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将天津市委关于驱逐天主教主教法国人文贵宾的经验，由陆上交通转发给你们，这个经验是成功的，应在各地天主教革新运动中予以推广。
（二）在基督教内控诉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之后，天主教成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主要堡垒。天主教在中国的中央机关，即前梵蒂冈驻南京公使黎培里及上海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下面有二十个总主教，其中十五个是外国人。下面又有一百二十几个主教，其中八十几个是外国人。再下面是各教堂的神甫和修士、修女，其中外国人占多数。主教、总主教掌握教权和教产，在教中权力甚大。凡是神甫、教徒们的罪恶活动，都是经过主教、总主教的许可的，不得许可是不敢做的。神甫们不敢控诉主教，因为是教律规定的；主教需由梵蒂冈任命，否则就算“裂教”；由于教徒的落后，这些都成为驱逐外国人主教、总主教时所发生的困难。天津的经验解决了这些困难。有了天津的经验，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后逐步地把外国人的主教、总主教驱逐出去，换上较好的中国人当主教，并在斗争中团结教徒和提高其政治觉悟。望各地努力实现这个任务。至于反动的外国神甫、修士、修女的驱逐和反革命的中国教徒的处理，仍照以往办法办理。
（三）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改革天主教的运动中应执行以下八条方针：
一、政府积极出面。除政府外，各界人民代表会、抗美援朝分会和党的宣传部或统一战线工作部均可出面，推动其自立革新。不出面和不积极都是不对的。
二、充分发动教内教外群众。即教徒，教会学校师生与其他人民团体。不发动教外群众共同努力争取教徒、就不能战胜天主教内强大的反动势力。
三、由爱国反帝的教徒组织革新运动促进会。积极分子没有出现，随便组织是不对的。有了积极分子不组织也是不对的。组织了有很多方便处。促进会的领导不要交给深受帝国主义影响而缺乏爱国心的中国神甫，已经这样做的应改变过来。
四、争取中国神甫和主教。要由政府和教内教外群众争取他们参加自立革新运动，答应由他们来办教，邀他们参加革新运动促进会的会议，政府找他们谈话等。
五、驱逐帝国主义分子。罪状要有确实的人证、物证。主教、总主教默许神甫、教徒去犯罪也是罪状。
六、镇压反革命分子。对教内反革命分子，予以法律处分，并向教徒作深入的宣传，助其觉悟。
七、帮助解决自养的具体困难。
八、不反教、不排外。
（四）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的工作，现已基本完成；望各中央局在六、七月向中央做一个总结报告（政府系统亦做一个报告给政务院及文教委员会）。今年内做好三件事：一、将尾欠处理完毕。二、做好天主教、基督教的工作，在基督教内发展控诉运动，在天主教内驱逐帝国主义分子，把教权、教产接到中国人手里，摧毁反动组织“圣母军”；三、准备好明年的计划，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
附：
华北局并转中央：
兹将“天津天主教驱逐文贵宾经验”呈报如后：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于五月初布置了天主教这一时期的五项工作：（一）驱逐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二）发展教内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假借神权的专断；（三）清查账目，财政公开，教产由中国人掌管；（四）彻底摧毁其反动核心组织（圣母御使团）；（五）巩固革新促进会，团结好中国主教神甫和一般教徒。这些工作先由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清查西开总堂账目，在各堂广泛展开小型座谈会控诉会和搜集与准备材料开始。
与此同时，以文贵宾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也布置了反攻。主要是对中国神甫施以压力和分化收买，发动派代表到南京黎培里处和写信到梵蒂冈请愿及策动反动教徒公开打击促进会中比较积极的人，企图达到“教内事按教内系统办”，用以孤立与分化促进会，破坏革新运动。
促进会方面人少，事多，斗争经验不足，工作不深入，领导分子也以为差不多了，有“革命成功”的松懈情绪，一时邪气很盛，情况严重。如不突破这一关，革新运动可能遭受挫折。但是，在前一阶段斗争的基础上，教徒群众觉悟已经较前提高，促进会开办的学习班上课虽只一周，许多学员对“神权”“梵蒂冈”“文主教”等问题已并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有敢于起来斗争的勇气。
我们研究上述情况后，决定改变原来准备先清查账目、搞圣母御使团，连续办几期训练班，普遍发动群众最后驱逐文贵宾的计划，立即发动驱文的斗争，摧毁其领导，打乱其步骤。运动发动于五月十六号晚上，以训练班一百余学员为骨干，吸收各教堂积极教徒共三百余人至西开教堂包围质问文贵宾。文被迫承认曾组织圣母御使团、破坏三自和账已烧了。群众情绪高昂，当场宣布不承认文的神权，取消文的主教资格和监视文的行动。
17号下午，文贵宾指使人将偷的东西一包从教堂后面通医院的门拿出去，促进会发后立即成立了教产保管委员会，派人搬进西开总堂，并对文贵宾加以监视。反动的外国神甫和个别的中国神甫与教徒大肆活动，动员落后的老太太等教徒去西开见文主教，布置暴徒写恐吓信威胁促进会。外国神甫满济世、包乃刚甚至亲自前往西开要求谒见主教，与监视文贵宾的促进会人员找麻烦。一般中国神甫则表示冷淡。在此种情况下，促进会所受压力颇感沉重，群众表示观望，觉得促进会作得过火。因此，大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经负责同志指出后，我们当时动员了促进会到各教会学校讲演，揭露文贵宾的罪恶，于各堂口张贴了告教友书，展开了宣传，并发动了各教会学校各堂口教徒轮番至西开示威。政府方面则由专门登记处出面接受教徒要求传讯了文贵宾，特别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几次与中国神甫交换意见，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并发动了教外群众的支援后情势才逐渐好转。24号报纸公布了文贵宾的罪恶，27号公安局正式传讯了文，当日宣布押解驱逐出境。至此，一般教徒才表示完全赞成。
检查这次斗争，我们有以下的经验教训：
（一）驱逐文贵宪是在五个月以来革新运动的基础上发动的。事前曾经过了一连串的小斗争，并较为长期地耐心地不厌其详地反复宣传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华的事实，不放松每一机会，并结合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正面教育，使群众真正有所觉悟。最后将一切归结到帝国主义分子首脑文贵宾头上。先进的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后，落后分子开始犹疑，反动分子一再打击促进会，但经过促进会的剧烈斗争，特别是政府出面支持，发动社会舆论的赞助，落后分子就逐渐靠拢过来，孤立了反动分子，无人再敢于公开为文辩驳了。同时举办教徒积极分子训练班，结合天主教情况给以系统的爱国教育，使之成为促进会所依靠的群众核心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天主教徒异常分散，平时都从事于各种职业和社会活动，很难形成一个组织。经过训练与驱文斗争，从他们之中还可选择一批较好的提拔到天主教内领导成份中去，作为今后天主教工作的干部使用。
（二）团结好中国神甫。天主教革新运动必须由教会内进步教徒出来搞，因为神甫受帝国主义影响深，与帝国主义瓜葛多，而且还处于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之下，虽然他们与外国神甫矛盾很大，对外国神甫很不满意，但要他们正面出来和帝国主义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们往往在许多问题上须要用教内进步力量来促进。另一方面，教会内主教和神甫是代表上帝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固然可以把帝国主义分子的外国主教神权资本剥掉，但宗教的旗帜必须抓紧，仅仅依靠进步的教徒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神权（在教内地位愈高愈好），利用宗教的旗帜，以便更好地影响与争取一般教徒，此点非常重要。在这次驱逐文贵宾的斗争中，中国神甫受外国神甫压力很大（奥籍主教凌安澜、荷兰神甫满济世、包乃刚等对中国神甫表示极大不满，说这个关头，竟无一人出来替文讲话），他们希望政府下令叫外国神甫都走，但同时又害怕梵蒂冈处分他们，又害怕促进会和—般教徒在赶走文贵宾之后反对他们。他们死死抓住神权不放，说明他们本身带有极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当时促进会感到无办法，曾由文教委员会出面找副主教赵振亚和中国神甫谈话，也通过登记处给予了相当压力，鼓励他们爱国，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并警告他们如果背着促进会与帝国主义联系，他们就会没有前途。不允许他们以写信派代表给黎培里及教皇要求撤换文贵宾，搞这一套来代替群众斗争的妥协办法，同时也向他们指出教会应由中国神甫来接办。促进会也表示“拥护中国神长办教”，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中国神甫很放心和高兴。赵振亚等人曾表示：“促进会作的就是我们作的，吴主委（促进会主委吴克斋）作的也就是我作的，一切我都同意，但是要我们神甫公开出来控诉，仍有困难，因为文贵宾神权还未交出，神甫向社会和政府控诉主教，教律中有一条，自己即宣布不是神甫了”。他们曾个别地对教徒做了宣传，其中如李德培神甫并几次在教徒中讲演。所以他们也起了一些作用。对于其中最靠近文贵宾的一些神甫，如岳树德、贺德惠、傅兴霖等也曾进行多次极其剧烈的斗争，孤立了他们，最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文贵宾好，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反对驱逐文贵宾了。总之，这次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两件事：甲、组织了进步的力量（促进会），把爱国的旗帜树了起来，起了促进的作用；乙、团结了中国的主教和神甫，抓住了宗教的旗帜，这就把一般比较落后的教徒也争取过来，这两件事不可偏废。在运动中曾经出过偏差，就是没有很好地结合这两件事，曾使运动上发生脱离群众或前进不动的危险，但一经纠正，把宗教与爱国两面旗帜同时举起时，运动就顺利地前进了。
（三）过去教外群众很少发动对天主教的革新表示态度，此次中央一再指出须发动各界人民积极支援，使教内教外反帝斗争结合起来。由于教内顽固势力极大，帝国主义分子仍占控制地位，进步分子斗争经验不足，工作不够深入，对于他们的斗争，如完全限于教内，势必陷于孤军作战。因此，必须发动各界人民参加这一反帝斗争，公开表示支援，以壮声威，扩大宣传，教育落后群众，提高觉悟，孤立反动分子。经验证明很有效。这次斗争中，帝国主义分子满济世勾结国民党特务连续发出十余封恐吓信，并准备殴打和暗杀促进会领袖。在发动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起来参加这一斗争后，促进会也改变了本来有点害怕的情绪，胆子壮了起来，大大鼓励了教徒群众和帝国主义分子斗争的勇气。同时也使满济世等反动阴谋很难取得教徒的支持，而一一宣告破产。
（四）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准备好一些材料，搞好十分确凿的证据，适当时机公布其罪恶，使斗争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这次报纸公布文的罪状后，教会内许多人说：“那来的这末多材料，除非神甫知道”。群众则有人提出：“这么罪大恶极，应该扣押枪毙，驱逐太便宜了”。也使反动分子无可如何。文贵宾走后，津沽大学前教务长孙志鸿，圣母御使团负责人肖永新，意大利神甫南怀义和中国神甫田如彬等反动分子表示惶恐不安，多方面揣测促进会及政府的企图。
（五）我们主要的缺点是准备工作不够，有时有些急燥，群众发动不充分，宣传的不广泛、不深入，材料准备还不够充实，一切多少带有突击性。而其中最严重的则是一切未能都通过促进会全体委员来作，仅由吴克斋、张羽时、聂国屏、李东序等少数几个人领导出头，在某些方面也还脱离了促进会全体委员。未很好研究布置就把原来的工作计划打乱了，事情的发展，使促进会很被动。
最近赵振亚态度比较老实，许多事（分堂口、调遣神甫）找促进会商量，他们准备成立教务委员会，由神甫及促进会各派数人组成之。促进会也准备为赵振亚升代理主教开一个庆祝会，以缓和促进会和神甫的关系，拉拢神甫，会上争取能有神甫控诉文贵宾的罪恶。我们已在教徒最多的（约占全市教徒十分之七、八）西关教堂和望海楼教堂结合抗美援朝，控诉文贵宾，展开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期积极分子训练班准备开学，促进会机关报“广扬”正找神甫积极分子，准备继续出版，以进一步巩固促进会的群众基础。
以上是否正确，请指示。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6月9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