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三、四月份综合报告中有关“新三反”斗争的部分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兹将西南局三、四月份综合报告中有关“新三反”斗争的部分发给你们一阅。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其中所反映的情况和总结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以下两点,值得各地重视:(一)“新三反”能否开展得好的关键在于领导上是否具有决心,领导上有决心,就能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出改进的办法,否则这一斗争就深入不下去。(二)许多部门和单位对于自己领导上有无官僚主义,最初总是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及至把自己过去所做的主要工作和所发的主要指示,认真摆开检查一下就发现了无可争辩的严重问题,就会发现官僚主义之所在,而不能不惊心动魄,感到反官僚主义之必要。

现在“新三反”斗争在省以上的机关中均已普遍展开,各地领导机关应抓紧对这一斗争的领导,继续深入,并向地县两级展开。

此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1953年6月3日

三、四月份我们所进行的几项主要工作是“新三反”斗争,工业生产与农村春耕生产,及贯彻《婚姻法》运动等工作。特分述于后:

(一)关于“新三反”斗争,按照预定计划,在4、5、6月份,首先在地专以上领导机关中,着重地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现省以上机关,大都已行动起来。西南一级机关,4月上旬开始动员部署,除个别部门有计划地推迟外,目前已普遍揭发问题。重庆市4月初即普遍开始,除在机关进行检查外,并组织了千余人的居民访问组,已揭发检举出的问题达7000余件。各省除进行了少数典型案件的检查和处理外,并均先后召开过地书会议或省委扩大会议,对“新三反”作了部署,并结合检查了省的领导。云南所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即对半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会议中对省委各部门提出许多重要批评和意见。四川于5月3日召开了省级机关的党代表会议对“新三反”进行了专门动员,现已开始行动。西康于4月25日召开了科长,党、团支委以上千余人的干部大会,由省委书记亲自作了动员。贵州系在1月份整风基础上继续进行的。这时期并召开了公安、贸易、税局等部门的专业会议,进行了检查。云南省级机关除已进行几个重点单位外,其他准备在省委扩大会议后开始。至于地专一级机关则大都尚未开始行动,预计在5月中旬才可普遍开始。

现西南一级各部门及各地都已揭发出不少的严重问题。不少的领导机关在决定问题和布置工作时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对人民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因而常常造成严重的恶果。如云南商业厅在菜油问题上,51年主观认为要发生“油荒”即一面发动群众增产,一面高价收购,结果积压200万斤,到52年新油上市,他们又主观认为“无销路”,便减少收购,压低油价,大量抛出,结果不仅本身亏本20亿,且造成农民因损失太大、菜籽减产及今春在贸易上菜油严重脱销现象。一○一厂在修建高炉问题上,资源尚未解决,即去大冶运机器,结果不得不中途停运,运费已花百多亿,而机器则散放在重庆、汉口、大冶三地。西南粮食局基建处长,限令工程科于1小时内作出5年基本建设计划。结果不得不凭空编造,使计划大而无当,每年基建开支平均即达公粮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他,在基本建设中的盲目订计划,盲目施工,贸易工作中盲目购销,政法工作中的主观判决案件,文教工作中脱离实际的扫盲计划以及许多部门在布置工作时只着重交代任务、数字,不认真交代政策、做法,在布置之后又缺乏检查,结果造成下面也简单摊派数字,强迫限期完成。例如在建党工作中,由于上面只注意数字与限期的结果,有的竟把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分派到没有产业工人的小城市去,发展合作社也由于追求数字与限期,结果到处强迫命令入社及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西南专卖局不深入检查工作,即大叫“四川烧酒脱销”,一再请示上级解决。经检查后并不缺酒,且南充等地即存酒500万斤(包括酒原料)。西南矿产处,在产地附近不检查石棉质量,待石棉运到天津后,才检验出有15%到40%是泥砂。对边地人民物资交流中困难重视不够。云南边疆地区,一升包谷换一根针的现象,至今尚未解决。工作中粗枝大叶交代不清的现象到处可遇到,以致浪费大批国家财产。西南钢管局竟将运往天成路的1500吨垫板钢错运至汉口,仅路费一项即花去4亿5。更坏的是重庆百货公司将云南、川南运来的19万斤红糖,不加保管,全部溶化成水。其次,不少领导机关,滥发表报、文件,徒然加重了下边的负担,且浪费大批人力物力。地方工业局,仅为布置52年年度报表即发指示10次之多。前交通部因表报太多,太复杂,下边无法完成,致编造假的达千份以上。西南人民银行,仅货币管理处即规定十六七种表报,每5天电话催报一次,但报来后,原封不动锁入抽屉,52年保密大检查时竟全部烧掉。有些部门主观地制发各种不切合实际的表报,不但下面无法填报,最近试填的结果,连制发机关本身也无法填写。这种做法,在下边引起了极坏的影响。有的干部描写说:“领导布置任务突然,中间接受任务茫然,下边做出工作枉然”。云南有的干部,凡看到盖方印(指省府)的文件,即一律不看关入抽屉。

各机关工作中的拖拉、积压及文牍主义现象也非常严重。有的公文竟积压一、两年未处理。对公文只是照抄、照转、照批、照例签字盖章,但文件转来转去问题得不到解决。西南农林水利局有一公文,经58人签名,办了48天,而问题尚未解决。西南民委,有一件公文,经6个单位,11个人的手,仅签字即占纸2页,而问题却未解决。下边干部称为“文件签名运动”,这种作风自然使工作效率难以提高。

再其次是分散主义。如有些政策性的问题或者未经西南局批准,或者未经部门领导批准,即擅自批复指示,因而不仅有很多是不切合实际,促成下边工作的混乱,且发生若干错误,自相矛盾。如原西南公安部关于反革命骨干的解释问题,三处下指示说:“从大队长算起”(违背了中央指示),六处又说:“从中队长算起”,使下边不知所从。又如三处通知民政部说:“现在可以收容游离分子”,六处又通知说:“不能收,收了连饭也不管”。又如今年初拉卜楞寺相佐达吉及所属部落头人群众控告华尔功成烈事,西南民委未经请示即要四川民委速作处理,又该委在五一年抗美援朝指示中竟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自革新”运动等。因此下边反映:“上边放个屁下边忙断气”。

以上情况和我们领导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亦常陷于处理文件的事务中,不能更好地考虑研究较大的问题。最近我们初步清理了一下,发现很多不必抄转抄发的文件,并已实行初步减少,就感觉减去了不少压力。我们准备更进一步地检查,请各省市委及各部委、分党组在这方面亦多加以检查研究。

从最近各地在地委以上机关“新三反”斗争中看:主要关键在于领导上是否具有决心。领导上有决心就能发动群众,密切结合了业务,揭发出问题,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改进办法,所以有些同志感觉这次反官僚主义比过去深入得多,受益很大。否则,盲目自满、犹豫,不积极或采取形式主义的做法,斗争就深入不下去。也有的是机械规定每周检查几小时,时间拖得过久,反而不能集中精力检查、研究和解决最主要的问题,这样效果也不大。经验证明“新三反”虽不能采取突击运动的做法,但在不妨碍生产和工作的条件下,集中必要领导精力和必要时间来进行是必须的。其次,结合检查业务确是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最好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许多部门和单位对于自己的领导上有无官僚主义,最初总是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及至把自己过去所做的主要工作和所发的主要指示,认真摆开检查一下就发现了无可争辩的严重的问题,就会发现自己的官僚主义所在,而使自己不能不惊心动魄,及感到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否则如果只泛泛地反对官僚主义,而不与检查业务相结合,是不可能收到什么效果的。再其次,必须采取“边反”、“边改”、“边建”的办法才能逐步鼓励群众和逐步树立领导上的新的信仰,虽然斗争一般的首先要有一段尖锐的揭发,但不要企图一切都彻底揭发完了再谈改正或建设,或机械地划分反的阶段,改与建的阶段,而应经过一定揭发真正发现了问题,即应开始坚决地实现若干改正与建设,而这些改正与建设又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切实可行与必要的,而不是主观的或感情用事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改正或建设哪怕是一两件也是好的,领导上必须正面地积极地争取,否则不但不能充分发挥群众与干部的积极性而且可能挫折群众与干部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使斗争不断导向深入,不断发掘问题,不断改善领导。

(下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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