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照西南局第八次会议规定，属於第一类（照京津办法）进行“五反”的二十五个城市，除个旧计划较迟须於四月十二日先在市区开展外，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泸州、南充、北碚、雅安、万县、涪陵、合川、内江、自贡、宜宾、乐山、温江、绵阳、眉山、灌县、遂宁、遵义、安顺、西昌、康定等城市多系於二月份先後展开，三月份进入处理阶段，目前多数已将守法与基本守法户处理完毕；有的对半守法半违法户亦处理了一部或大部。其中重庆、成都则已将半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三类基本处理完毕。重庆已处理前三类共计为三万七千余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成都已处理之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共计二万零六百余户，占已开展工商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二。昆明共处理了一三、七六四户，占工商总户的百分之八十六。在中、小城市中万县已处理了三、四八八户，占工商户的百分之八十。遵义在二十个行业中已处理了百分之九十，占重点行业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各城市均可於四月中旬将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三类工商户处理完毕，而将大部精力来集中解决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的问题，预计在四月底前，这类城市的运动都可基本结束。第二类（即取一般交代重点突击）及第三类（一般号召，个别突击）城市，目前正在进行的已有百余个。第三类城市四月中下旬大体亦可结束。第二类有些地区则须俟第一类城市取得经验後（如云南）或“三反”结束後（如川东）才能进行，这类城市要到五月底才能结束。
（二） 关于对五类工商户的划分，各地经过一段摸索，大体已符合於中央所规定的标准，各大城市中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的合计数，均为百分之五以内，如重庆前三类合计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後二类合计为百分之四点三六；成都前三类为百分之九十七，严重和完全违法户共为百分之二点八，昆明前三类合计为百分之九十五，後二类共为百分之四。在中、小城市则团结争取面就应更大，打击面就应更小。例如南充、雅安、绵阳、崇庆等城市，他们把打击面、把後二类约束在百分之二左右或不超过百分之三，而把团结争取面、把前三类扩大到百分之九十七或九十八，我们认为是恰当的。但是还有些城市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从现有分类比例数字来看，则还应加以调整，打击面还是大了一点，争取团结面还是小了一点，例如泸州市後两类原为百分之八点三（已缩小为百分之四），贵阳百分之五点五（现已改为百分之四点一），自贡百分之五点四，遵义（工商户一、六三四）百分之四点九，涪陵（工商户二、二六三）百分之四点七，万县市百分之四点四。在第二类城市中如江津、长寿、新都後二类都在百分之七。这些都应适当加以缩小，我们认为第一类城市，后二类工商户一般不应超过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三。第二类城市则应控制百分之二左右为宜。至於第三类城市都是些较小的城镇，则打击面还应更小些，一般以不超过百分之一为宜，据息烽县报告全城五零九户工商户中守法与基本守法户共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严重违法户则是个别的（只三户），因此在中、小城市中对工商户的分类，特别是打击面，应谨慎加以掌握。
（三）经济生活的恢复问题：在一般中、小户大批处理後，工商界的顾虑大部已解除，情绪已安定起来，经营积极性已提高，再加上机关正常业务开始恢复及政府的加工订货、收购土产、货款、以工代赈等重要措施，市场的经济生活，城乡交流已开始好转，失业工人问题正在获得解决中，重庆钢铁机器业已有四十余个大厂接货，并将带动百余个中、小厂，自三月中下旬市场情况已渐趋活动，四月上旬更呈复苏现象，各种主要商品批发及零售的交易额均较三月下旬增加，棉纱较三月下旬增加百分之二三点九，大米增加百分之点一一，面粉增加百分之七点八，布疋增加百分之十二。市百货公司营业额四月上旬较三月下旬增加百分之一五点三，零售公司增加百分之五，其他如五金、药材、纸张、颜料等交易均较活动。工商业者经过“五反” 的教育，经营态度较前老实一些，加工订货计算成本都较“五反”前降低，如布疋类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铁锅铁作降低百分之二十，缝纫加工降低百分之三二，而且在质量规格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失业工人问题主要是采取恢复某些必要的基本建设入手，成都是以修马路（一零七零人）员工订货、集训（主要机械业五、六七二人）、转业（服装业）等办法来逐步解决，现已有九千一百人就业，六千人尚未就业，有些则是暂时无法解决的。日常业务的恢复三月以来各地即以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力量投到这上面，一般的已陆续恢复日常工作。干部缺额问题各地已从紧缩机构、节约人力、提拔干部中部份得到解决，但完全解决问题还有待於今後的努力。
（四）群众的发动与店员工会的整理问题，在运动中对於依靠与发动工人店员群众方面一般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相当成绩，店员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分子大批涌现出来，并注意了争取高级职员的工作。重庆发动店员工人较为广泛，百分之九十以上店员工人卷入了斗争；昆明七年以上工龄的八零五八个老工人，已发动百分之六十五；自贡市四三五个高级职员中百分之五十已被争取过来。但工作很不平衡，有的城市作得很不深入。同时运动中也暴露出过去基层工会中的领导成份极为不纯，如贵阳市一八五个行业的二七一个工会正、副主席中，竟有国民党旧军官二十四个，国民党地方官员六个，大地主流氓二个，伪工会主任七个，特务六个，封建把头二十七个，被资方拉过去的二十四个，派进来的二十一个。建筑工会则大部为封建把头所掌握。昆明市店员工会十五个委员中，有国民党员二人，三青团员二人，特务一人，帮会头子一人。因此在运动中包庇资本家，订“互助同盟”压制工人斗争的事件不断发生。这种情况在中、小城市中，由於过去工作基础更薄弱，也同样存在，因此在这次运动中认真的发动群众，并从运动中注意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然後在这一基础上彻底地整理基层工会的组织，这无论对当前的运动及今後的经济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运动中还暴露出工商联筹委会和同业公会的领导成份中有许多是“五毒”俱全的大奸商，如万县市工商联主任是全市大行贿案的首要分子；雅安工商联主任组织盗窃集团，盗窃国家财物十亿以上；川西温江、郫县、新都、崇庆、彭县的工商联主任都是完全违法户的首要分子，均已逮捕。彭县的已自杀。同业公会中如贵阳市四十三个同业公会有十三个已经完全垮了，有八个垮了又重新组织起来，在四十三个同业公会四五五个委员中，守法的七十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三八，基本守法的一六九人，占百分之三七点一四，半守法半违法一七三人占百分之三八点零四，严重违法三三人占百分之七点二五，完全违法一零人占百分之二点二。成都市机械公会二十一个委员中，除已被扣三人外，尚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十七人，占委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四，运输业公会三十个委员中，除已扣四人外，严重违法的尚有十八人。较少的如钟表眼镜业公会二十五个委员中，严重违法的七人。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聚地加以改组和整理。但必须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对那些罪大恶极“五毒”俱全人缘不好的分子必须清洗出去；同时对那些违法并不严重，或即使有些严重问题而人缘不太恶劣，平时在政治上比较靠近我们的分子，以及不反对我们的中间分子，则应坚决保留并帮助他们过关，另吸收一些在运动中表现好的人参加进去。
（六）贩卖毒品、金银问题：此问题在西南更为严重和突出，据昆明统计已发现走私黄金案二、零二五件，计十九万两；银元七零三件，计一百廿万元；大烟二、三六五件，计一百七十八万两；砒子三六四件，计六万八千两。贵阳的商车旅馆和西药业则几乎是没有不贩毒的；安顺县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商户兼营或经营毒品，仅据坦白材料统计大烟已达六万八千两，砒子三千余两，沃水三千三百两。西康及其他各地贩毒也很普遍。但这问题牵扯面很广，如果仍按一九五零年八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的禁绝烟毒实施办法来处理，则打击面过大，因此我们认为把这一问题留在运动之後另作处理是必要的。在总的精神上必须是既从严而又适当照顾打击面不可过大，着重打击那些贩运和制造毒品的烟毒的主犯和屡犯。这一问题各地目前都应注意搜集材料，加以研究提出……（未完）
来源：《西南工作》第九十九期 ，195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