职处分，调马畈区任副区长，后又任区长、区委书记、县政府民政科长、秘书。1953年11月任副县长。1954年6月任县长。1955年任县委副书记。1955年8月任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9月被捕。
马龙山虽然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但小生产者自私自利的个人意识在他身上却相当浓厚。经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他并没有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战士。相反，在环境紧张、斗争尖锐的情况下逃避斗争，贪生怕死。
1947年9月，马龙山任光罗县政府和县支队管理员。当时，环境恶化，粮秣缺乏。为了保证部队供应，领导上派马龙山和一批同志下山搞粮。马贪生怕死，不敢下山，屡次叫事务长焦凤山、炊事员文福顺等进湾搞粮，自己躲在山上，准备逃跑。一次焦凤山等人被敌人围在村里，马龙山自顾逃命，眼看着敌人把自己的同志李XX俘去。
1947年秋，部队在光山县孙舖一带活动，战争间隙中，上级叫马带领部队去捡柴禾，因与小保队相遇，马听到枪响，还没看到敌人，就吓得爬在稻田里一动也不动。直至同志仍把敌人赶跑，进行追击时，马还不敢起来。
在战争期间，尽管形势紧张，但马龙山一有空隙，就要设法到街上买鸡蛋、酒肉，大吃大喝一番。并和南向店拐子窑地主的媳妇勾勾搭搭，关系暧昧。因此，从那时起马龙山在生活上、思想上就开始堕落。
1949年1月，光山县解放，组织上派马去孙舖建立区政府。马龙山到孙舖后，不惜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是依靠伪公安局长余先民、伪区长吴耀南等为首的一批前伪官员，保甲长等开展工作。这些反坏分子对马极尽奉承之能事，区政府成立时，伪区长吴耀南、地主恶霸分子谈化民、谈海平、王茂寒等人大摆筵席，欢迎“马区长”，并夸耀马龙山有“才干”，有“理论”，有“经验”，是“全专区最强的区长”。此后，这伙反坏分子则经常对马请客送礼，马从这家吃到那家。马为了“还礼”，则多次利用公款，大摆筵席，请吴耀南等吃饭。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不满，群众反映说：“我们日夜盼着自己的政府来，可是现在呢。‘铜是铜，铁是铁，王八是王八，鱉是鱉。’”有的说“地主有钱能请客，区长还是听他们的！”
1950年秋，县里明令禁止干部到地主、恶霸家去吃饭，但马仍经常带着区队、工作员、警卫员去这些地主恶霸家落脚吃喝。逢年过节，地主恶霸不仅美酒佳肴请马，而且还把礼物亲自送给马、马也上伪区长吴耀南等家去拜年。拜恶霸分子谈天池的老婆为干娘，想娶谈的女儿“一朵花”为妻。
这样，马就被这群恶霸捧得晕头转向，经常花天酒地，和他们吃喝不分，无话不谈，结成了亲密之交，思想上完全成为他们的俘虏，中了他们的糖衣炮弹。
马龙山信任吴耀南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以吴为军师，向吴求谋问策。1949年春，大恶霸王茂寒贪污违法，被区政府扣押，吴在马面前说情担保，马即将王释放。
吴耀南是孙舖头号恶霸，群众恨之入骨，迫切要求斗争他，可是，在马的庇护下，使吴逃脱了反霸斗争。1950年5月间，吴看到群众发动起来了，自知马龙山一人包庇不住他，即组织地霸分子谈化民、谈海平、王茂寒等5人南逃，企图继续为非作歹。1951年，吴在信阳私刻印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我逮捕镇压。吴被镇压后，马对吴家的感情藕断丝连，仍同吴耀南儿子吴良玉来往。当时，民兵对吴良玉管制较严，马则将民兵队长周云太、武装部长马福现批评训斥一顿，说“吴良玉生产表现还不错”，为吴开脱。
在光山县解放后的一年当中，马龙山在地主恶霸分子的百般拉拢下，贪图享乐的思想更加滋长。他不是考虑如何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是竭力追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
1950年，马龙山爱上了地主女儿黄宗仁。当时区委不同意马黄结婚，马则向组织提出“任凭我区长不当，也要和黄宗仁结婚！”从此，马龙山和区委会的关系很不正常，和区委会闹分裂、对区委书记韩鹏宵不满。
马龙山爱上黄宗仁以后，黄即以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着马，马为了追求黄，百般向黄讨好，迎合黄的要求。黄经常对马说：“我家划为地主真冤，母亲是受苦人”。马对黄很同情，并公开包庇黄宗仁之母、地主分子张普贤。马曾利用职权写信给黄桥乡乡长马传贵令其照顾张普贤，并派民工五人给张普贤代耕。又叫马传贵从减租减息粮中拿出200斤给张普贤。马传贵对此不满，只给了张70斤粮，则被马大骂一顿。马几次要免去张普贤向国家缴纳粮棉的义务，被马传贵给顶了回去。
1950年4月，正当减租减息时，马则批准地主子黄林壁老婆（即黄宗仁六婶）向佃户要回租地5亩6分，袒护黄林壁逃避斗争。
1950年8月，马与地主女儿黄宗仁结了婚。自此，马就一直怀着“一婿半子”的思想，马对干部说“对黄张不好就是对我马龙山不好”。
1950年冬，土改开始，马龙山公开当地主的防空洞，将地主分子张普贤（马的岳母）剥削人民的财务（皮袄3件，皮斗蓬1件，绸衣4件）收藏起来。1951年春，群众要求地主张普贤交出土改斗争果实，马又向公家借400，000元（旧币）替黄家抵交斗争果实。
1952年，马龙山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被揭发，曾受撤职处分，调马畈区任副区长，但是，他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教训，痛改前非。1956年，马龙山当县委第一书记之后，大权在握，他的错误思想又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发展。
1957年下半年，马龙山为了供养其地主岳母张普贤，把张接到县委机关住。张到机关后，一直飞扬跋扈，仗势欺人，惹起干部普遍不满，他们说：“过去的官太太，现在的老夫人，过去的官小姐，现在的官太太”。当时，孙舖区委组织干事马德光写了一张题为“一美保三关”的大字报，揭发马龙山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马当即恼羞成怒，以攻击领导为名，要划马德光为右派。因材料不足未逞，但仍将马德光斗争一顿，并下放劳动改造。后马德光被评为劳动模范，他的模范事迹和照片被展览馆展出，马看到后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撕毁，并扬言要追查责任。
（此处脱印5字——编者）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守龙同志，是土改积极分子，曾斗争过马龙山的岳母张普贤，马龙山对王守龙极为不满。1959年春到1960年春，曾几次勒令砦河公社党委把王守龙撤下来。公社党委在马的压力下，只得把王调离大队支书职务。
1959年12月，黄宗仁二弟黄钊宗向马诬告土改积极分子黄林申偷他的东西，马不问是非，即对砦河公社党委书记周志清和黄桥生产队队长崔长友说：“黄林申不干活，偷老黄弟弟的东西，你们回去了解处理”。因黄林申确未偷东西，故未处理。1960年5月，黄钊宗又向马说：“黄林申多吃多占，食堂停伙”。马即命办公室主任向国贤向公社打电话，派党委副书记连夜去清查。经查并未停伙，但社党委怕得罪马龙山，只得撤换黄林申生产队会计职务。
马龙山的爱人黄宗仁，自参加工作以来，地主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由于屡次包庇地主家庭，1952年，曾受停止团籍3个月的处分。黄平时工作消极，品质恶劣，根本不够入党条件，但马龙山利用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孙广生等人将黄拉入党内。马龙山又授意原组织部长李芳璋等人将黄先后提为财政局审计科副科长、县妇联副主任等职。
马龙山自1956年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肆无忌惮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曾大兴土木，三迁新居。1959年年底，在全县食堂停伙大量死人的情况下，马则在县委会内修建书记院，并亲自派人去北台子、白雀园搜集花木，美化庭院，供其尝乐。
在马龙山把持下，光山商业部门成了他私人的后勤部。各种计划供应的食品总要对马的岳母、地主分子张普贤大量供应。商店每天供应顾客一头猪，但马龙山想吃肉，即使猪肉卖完了，也要立即给他单杀一口。马经常以“上级来”、“家属来”、“开县委会”、“开现场会”为借口大吃大喝，大肆挥霍。并派人到潢川、汉口等地为他采买海参、鱼翅、猴头、燕窝。他经常吃人参，打葡萄糖针。
马龙山从1956年8月至1960年5月当县委书记期间，很少深入到生产队去工作。偶而（应改为尔——编者）下乡，也要带着编辑、演员、通讯员、炊事员、勤杂员前呼后拥，到处吃喝游逛。1959年春节期间，连续两天派专车带着女演员等去光山马畈和新县沙窝、浒湾等地游山逛景，摄影取乐。他又以治病为名，叫县委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商业局党委书记文福顺陪同黄宗仁到汉口游逛，一次就花26，000元。马在闲极无聊时，经常叫电影队到他或张福洪屋子单独为他放电影。从1959年1月至1960年4月，就给他放专场电影240场。
马龙山在生活上也极为庸俗下流。1959年冬，在全县食堂停伙大量死人时，马竟在泼河公社找一些女干部陪着他饮酒作乐，将她们罐醉后，令其跳舞演唱，他坐在一旁捧腹大笑。马曾同孙广生（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芳璋（原县委组织部长）等人数次将女县长张秀英的裤子扒掉，无恥取闹。1959年12月中旬，任白雀公社现场会上，马龙山还挑动孙广生等人将魏店公社妇联主任易秀英的裤子扒掉，朝裤子里塞酒瓶。
马自从1956年当县委第一书记以来，一直骄傲自满，独断专行，长期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原则。
马和其他书记处书记、常委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很不正常的。在书记和委员之间拉拉扯扯，说张道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马在日常生活中盛气凌人，惟我独尊。只许别人颂扬，不许别人说坏，只许他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自己。
马对上级党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很少开常委会或县委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即使开会，也是他讲，别人听。省委、地委的重要电话会议或指示，经常不经其他书记或常委讨论，个人主观臆断。
在马龙山的家长式统治之下，阶级异己分子和党内一部分品质极端恶劣的分子则竭力迎合马的心理。对马歌功颂德，弄虚作假，逢迎拍马，马对他们也大加赏识和提拔。几年来，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坏人，他们狼狈为奸，公开为非作歹。
马对于那些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负责、敢于坚持真理的干部，则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陷害。如原计委副主任杨景新，因反映马龙山不遵守财经制度和反对黄宗仁入党，被马指责为不服从领导，1957年整风反右时，马捏造材料将杨斗打七场，划为右派，幸地委未予批准。1958年，马又擅自撤了杨的副主任职务，由19级降为25级（此处脱印12字——编者）上级回报以后，接着他又冠以反对大跃进，反对大丰收的罪名，将杨斗打25次，撤职反省6个月，开除党籍回家生产。1957年，由于城关小学老师傅秀兰批评了马的孩子，马就给傅秀兰加一个“攻击老干部”的罪名，将傅打成右派。
马龙山与张福洪的关系一项很密切，互相吹捧，彼此利用。张经常投马所好，马则利用了张好吃好喝的弱点，靠张出头露面，遮掩个人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正如马所招供的：“我是第一书记，为了照顾影响，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都是通过张福洪和其他人去干，我既可享受，也落个好名义”。
1959年10月，地委指示对张进行批判，马龙山被迫不得不对张进行批判。但是他一直心怀鬼胎，怕牵连自己。初则对张表示体贴，想保护张过关。但在斗争中，有人揭发了张生活挥霍浪费和在城郊公社搞包工包产到户问题（实际是推行管理责任到户），张被迫说：“这些问题不能完全怨我，马书记也知道。”马看到张揭了自己的底，当即令张停止检查，召开“整军会议”，要大家先打态度，狠狠斗，并暗示可以对张毒打，这样就开始斗打起来。从10月2日开始，经过20余次斗打；直至把张打得头发拔光，胸、背肿胀，四肢僵硬，口吐血水，马仍不甘心，诬蔑张“装疯”，“盼蒋介石来”，又叫人把张从床上拉下来进行毒打。到10月19日下午张被打致死。
张福洪死后马为了逃避罪责，一面叫李芳璋向地委整风办公室报告说张已畏罪绝食自杀，一面暗地找人埋掉。并主持召开县常委会议捏造张有包工包产到户、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收听敌台、违法乱纪、搞59个女人等“罪状”，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企图欺骗党，掩盖自己罪行。
1959年光山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减产，马龙山对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在秋收前，马在号称“金五岳”的马畈公社亲眼看到禾苗一片枯萎，曾说过：“今年马畈不是块金子，而是块烂铁”，但他为了夸耀个人能干，吹嘘自己的功绩，把全县实产1.8亿斤，说成4.9亿斤，把征购任务定为1亿多斤，占实产的94%，不顾全县人民死活，强行征购，大搞反瞒产。
1959年9月底，马龙山主持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斗打了57名干部。会后全县打人成风。
1959年10月底，全县粮食已基本购光，群众生活面临危机，而马则毫无根据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是敌人破坏，指示除完成征购任务的白雀、南向店公社外，其他每个公社捕2至3人。这样，全县以“破坏粮食征购现行犯”的罪名无理逮捕干部和社员34名。
12月2日，省委宣布停止征购，安排社员生活、提出澄清家底，缺粮保证供应，同时拨下一批统销粮。当天，砦河公社向县报告东林舖大队发现大批非正常死亡，要求拨粮救济，而马不但对上级指示熟视无睹，对社员大量死亡置之不理，反而丧心病狂地继续大反“瞒产”。12月4日，召开了“万人大会”。马龙山大讲已掌握“瞒产私分”材料2300起，下面隐瞒粮食2500万斤；并确定各公社找几个典型开展斗争，法办一些人。结果，会上斗打20余人，以“杀牛犯”、“抗粮犯”为名当场逮捕5人。各公社在压力下被迫假报“瞒产粮”1820万斤。大会最后拟订了六条“反瞒产”措施，提出“大搞四五天，保证完成粮油棉征购任务”。当时全县食堂停伙情况严重，仅会议往返途中和会议期间就饿死23人。
“万人大会”结束后，1959年12月15日，马又在白雀公社召开了安排生活现场会。各公社根据省委指示停止征购、安排生活，缺粮保证供应，该销必销的精神，报缺粮5000多万斤。可是马龙山却认为数字太大，拒不上报，再三向下压缩，最后，各公社仍坚持要粮2000多万斤，马就在会上威胁说：“右倾反得不深，富裕农民言论反得不透”。在他的压力下，会上报拨粮食1100多万斤。
会议期间正是全县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关头，而马龙山却在白雀现场会上杀猪宰羊，单设小灶，大吃三天。会上杀猪12头，羊15只，吃鱼400余斤，豆腐500斤，糍粑600斤。
会议结束后，马龙山隐瞒了缺粮数字，勒令县委办公室向省、地委写假报告，捏造说：“群众生活已安排下来”。实际这次会议后，死人现象继续发展。直到12月底地委拨给2000万斤粮食，才将大量死人现象缓和下来。
1960年2-3月，上级拨粮已经吃完，大批食堂又先后停伙，各公社纷纷告急，北向店公社首先向县要粮。马龙山蓄意置人民于死地，一面向下施加压力，提出“反对伸手派”、“伸左手打左手，伸右手打右手”，并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强迫先要粮的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徐德保检讨，把（此处脱印13字——编者）面却向省、地委报告说：“农村粮食潜力很大，大有可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根据自力更生把生活彻底安排下来。保证吃到麦收，保证每天每人吃12两，保证不向上要一粒粮食”。因而又继续大搞“反瞒产”，使全县大量死人。就这样，造成了光山全县12万人无辜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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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山堕落为蜕化变质分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从小过着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生活。但自幼受到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他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并没有自觉地改造自己，树立真正革命的人生观。当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矛盾的时候，他曾为革命做了些工作。当革命面临困难，要求他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时候，别人勇往直前，出生入死，他则畏缩不前，贪生怕死。全国胜利、进入城市后，马龙山又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他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而是羡慕追求地主、资产阶级豪华生活，在反坏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喝采声中，他逐渐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立场，由生活上的腐烂腐化逐渐在政治上变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由于马龙山一贯善于吹嘘，矇上欺下，赢得了原地委某些人的信任，从1954年以来接连得到了提拔。他自从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更加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打击好干部，陷害土改积极分子，拉拢提拔反坏分子，在党内实行家长统治，拒绝批评，压制民主，严重破坏党纪国法，公开杀害革命干部，残害劳动人民，使党和革命事业在这个地区受到了极大损害；在既成事实的面前，马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在党的组织面前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最后完全变为光山人民的死敌，无产阶级的叛徒。
信阳地委调查研究室光山县委调查研究室196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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