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七月二十二日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的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同志召集各有关的在京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了传达报告。参加这个会的有：阿旺嘉措，降央伯母、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杨代蒂、余海清（因故请假）、计晋美、孙克巴登、敦旺·坚赞扎巴、联惠珠、喜饶嘉措、黄正清等人。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廖志高、苗逢澍、桑吉悦希、瓦渣木基、张荣、张经武、张国华、平错旺阶、张冲、郭庆基等同志。现在把周恩来同志的传达报告记录整理发你们参考。由于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要求印发这个记录，所以请各有关省委把这个记录印发给他们。
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和闭幕后，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汪锋、刘春等同志曾经分别和大家谈了多次话。李维汉同志把大家关于四川甘孜藏区和凉山彝区问题的意见向党中央做了报告，现在我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向大家作个传达报告。
首先，党中央认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改革是必要的。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在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都有土地耕种。这种改革是民主改革性质的。对于民主改革问题去年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作了协商、下了改革的决心，这都是对的。我们说过，实行改革要和上层人士协商，要安排上层人士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坏。在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的情况下，上层人士考虑到改革后，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的生活不会比以往依靠剥削的时候坏，就会同意改革，这样上层人士和群众认识一致了，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就叫做和平改革。过去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改革都是这样办的，这些地区的经验证明，实行和平改革是可能的。党和政府力求实现和平改革，但不能说实现和平改革就不会遇到一点阻碍。我们可以想到，会有一些站立在群众头上的人们，舍不得眼前的个人的利益，对党和政府不相信，不听我们的话，有怀疑、有顾虑，害怕安置工作后得不到好的结果，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就因为有这类人，发生了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也因为有这类人发生了叛乱。也有些头人想和政府较量较量，这是不好的事情，是个不幸的事情，但是它已经发生了，就不能不设法补救，同时我们也估计到，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有些缺点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也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对能够避免的缺点没有避免，就影响了和加重了他们的不相信政府的心理。但是发生叛乱的主要原因还是有些人掌握武装，想和政府较量较量。
叛乱发生后，政府和藏、彝族人民一道来平息这个叛乱，和叛乱分子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的。叛乱分子的目的是保护封建主和奴隶主的所有权。我们的目的是救出被包围的干部，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因而得到藏、彝族劳动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叛乱分子是把这场阶级斗争说成民族斗争和保卫宗教的斗争的。我们工作有缺点，这些缺点很容易被叛乱分子当做反对改革的借口。我们从来主张和平改革，但是也估计到改革是会遇到阻力的，进行平息叛乱的武装斗争我们是被迫的、被动的，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好，解除叛乱分子的种种借口。
那么，我们怎样把工作做好呢？对于今后的工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力争实行和平改革，有关改革的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见，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再去进行。（方才凉山彝族自治州几个副州长对我说，凉山有协商，但协商得不够。奴隶和奴隶主背靠背地开会，上层人士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些话经过翻译，就走了样子。）改革准备工作要做好。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去说服人，取得同意再办，不然的话就是强加于人，那是不好的。汉族干部必须有耐心，善于等待。少数民族不同意，就不忙着去做。改革内容不外两条，一条是广大人民获得解放，一条是上层失去了土地和奴隶或农奴的所有权，但得到了政府的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既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上层人士。少数民族上层的生活水平比起汉族中的资本家来是不如的，象荣毅仁这样大的资本家都得到安置，少数民族中的封建主、奴隶主当然也可以得到安置。
二、对于地主多余耕畜，多余农具，多余粮食和多余房屋，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土改时都没有动。我们认为，在四川藏区、彝区改革中，地主和奴隶主的这四种多余的浮财今后也可以不动，不动就是不征收。地主、奴隶主多余的这些东西，当地劳动人民缺乏而又确实需要的可以由政府出钱购买。详细办法请自治州政府和大家讨论协商决定。
三、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当采取更慎重的态度。从来没有人主张不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在改革中牵扯到寺庙的耕地等问题，在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桑吉悦希同志主张寺庙所有耕地等财产暂时不动。我们认为桑吉悦希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是藏族，对于宗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了解的深刻，我们汉族同志中没有人提及他。寺庙的耕地不动；寺庙的枪支也不动，但是不能拿枪去为非作歹；寺庙放的高利贷也可以不动，农民如果要求政府解决，政府可以帮助农民还债；群众对寺庙差役负担，政府不干涉，但是农民不愿去做，寺庙也不要去强迫。方才喜饶嘉借代表对我说：青海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忙了，不去寺庙上布施了，我想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确实农民忙，另方面农民个人所得还不多。今年秋天合作社分配收入后，有关省县的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都不要干涉农民给寺庙上布施。当然布施也许比过去减少些，如寺庙经常发生困难的时候，政府可以救济。
四、处理民族问题是很重要的，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任何事情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因为少数民族干部比我们更懂得民族心理，他们点头，我们再干，他们不点头，我们不干。我们可以说服等待，不能强加于人。毛主席说，外来干部要尊重本地干部，应当成为一条规矩。外来，本地干部都是如此，何况不同民族的干部呢。
自治地方应该享有宪法上规定的自治权利。财政管理权利的方案，现在正在准备，将要提到在最近就要召开的体制会议上研究。自治地方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在宪法上也有规定，少数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武装。压迫群众的人手中有武器，群众不放心，有了民族武装，武器放在人民手中，就可以防坏人了。请在座的陈副参谋长召集会议研究一下。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活比较落后。要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首先要发展交通事业。甘孜藏区自治州从康定到巴塘的公路决定要修，凉山彝族自治州也要修两条公路，我们已经请交通部研究修筑这几条公路的方案。
改革要更有准备，更有步骤地去进行。在某些应该让步的问题上要让步，应该避免把改革问题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淆起来，我改革做得更好。以上说过的各种工作都做了，道理就全在我们方面，也许还有些人手中有武装，想和政府较量较量，那时他们再闹起来，就更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损失就会减少，对付这些人我们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我们不主张用武装办法，我们主张用和平办法来解决问题。
五、对于现在还在山上叛乱的武装应该怎么办呢？办法是停战和谈。连蒋介石这种人我们都肯和他和谈，对于叛乱的地主、奴隶主又有什么不能和谈的理由呢？要反复和他们和谈，允许来去自由，要他们来和谈，和谈不成，还要回去打，我们也不杀害他们。这样做，相信和谈可以成功。有关地方国家机关要认真和谈，一次不行，再来二次，如果他们硬要打，我们就自卫，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们要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四川省气魄应该大些，否则就要甘拜诸葛丞相下风了。过去青海争取项谦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很好的经验，我们不是压迫者，是同情他们的，只要叛乱分子停止叛乱，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
我们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和偏向的，如急躁、冲动，甚至在战争中出现报复情绪，因此，我们要进行工作检查，要纠正偏向，改正错误，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要予以批评，对于违法乱纪的人要予以处分。出现缺点、偏向的大部责任在中央，因为中央对下面的指示不那么具体。至于有些上层在改革中受了些委屈，那也不要太生气，要想到群众过去一直是受压迫的，一但翻身，做出这样举动是很自然的。
中央和四川省要组织慰问团去两个自治州进行慰问。西藏过去曾经提出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参观，我们认为应该欢迎他们去到那里考查。凡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承认，工作中的好经验要坚持，好的坏的都让人民知道，这就是我国人民政权的特点。
以上是中央讨论四川藏区、彝区问题后的一些意见，现在向大家传达完了，大家有意见还可以提。这些意见大家回去，都可以向省、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和省委、地委去谈一谈，还可以讨论。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