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震林同志五月五日报告一件，杭州市委五月六日报告一件，上海市委财委五月六日报告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
（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付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得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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