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经过“五反”之后，所有工业资本家的思想动态，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经过“五反”之后，经营信心提高了，积极地进行着企业经营，因为这类资本家在“五反”中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们亲自看到了只要正当经营，遵照政府的政策、法令、就有利可图。在“五反”中他们过去犯法行为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他们在“五反”运动中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初步扭转了过去鄙视工人的观点，对依靠工人办好企业的观点初步在建立着。因此，经过“五反”后，对企业经营管理积极性提高了，贯彻了民主管理的精神，开展了合理化建议，使生产率大大的提高，如大新面粉厂开展合理化建议，资方主动地采纳了工人的建议，改造了机器设备，减少了工作时间，提高了产值量，由日产粉（24小时）1600袋（40市斤）提高到日产1700余袋（44市斤）小麦单位用料由以往58斤降低到55斤，在工人的福利事业上也有很大的改进，修建了澡塘、食堂、宿舍等。
另一种是经过“五反”之后，商业资本家愿意转业于工业的思想，因为这些资本家在“五反”中看到政府对违法户处理上所采取的“商业从严，工业从宽”的原则，误认为政府重工业轻商业，另一方面由于在“五反”中揭露了资本家（特别是商业资本家）种种的不法行为，因而，他们在市场上的交易信誉在消费者面前大大下降，再加上国营经济（国营贸易公司、合作社）经营业务范围上过分的面宽和零批差价批发起点的太小，在“五反”后市面上一度呈现着一种“国营商业门市部购买者拥挤，私营门市上萧条无生意”的现象。其次，在“五反”后商业资本家又看到政府通过了加工订货及贷款等方式积极扶持私营工业生产，由于这一切事实更促进了商业资本家转向工业的思想，认为工业有前途，商业没前途，因此“五反”后很多商户要求转业。比如岐山县西秦机器造纸厂扩建计划正在进行，其中股东之一的×××，在西安市设有一纸庄（资本约30余亿元）在“五反”时属于违法户，“五反”后他看到工业比商业有前途，所以在“五反”后想把纸庄停业，全部转入造纸厂（现在正进行结束纸庄的工作），如渭南市三家花行19亿元资本也已转入了铁工业，现仍有若干商业户提出转业要求，并向政府询问转什么工业有前途，这是“五反”后的新情况。
第二类：“五反”后思想上仍有顾虑，对前途不明，这类户多数在“五反”中为违法户，经过“五反”退赃，对经营企业不大胆，仍有观望态度，有“化大为小”的思想，如渭南市纺织业资本家×××等，“五反”将原有资金抽一部投入醋房；安康裕民铁工厂资本家“五反”后要求献厂，他说：“现在不交出，等到社会主义也得交出，不如早点交了好。”这类经营不大胆，持观望态度，不求发展，有维持现状思想的资本家占多数。
第三类：是完全丧失了经营信心，抱着垮了完事的态度（总的来说属于少数）这一类多属在“五反”中“五毒”俱全或过去靠投机倒把等手段的违法户，因敌视劳方，经营不正常，对私营企业发展前途缺乏认识，不愿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所以在“五反”后采取了消极对抗，不积极主动地改进业务，反而“坐吃山空”或“吃光卖光”，“搞垮了事”等一切不良现象，如泾阳县永乐镇协致隆棉麦加工厂资本家，在初解放后，因就市面混乱，企图借机发财，不集中资金办好工厂，而将大部分资金分散转向西安作投机布商（西隆号），“五反”后定为严重违法户，该厂资本家且丧失了经营信心，致使资方“坐吃山空”的态度，使该厂形成半垮台、工人半失业的现象。又如，铜川县私营煤矿有的矿资方不是抱着继续进行经营的态度，而是拖垮台了事的态度，例如同福煤矿300余工人，“五反”后资本家采用换代理人（经理）转移资金的办法和历月拖欠工资的办法，（截止1952年2月份拖欠工资3亿多元）并现在把厂子搞到垮台地步。
根据上述思想动向，今后的任务，应该是鼓励第一类进一步的改进其企业经营。加强第二类的思想工作，通过宣传政策入手，解除其思想顾虑，争取他们，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使他们大胆的发展自己的企业。对第三类应该通过贯彻政策的方式，适当地揭露他们故意把企业搞垮的违法行为，使他们改变态度，办好企业。
来源：陕西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