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长江日报湖北通讯站寄来、许学本同志所写、湖北省各县在春节期间召开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会议情形的报导。报导材料证明：会议一般都开得比较认真，作法是对头的。
各地会议证明：整编队伍是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关键：实行了，工作可以前进；不实行，工作就要后退。
湖北各地干部会的材料说明：绝大多数干部很好，是艰苦朴素、深入工作的模范。有极少部分人很坏，如麻城县两路口乡工作组组长牛健德、区干部商治安，嘉鱼县工作组长张中顺等人，或则严重包庇地主，或则贪污农民斗争果实，或则以恶霸作风对待群众，或则消极怠工，作假报告。这些犯罪分子，皆应实行纪律法办，撤销工作，予以处分。不这样办的，领导者就是官僚主义分子。还有一批在工作作风上犯错误的人，对这些人则应耐心教育，使之改正。
附：
湖北省各县，在春节期间先后召开了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土地改革和复查工作，发扬成绩和成功的经验，表扬工作好的干部；并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干部不纯的工作作风，对思想作风很坏的干部，分别给予了适当的纪律处分。各县会期约12天、半月、20天不等。参加会议的人数一般有五、六百人左右。并有中共地方委员会协助县委会主持。
各地会议在总结过去工作时，认为去冬今春的土地改革和复查运动，一般是发展健康的，目前运动正在不断深入，胜利不断扩大。获得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地一般都执行了着重深入、贯彻放手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方针。广大干部，一般都运用了个别串连的方法，坚持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而和农民建立了感情，从思想上发动了农民。使在深入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基础上所开展起来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恶霸、不法地主的阴谋诡计、破坏顽抗，受到了严重打击，运动在不断扫除障碍、不断取得胜利中，声势越来越浩大。贫雇农优势初步形成，中农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诉苦串连，也积极参加了运动。广大干部在运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各地会议在肯定成绩、经验中，指出了在当前值得严重警惕和防止的是不少干部滋长了自满松劲情绪，漂浮起来。这种错误思想没有及时得到纠正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了包办代替、偷工减料、走过场的严重偏向，起了削弱原来的工作基础、障碍运动深入的恶果：不少乡反恶霸斗争胜利了，但划阶级时失败了；不少乡复查中查田、查阶级的工作进行的还好，但到民主团结阶段又松劲了。如兴山县柚子树乡反恶霸斗争结束后，干部就认为“大功告成，以后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就不再深入发动群众，草率地转入划阶级斗争。划地主马李氏的阶级成份时，马李氏狡辩顽抗，工作干部仍然没有从中取得教训，反而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办法，指定一些贫雇农来诉苦说理。这些被指定诉苦的人没有诉，斗争也就这样失败了。阳新县七区潢山乡反恶霸斗争以后，干部以为“有了积极分子了，以后只在开会时掌握一下就行了。”因而工作松懈起来。各地会议上都从检查工作中认清了松劲思想的危害性，并着重批判了这一错误思想。宜都县姚店区汤家畈村的复查工作中，在村工作的干部，不懂得为什么要实行土地改革复查。他们虽然也在形式上和贫雇农同吃、同住（没有同劳动）了，但却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没有从思想上发动农民。开会也是形式的，天天开会，天天要群众诉苦，群众对形式的会议很厌烦，每次到会的雇贫农只占雇贫农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工作干部依然没有从中取得教训，反而责备群众不听从他们的“摆布”，骂群众“忘恩负义，翻身忘本”。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为了急于走斗争的过场，接着就召集群众斗争地主，因为群众没有得到发动，结果使斗争陷于僵局。当时，乡干部消极，农民群众更加松懈，而工作干部却又想出了“妙计”，决定以“中、小地主‘过关’来‘带动’大地主低头。”具体的布置和作法是这样的：上月11日那天，召开了一个400多人的群众大会，还搭了台子，扎着彩门，彩门上写着“复查关”三个大字，准备要地主从这里经过，以示“过关”。彩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左边是“还剥削、过复查关、安心生产”；右边是“不老实、顽强抵抗、长期斗争”。彩门两旁由民兵手持长矛把守；大会开始，就让大、中、小地主分别列队，向彩门走去，中途，由村干部对他们每人询问一遍，凡是已经交出应该赔偿农民的财产的，就发给“过关证”。地主到了彩门，民兵就大声询问：“干什么的”？地主则答“过关的”。民兵说：“拿手续来”，这时：有“过关证”的地主，民兵就说让他们走过彩门；无“过关证”的地主，民兵就说“不行”，并再转回来向群众“表明态度”。有个地主“表明态度”时说：“因为我没还清剥削账，不准我过关，以后慢慢的来吧。”……这是多么严重的形式主义作风！这简直是把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成儿戏。它的恶果，不仅会使工作受到损失，更会给群众造成很坏的影响，为今后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难。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是密切联系着的，上面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再如天门县侯接乡，每逢开会，都是由工作干部“讲道理”，你一套，他一套，晚间开会，一讲讲到鸡子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农民因为不愿坐在那里浪费时间，就在会议当中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农民，也没有注意听的，有些就干脆睡着了。工作干部发觉了这一情形，竟然大发脾气，说：“老百姓真落后，”并订了个开群众会“罚约”，规定“谁开会不到，罚钱5000元”，“到会而打瞌睡的罚10000元”。克服包办代替、形式主义的作风，必须联系检查思想，从思想上认真纠正。不这样作，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变化，而实质上还是形式主义的。例如竹山县有些干都，知道包办代替不对，但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所以形成放任自流。参加会议时，遇到需要说几句话来引导农民开展讨论时，也不说，怕别人说“包办”。
各地会议批判上述自满松懈、包办代替、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的成功的作法是：首先，由县的负责干部作动员报告，打破干部对检查工作、检查思想的顾虑。更重要的是领导带头检查，启发干部自觉地检查，从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前一阶段工作中的成绩，是和领导干部的深入指导工作分不开的。但在运动当中，同时也反映出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不够深入，以致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向，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具体帮助干部解决困难。前述宜都县姚店区汤家畈村复查中形式主义之所以得到滋长和发展，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同时反映了该县领导机关指导工作不深入的偏向。蕲春县不少干部对于为什么要深入、怎样深入还弄不清楚，也证明该县领导机关指导不深入、不具体。因此，领导干部带头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对解除干部检查工作的顾虑和正确地进行检查工作、思想，是有很大帮助的。
各地会议都注意了通过检查工作，联系检查思想，从思想上分清是非界限，批判自满松懈，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法。有些因为思想动机不纯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的干部，更联系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武昌县一个干部检查工作漂浮时，最后找出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因为他想找爱人，所以进村以后专找妇女，第一个就找了一个中农成份的青年妇女（土地改革前误划为贫农，以后改正），使以后串连起来的农民都是中农，使工作走了一段弯路。
各地会议在整编队伍中发现：绝大多数干部、在工作中都是艰苦朴素、深入工作的。其中有不少的干部，在工作中不但思想正确，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而且工作也是得法的。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些干部在会议上都受到了表扬，做了同志们的榜样。会议上也发现少部分干部，是犯了错误的，其中有少数人又是犯了较严重的错误，如贪污农民的斗争果实，消极怠工，做假报告，包庇敌人，挑拨是非。以恶霸手段、作风对待革命群众等。对于犯了错误的少部分干部，各地除了着重思想教育外，一般都注意了查明错误性质，严肃纪律，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分子，给予了适当的制裁。如麻城县两路口乡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牛健德（原任该县中驿区区长）、商治安（区干部），思想、作风非常恶劣，他们假土地改革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找女人，不求深入发动群众，更非法在该乡单独成立“区人民政府”，牛健德自封为“区长”，商治安自封为“土改主任”。他们整天到处找女人，工作强迫命令，以至发展成乱吊乱打。划阶级是由牛健德下命令一天划完的，但他们却向上级造假汇报，企图蒙蔽领导，在他们领导之下的工作组共15个干部，也受了他们的影向，不深入工作，使土地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夹生”现象。牛健德的严重错误行为，已受到了严格的处分。广济县土地改革工作干部徐光，一贯犯错误，扎根时专找妇女，成天上馆子吃喝或照像，不做工作。嘉鱼县有少数干部，形式上参加了土地改革，实际上一心一意盘算个人问题。他们把“三同”说是“三痛”——“饭吃不好肚子痛，劳动了浑身痛，天天跑路脚痛”。洪湖县士地改革工作干部穆金兴执行“三同”是同妇女玩闹，同干部闹意见等、深入是深入廖耀平（女干部），企图搞恋爱。因为堕落腐化而至投降敌人，作为地主阶级反抗农民运动的代理人者也有之。如嘉鱼县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张中顺，贪污农民斗争果实6000斤，谷子800斤，与恶霸地主的女儿搞皮绊，包庇恶霸地主，还替他父亲搞了一个老婆。对上述少数违犯纪律的干部，各地会议都分别轻重，予以适当地处理。上述情况的暴露，进一步证明了整编队伍的重要性。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