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存同志自东江寄回检查报告的若干具体情况，很值得我们在开展中的农民运动领导上的注意，特摘要通报各地，望你们进行一次深入检查，报告分局。
6月1日已布置到乡，共动员了5700干部，目前运动已在大部地区展开，干部劲头足，群众情绪高，地主寒心，领导抓的紧，获得了一定成绩。根据9个县3月15日——5月15日（缺龙川、连平）的统计，两个月中共得果实148554.25石，银元15741元，黄金80两2钱，人民币189237000元，部分解决了农民的春耕春荒困难；结合运动，整顿了基层，农民觉悟提高，检举匪特240名，收缴长短枪千余支，在政治上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
（一）乱打乱吊发展的很普遍。不但打地主，而且已打到自己人身上，不但挖地主底财，而且已发展到侵犯工商业，侵犯中农，特别在面上发展得更为严重。惠阳潼湖区（已土改区）东阁村7家地主全被吊，同甲乡四村地主王和隆全家18口人，只两个没被吊，结果什么也没有搞出；该区有20种吊打人方法，从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吊打死6人，自杀13人。博罗四区在反霸中损害了工商业4家，中农30家，贫农7家；十一村村长郑日扬带百佘人到中农廖太合家没收，什么东西都搬走，并且杀鸡杀鸭，大吃一餐而去。陆丰六区西安乡两个村1天抓了16个人，其中有10个不应该捉，并有两个雇工。增城在讨论如何斗争，群众（？）提出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有的动用火刑烧头发、烧胡子；甚至有强迫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
（二）自杀现象也很严重。据河源、增城、惠阳、博罗初步统计，已达290余人；其中河源5月份即有73名，附城镇和附近两个乡）2天就自杀38人，内有25个是地主成份（内有4个受吊打的，一部是无谷退租），富农3人（伪人员），中农1人，贫农6人（4个当过土匪、2个疯子），雇工1人，小孩1人，二流子1人。此外增城、惠阳、博罗亦有60多人（内有中农4人，贫农1人）。海丰30余人。
（三）有些区反霸退租纲领贯彻不下去，运动“开始就显得混乱，追挖底财”。海丰有两人因过去打过架，对方被打了一槌，这次算了150万药费。个别城市工人也起来清算工商业家，挖出黄金140两、人民币2亿，工商业家说：“割封建尾巴我赞成，但现在割着肉了。”博罗罗浮山的和尚也被以“男女关系”为名，罚了3百元港币。退租有退到光绪年间。乡村农民不经过一定的手续，到城市乱捉人，没收东西、罚款。反霸界限不清，不论首恶胁从，不分阶级，一律都斗；或是谁富斗谁，形成了单纯经济观点，刺激了群众盲目行动，许多群众自发起来乱捉人、打人、追逼底财，使运动陷于无领导的状态！
（四）斗争果实的分配，虽在部分地区做得较好，但不少地方却采取平均主义或者配给方法分配（每天按人口领2斤），或者农会把持果实，借与外人（借给有田户），干部多分，群众少分亦很普遍，这种做法冷落了群众情绪。贪污中饱、浪费果实仍很严重：增城一区清燕乡各村斗争时吃大锅饭，最多计300人；三区春村清算出90担谷全部被干部所得；龙门地派乡三村将千余斤果实吃光，杀鸡、杀鸭、大吃、大喝，有的作生意亏光了，二村决定果实的处理办法是：“大地主退的租归学校，小地主退的租归佃户”。
（五）基层不纯不仅是非土改区如此，就是已土改区也如此。如已土改的惠阳潼湖区东阁村，在分田时村干包庇地主，接受地主贿赂，地主罗立彬110亩田只报了30余亩，由地主成份降成富农。这次在该区查田评产，在4个村查出黑田392．208担，比原耕面积超出27.65%。分田时干部分好田，生产渡荒时，群众卖1担柴，村干部要收谷5斤，卖1只鸡收3千元，该村的7个党员现已变为“新贵”，几个品质极坏的党团员，群众称之谓“党霸”、“团霸”。该区现田村治安委员是参加过“抗共义勇军”的，妇女会长最近从香港回来的，群众说她是“妓女”，一个荣誉军人分得1头牛，工作队走后，村干向他讨回又送还给地主。
非土改区去年估计不纯基层占农村25~30%，现在估计为50~80%，这是干部嗅觉高了，工作较去年更深入，领导也非常重视。在这些基层不纯的村庄，政策基本上贯彻不下去，他给他变了样：如龙川耕牛贷款到了村里，每人平均分了4千元；河源灯塔乡将救济米平均分配，每村最高1万元，最低1400元，使本来应有效果的事情变成了无效果，其他包庇地主压制群众果实不胜枚举。
河源三区五联村群众控诉地主，村长却说地主开明；姜阁乡农会长赖林梁给地主分散物资，反革命分子被枪毙了，他和村长给买棺材埋葬，并说政府处理不当；三区马溪村农民控诉地主案子百余件，村干部压下搁置不理；龙门二区茅岗正发动斗争地主钟文记，村干部接受他2两黄金，以大字报表扬他开明；惠阳多祝区华村三社一个土匪兼恶霸当民兵队长，作风恶劣，强迫40岁以下妇女剪发，强迫群众参加“五一”游行，否则罚谷5斤。对于基层不纯，陆丰甲子农民有如下的尖锐批评：“地主阶级共产党，知识分子青年团”。
基层不纯，今天看起来，没有充分的发动群众，“撤换建政选举建设”都不能达到整顿基层的目的。
（一）下级干部对反霸退租纲领不明确，敌、我、友界限不清，政策界限模糊，作起来不讲策略；少数地区反霸中，实质上离开了反封建的总目标，“有恶皆霸，有霸皆反”，把骂人偷人列为恶，代替了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退租无限制的追挖，中贫农也成了退租对象，工商业家摊贩也被卷入漩涡，退租与追挖底财混淆，取消了政策，失去了领导，造成了混乱。
（二）干部存在着片面的强调满足贫雇农经济要求的一面，忽视了从政治上满足；另外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宁“左”勿右，认为：“左”最多是受批评，右就变成刘波第二。有的对一些错误偏向不敢讲，有的干部以为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有的以为运动起来，偏向是难避免的；领导纠缠不坚决，怕打击了干部积极分子情绪，妨碍运动发展，因而没有及时纠正。
（四）基层不纯，党团员起不了核心作用，因此真正的雇贫农没有发动起来，而少数分子扬言地主都斗了，没有油水，政府要我们渡荒，不让饿死一个人，现在只有向富农、中农才能挤出油水来，以转移斗争视线。
今后意见——（已吸收到分局最后发出的指示中，从略）。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来源：广东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