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极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本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的领导机关，对于基层干部这些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甚至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领导机关控诉或采取其他办法向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斗争时，还无原则地姑息，替干部辩护。事实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兹将各地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与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及我们对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意见报告如下。
第一，强迫命令已成为基层干部相当普遍的与带有一贯性的作风。这里只以农业生产与爱国卫生运动为例。如：
在打井抗旱运动中：泰安、胶州、文登等地区有不少区、乡，提出了“以打虎精神，完成任务”的口号，干部按户强迫分配任务，到群众地中任意划圈逼打。有的指派民兵站岗，将全村居民集中强迫打井。有的甚至突然封锁集镇，扣留赶集群众打井。
在贷放水车中：宁阳二区生产助理干事在乡干会上提出：“水车是铁打的，就是泥捏的也得要”。乡干回去则向群众说：“就是纸糊的也得要”。二区区干在西马庄强迫群众讨论贷放水车，无一发言，就用“熬鹰”办法，直到鸡叫才放群众回家。
在贷放化学肥料与豆饼中：诸城县的一千一百个村子中，就有二百多个村是按户摊派买肥田粉的。农民因不习惯用，被强迫买后即倒入河里以示不满。牟平九区和十二区群众不原买豆饼片子，区干说：“这是先进工具造的，不买就是落后”。乡村干部回去后则说：“不买就是反革命”。群众仍不愿买，就强制规定：“凡买当地饼二百斤，即须带片子饼二十五斤”。
在推广良种中：高密县九区为扩大棉田，只东流村即被逼拔了谷苗五十余亩。徂阳、泗水等地在农民已种上小棉之后，才将优良种摊派到户，强迫群众锄去已种的小棉，不原锄者即遭乡长捆打。莒县一个分区委书记在为了摊派栽种优良棉种，即强迫农民拔去棉苗三百八十亩。苍山县甚至当棉花已结桃即将丰收之际，还强迫群众拔了四百九十余亩成片的小棉和大、小棉间种的花棉。棉农跪在棉田磕头哀求免拔，亦未获免。昆嵛县英武乡长，在今春栽地瓜时，强迫全乡农民拔去已栽上的老式地瓜，换栽百号地瓜。
在捕蝗中：东平县的干部扛着枪，带着绳子去“发动”群众捕蝗。邳县五区区长发动捕蝗时，下令群众不准赶集，并亲至集上将商人的秤收去，当场打了两人，该县七区分区委的捕蝗决议上规定：“教育说服不来就法办”。淄博专区不少区乡，用勒令乡代表”签字划押保证、“民兵四门站岗”、“不准妇女上坡送饭”，以及“扣押”等办法强迫群众捕蝗。
在组织变工互助中：临沭县六区后里乡乡长把十二户农民强迫集中，下令民兵看守，不组织不放走，不准吃饭。肥城一区冷家峪叫民兵站岗，强迫群众讨论参加互助组。宁阳县西疏外村村干宣布“限三天组织起来，否则编入二流子队或懒汉队”。平西焦家庄子乡长宣布“不组织起来就是发展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就要斗争”。益都县十五区用斗争会的方式评比秋收，一直发展到刑讯逼供，逼死人命。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宁阳一区、即墨二区都是用民兵截住集市两头，强迫群众注射防疫针。即墨二区更派民兵挨户站岗，强迫打针。齐河六区沙里乡将群众逐至屋外，关死大门，由民兵包围后强给群众打针，许多群众都吓得越墙逃走，妇女抱着小孩躲在坡里，不敢回家。
第二，强迫命令的办法，花样很多，最普通的办法如：
（一）扣大帽子，威胁群众服从命令：如说：“不打防疫针，就是为美帝国主义扩充细菌战，就是美帝特务”；“爱国买肥田粉的一边站，不爱国的一边站”等。如群众还敢有异议的，就指为“暴动”，予以惩罚。
（二）“熬鹰”：“强迫群众开会‘讨论任务’，不到大家”同意接受任务不准散会。有的在开会期间不准吃饭，不准喝水，不准大小便。有的连熬两天两晚，甚至有连熬三天三夜的。
（三）开斗争会：强迫群众用斗争地主的办法去斗争不接受命令的群众。在斗争会上，常常用各种侮辱人格的办法以至运用非刑。
（四）摊派：如贷肥、打井、推广良种，都按村按户摊派。银行的有奖储蓄，也按级布置数字，硬派下去。
（五）用武装强迫群众接受命令：福山县专卖事业分销处，为取缔私人酿酒，竟出动全部缉私人员、公安武装与民兵，拂晓包围陈家沟与石岚村两个村庄，将群众全部驱至一个大院里，挨户搜查，以手枪刺刀威胁群众坦白检举，一直到刑讯逼供。对查出群众曾在几年以前因过年、娶亲、医病等需要偶以地瓜“私”酿五斤至三十斤酒者，甚至存有酒曲者，都罚款至百万元以上，判刑至一年以上。在五个乡四个村三干三百六十三户中，被罚二百一十户，罚款达三亿八千余万元（酒变价不在内）没收群众吃饭的锅一百一十四口，水缸五百二十八口，瓶六百九十个，罐子九个，篓二十二个及其他簸箕，瓢等一切有“酿酒嫌疑”的工具。被没收东西的群众达六百余户，罚站在雨中淋一下午者，达七十余人。福山取缔私酿事件，就逼使群众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者九人，逃亡者二人，引起家庭纠纷打架者八户，被逼卖地者七户，卖牲口者七户九头，卖猪者五户八只（小猪不在内），卖粮食者三百二十五户二万八千余斤。
第三，强迫命令作风，使党的政策被歪曲、被曲解，并给群众造成许多沉痛的损失，如诸城共打井两万多眼，能用者不足五千，已用者不到三百。
强迫命令的结果，往往引起整乡、整区群众对党的政策怀疑不满，惶惶不安，甚至造成生产停顿。如苍山县武装逼迫群众大量拔去将近收获的棉花后，有的群众说：“活了几十岁，，还没见过政府拔棉花”。诸城十五区强迫秋收评比，乱用斗争会的结果，生产曾一度停顿下来。莱芜召开四、五百人的商人大会，用威胁和打虎的方式进行补税，结果逼使商人自杀者六人，市场也曾一度萧条。
第一、乱打、乱抓、乱押、乱管制、私立公堂、酷刑逼供、逼死人、打死人：
据胶州专区五个区、三百零四个乡半年来极不完全的统计，打过人的区委书记有五人，区长十三人（为十三次），区干三十七人，乡干一百四十一人。诸城一个县半年来不完全的统计，打过人的乡干计有七十一人。乳山县五个区的统计，今春以来乡村干部发生的打人案件即有二十五起。临沭九区一个区统计，乡村干部打人者三十六人。如福山五区两甲乡广个转业的干部曾因文登一区下埠前村群众失去衣服一件，村分支书记怀疑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偷去，初则搜查，继即吊打上刑逼问，其母跪下求饶不听，其兄提出抗议，亦被痛打。潍北县一村长夜间调民工修河，有一群众觉得派差不公，提出意见，话犹未了，村长竟开枪将他打死。
乱捕、乱押的现象亦同样严重。据诸城三个区公所半年统计共关押过三十五人。东光县三区区长和民政助理两人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曾擅自押过十五个人。临沭五区区长因调民兵挖河即擅将一个乡的支部委员全部押起。海阳五区在召开全区代耕“不力”户的会议上，当场逮捕两户，因而引起另一代耕不好户张贵山畏惧自杀。诸城六区分区委书记因向一小学教员提意见未被接受，即将教员打了一顿，又绑送区公所扣押，因而惹起学生集体请原。日照县碑郭区区公所无端扣押一军属，激起四百余群众请原，区长则威胁群众说：“你们来多少也都有地方押”。
私立公堂，刑讯逼供，逼死人命的现象，也到处发生。如胶县五区周家庄公粮被盗，当地民兵即擅自扣押三人，均被刑讯逼供活活逼死。峄县二区分区委副组织委员徐子山擅自逮捕霍于氏，私刑逼枪，至半夜又企图奸污。
乱加管制，乱罚劳役的现象，也在不少地区普遍存在。
第二、乱征、乱敛、乱罚、霸占土地、霸占斗争果实：
据调查临沭县一个区就有七十二个村擅自捐款，其中有六十三个村擅自募捐“义渡粮”二十四个村捐“搭桥草”，六十六个村募“训练助产费”，七个村募“民师补助粮”，一个村募“剧团演戏大饼”八百斤，十个村募“兽医粮”，四十个村募“地理先生粮”，一个村募“村干剃头费”，十个村募“修村公所费”。据乳山县五个区统计，半年来即发生擅自捐募一十二起。荣城屯候家村自修学校九间，连唱戏费按户征收，多者十二万元，少者四万元，只这一次全村拿出的款子即等于夏征公粮的百分之二十。
乱罚现象，亦相当严重。如乳山官庄乡一个烈属“偷”了几棵花生，被乡长罚款二十万元，充作唱戏费用。
霸占土地、霸占斗争果实，也到处都有。如沂水专区鞠家窑村副乡长王学成，曾利用职权，假借一复员军人之名，向九家分地户抽地二十六亩四分，与农会长及其他村干私自分肥，又以坏地换好地二亩七分。
敲诈勒索的现象也极普遍。如济宁赵王堂村农会主任王树坤，其祖父死了要全村吊丧，每人出七千元。更严重的是有些乡村干部向群众强借银钱粮食，只借不还。
第三、强奸妇女，干涉婚姻自由：济宁县赵王堂村，以农会主任王树坤为首，领着民兵集体轮奸该村妇女，已查清者有达八次之多，并在白天将一新娘硬拉到村公所去轮奸，惠民专区阳信县大人阳村支书杨立仁奸污该村妇女已查明者即有九人，他还放肆地说：“看得谁家妇女好，就上谁家去睡觉”，有三个党员向他提意见，竟被他立即开除党籍。昌潍有一女孩子被村干集体轮奸致死。临沭七区有的村已将识字班的姑娘都分配了，每个村干搞一个。被奸污最多的是军属和被管制的家属。有的霸占了军属，军人转业回家，还不准与其妻同住，因而逼死转业军人。
虐待妇女，干涉婚姻自由的更多。沂源县唐庄村副乡长黄子顺硬逼一刚离婚的妇女翟继连与其夫合婚，翟不从，又逼其与另一人结婚，翟亦不原，黄即假设圈套，诬她为小偷，送区扣押。牟平县洪口村分支书栾吉州强迫该村妇女杨宪令为儿媳，杨不从，即禁止其与自由恋爱之杨书湖结婚。
第四、包庇反革命：如长清县石窝乡支书兼乡长董玉新，曾放走恶霸地主刘昌肇，并为地主刘昌福倒回被斗出的土地浮财。沂源四区碾砣庄乡长朱道奎，包庇反革命还乡团杀人犯谢佃武，公安局去逮捕时，密告其逃跑。
第五、镇压民主、报复检举人：即墨前阳村村长高会岭强迫全村选民选举指定之候选人，群众不从，举出自己信任的代表，高会岭等即诬称“暴动”，欺骗盐警，指使民兵欧打选民一百六十余人。章邱县蔡庄柏春溪因向大众日报投稿揭发该村干部贪污敲诈、霸占斗争果实等等不法行为后，即被村干诬指柏有政治问题，在区长支持下，将柏春溪赤身绑至乡政府禁闭一夜，并召开村民大会逼令反省，宣布管制，柏因而致疯，其未婚妻亦被迫与其解除婚约，其母因受惊病倒。
伟大的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后，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虽已受到打击，但上述基层组织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发展到目前如此严重的程度，未能予以克服，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仍存在着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基层干部缺乏教育。布置工作不从具体情况出发，不估量干部能力，照抄照转。只交代任务，不交清政策，不教给做法。不检查，不具体指导。布置了任务就等着要报告，下面干部普遍反映负担太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基屋干部就很容易承袭旧统治阶级的作法：强迫群众服从自己。官僚主义愈严重的地方，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就愈严重，这已成了规律。
第二、不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党政和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民主制度均不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均未能使群众畅所欲言，言之有效。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政治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扬起来，基层组织未能得到群众的监督。
第三、对基层干部缺乏了解和审查，纪律松驰。许多基层干部蜕化变质，并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基层组织，造成基层组织不纯。（一）蜕化变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利用职权的便利，发了财，变为新的剥削分子。另一种是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变为恶霸。再一种是过去敌占区的变节自首分子与地主恶霸还乡团分子订立了“双保险盟约”，敌人败走后，他们又重新钻入组织，掌握了基屋政权，他们害怕暴露叛变罪恶，就多方掩护反革命分子，听从地主反革命分子掌握。（二）地主、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混进我基层组织。如：昌南县马家上映乡乡长杨贤忠即系一现行反革命分子，今年夏季在他家中即查出大枪十一枝。历城县韩仓乡的组织，乡长是一贯道的×依道道首，农会主任系兵痞，为特务所掌握。乡农会委员一个干过伪保长，开过大烟馆；一个曾干过蒋匪乡大队长；一个是三青团分子，伪保长，乡委员兼青年团委员是蒋匪电话员，解放后曾窝藏过反革命分子。乡委员兼村主任者：一个曾干过土匪；一个曾当过匪谍报组组长，一个是兵痞。乡团支书是兵痞流氓。诸城某乡十五个村，只有一个村的组织比较纯洁。甚至惠民有个别村庄，群众叫做“小台湾”问题的严重已可见一般。
第四、各级领导机关对于财政、动员与司法制度上的各种严重混乱现象，没有认真加以克服，因而使国家的法令，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
第五、一些领导机关的干部，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缺乏随时随地坚持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原则性。对于群众反对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斗争没有给予有力支持。对于群众控告检举干部的案件，不是拖延不理，就是强调干部“有功”，包庇维护，有的甚至纵容这些干部进行报复，打击群众。群众控告基层组织的坏干部，因得不到支持，畏惧或失望而自杀的已屡有所见。控告后遭受残酷报复打击者更属不少。
由上可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以端正干部作风，纯洁基层组织，是当前迫不及待的任务，而首先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则是克服基层干部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的关键。因之，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坚决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采取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在这一斗争中的具体办法应是：
第一、向全党说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及其危险性，动员干部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目前反对官僚主义应以反对漠视群众疾苦、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为主。
第二、遵照中央的指示，在春耕前，将区干部集训一次。按照中央三反指示的原则，用整风方法，结合解决干部当前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之后，利用农业生产间隙，分批集训乡干部，进行群众路线、组织起来及其他重要现行政策的教育，并结合检查和处理一些突出的问题。
第三、由省府布告宣布：只有公安、司法机关有依法拘押、审判人犯的权利。严禁乱捕、乱押、乱打、乱罚、乱管制，违者依法惩处。公布中央规定的村财政管理原则。这些布告应广泛印发，务使家喻户晓，使群众有坚持民主权利向违法乱纪分子作斗争的法律武器。
第四、在公布以上布告的同时，应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一次遵守人民政府法律、法令的学习，并联系检查一次干部遵守法律、法令及保障人权的情况。对于严重的违法分子应予以揭发和适当的处理。
第五、认真地处理人民来信，对违法乱纪情节严重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布。
第六、对敢于报复检举人的分子，坚决予以惩处。
第七、认真地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务使人民的代表能够畅所欲言，言之有效；使人民能真正掌握政权，监督政府。
第八、认真地加强党的检查机关和政府的监察、检察机关的工作。按照中央历次指示，配齐专职人员，加强干部质量，党委定期检查讨论这些部门的工作，并予以有力地支持。
第九、各级领导机关，给下面布置工作，必须同时不厌其详地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必须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每次工作总结均应总结干部作风。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