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月××日中南局关于徐懋庸同志在武汉大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阅悉。中南局在发现了徐懋庸同志违反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向党闹独立性等错误行为后，就认真地加以调查处理，是正确的。徐懋庸同志不是根据党的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来对待高等学校的教师，而是违背党的政策，独断专行，盛气凌人，排斥、打击他所不满的教师，并错误地乱提许多口号，随意歪曲党的政策，同时在工作中实行个人领导，压制民主，目无组织。这是党性极端不纯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因此，徐懋庸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
（二）对于徐懋庸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我们同意党内给徐懋庸同志以当众警告处分。但行政上应给以撤职处分，而不是降职，并应调离武汉大学，而不是仍留武汉大学工作。徐如仍留武大，则对党、对学校、对徐本人都无好处，会使我们处于被动。
（三）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办好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之一。一年来我们已派了一批党员干部到高等学校去参加实际领导工作（今年院系调整后，在全国一百八十四所高等学校中，有党员校长、副校长的占百分之八十，有党员教务长的占百分之四十一），其中有一部分因为自己虚心谨慎，认真而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因而得到了较好的成绩，但也有不少学校的党员干部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工作当中骄傲自满，常常看不见高等学校旧有教师在目前还是多数，还有很大作用，不尊重这些人，不从政治上引导这些人进步，并觉得与之共事很麻烦，甚至抱着鄙弃和排斥的态度，因而使这些教师灰心失望，怀疑党的政策，产生对立情绪，使工作受到损失。徐懋庸同志所犯的错误，仅仅是其中已被揭发的严重事例之一。各地党委必须从中吸取教训，警惕起来，认真检查和揭发此类错误。今后各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于旧有教师，必须严格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作到在我们党领导下全体师生和新旧教师团结一致地把高等教育办好，而决不容许采取任何粗暴的态度和急躁的作法。
（四）望各地党委，将中央这个指示连同中南局的报告发给各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省（市）以上文教行政部门党组、省（市）以上青年团工委书记及其他有关的干部阅读讨论，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徐懋庸同志在武大工作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片面地认识工作，错误地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九五零年他在武汉市大学教授学习会上做报告，错误地公开地将知识分子分成进步、雇佣、旁观、反对四种人，轻率地提出：党只“团结一切有用的人”，不进步的应该“捧着饭碗改造”，要旁观的到喜马拉亚山去旁观，反对的到台湾去反对；人民是不容许不改造的。当时党即批评他：这样思想是错误的，是不合于党的政策的。三年以来，徐懋庸同志这种错误思想虽然一直受到批评，但他一直未能彻底改正。因此，表现在具体工作中，便是错误地将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落后的阶级斗争策略运用到大学中，尤其是把落后的和反动的，不加区别混在一起。“三反”和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时，这种思想更加发展了：错误地提出培养红色教授，只注意培养年青的进步的助教教授，争取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但凡是对他个人不满意、说几句落后话的、所谓“落后”的人，就表现所谓阶级“立场”非常坚定，从不耐心去争取、团结、等待，公开说“我和他割断了‘政治感情’，”并且轻率地拿到群众大会上去批评。这种“左”的、粗暴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武大党、团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武大的进步力量树立了，但却严重的脱离了部分群众。
（二）不民主的工作作风。三年多来，武大经历了评薪、分屋子、抗美援朝、参军、参加土改等运动。这些运动，从其性质上说来，都是一种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也大体上都是依靠进步分子的努力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其结果，一面使徐懋庸同志产生了自骄思想，一面也加强了他原来对知识分子错误的认识，以为只要靠进步力量的不断壮大，一切事就好办，少数几个“落后分子”，那怕是有专长的，也是不足介意的。他常常说：我到那里就是团结了大多数，总有少数几个人不满意我；因为这些人不进步，我实在无办法。因此，自鸣得意，益发放肆。结果，形成偏听偏信，随便在大会上批评人，态度粗暴，尖酸刻薄，毫不顾忌。这样一来，中间分子虽不满意，也不敢讲话。能向他讲话的都是进步的和青年的人。言路堵塞，脱离群众，仍不自知。对于“六七老人匿名信件”的错误处理的严重性质，不仅在于派人去追查，而且在于我们去年指出徐懋庸同志这一错误时，他还很不老实，坚决否认，并在全校散布了一种整落后的思想空气，人人觉得“压力”甚大，不敢接近被追查的那三位教授。这就是他的“孤立”策略的运用。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不尊重校务委员会，一切通过党、团，独断独行，使许多很好的教授（如查谦）也极不满意。
（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屡教不改。三年来，武大做了不少事情，也有成绩，但是他错误地将这些成绩归到自己身上，以为自己有能力、有办法，因此骄傲自满，不愿听党外人士的逆耳之言，也不重视党的批评。武大党、团全系新建，水平不高，党、团内部缺乏开展批评，凡事往往完全唯徐的命令是从，无力分辨是非，这也助长了徐懋庸同志养成只喜欢听好的，不愿听不好的恶劣作风。思想改造运动初期，我们发现武大工作有问题，派工作组去检查，他的态度就不好，并写信给党要求撤职，后经严厉批评，始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决心改正。上次中央教育部李云扬同志来此，在中南局汇报武大工作，徐懋庸同志又在会上要求撤他的职，而不是虚心接受党的指示。在中南局宣传部某次召开的讨论武大工作的会议上，赵毅敏同志因事未能参加，会没开好，他就不服。上述这些错误，屡次都经严重地指出了，他也屡次承认了，回校后却不坚决改正。这次李凡夫同志去武大之前，在中南局先开了会，一切错误又都承认了，但凡夫同志到武大后，他又企图掩饰错误。阳奉阴违，很不老实。中南局对于徐懋庸同志是抓得很紧的，（连在广播台讲一个普通的学习问题和写的文章都审查），而且都及时指出其错误，但是他心中总有些居功自傲，而妨害他彻底改正。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这次检查组又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彻底地检查（检查组的报告，和徐懋庸同志的公开检讨，由李凡夫同志带去），检查完毕后，又请李凡夫带徐懋庸到中南局开会，再一次地听徐懋庸同志反省，和再一次地给予批评。
根据以上情况，并考虑到对全区各大专学校的影响，对徐懋庸同志的处理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徐懋庸同志不能继续领导武大工作，要另调人加强武大领导。
二、徐懋庸同志应受到应有的处分，提议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行政上应降职，提议降为第二副校长兼办公室主任或降为办公室主任，第一副校长请中央另派人充任。
三、我们不主张徐懋庸同志离开武大，要他在武大群众监督下改正错误。
当否请批示。详情由李凡夫同志面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