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结束后，谭震林同志即将会议内容及高岗、饶漱石问题分头向各省市委委员，华东一级机关及华东军区的高级干部作了简要传达。稍后，陈毅、谭震林二同志又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华东军区及所属部队的师党委书记以上、华东一级机关处长（科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报告（现已传达到一般县级及部分区级党员干部）。在陈毅同志主持下，于南京召开了江苏、安徽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初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两个省委及军区党委的领导工作进行了初步检查。军区会议上并批判了王建安同志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帮助了王集成、张震东、聂凤智等同志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更好地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华东局于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各部委、华东军区及各省市高级干部六十人），除了认真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会议以绝大部分时间着重检查了华东局的领导。会议开始时，陈毅、谭震林、舒同三同志均作了自我检讨，并要求大会给以严格批评。后因多数委员建议，改为先开委员会进行批评（出席委员十七人，另吸收九个非委员同志参加，共开了五天，到会同志全部发了言），接着又开大会，继续开展批评。会议是成功的，对于肃清高、饶的影响，增进华东党内团结和改进华东局的领导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兹将此次会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到会同志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一致拥护，对高、饶反党联盟，企图夺取党与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表示无限愤慨，认为党能及时地、果决地对高、饶罪恶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再次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党的坚强有力；对高、饶反党阴谋的揭露，不但不是党的削弱，而且是党进一步加强的表现。会议认为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党赖以团结全国人民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
（二）会议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对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的本身情况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高、饶反党活动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也决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内党内的反映，是完全符合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的。高、饶反党活动不发生在过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的年代里，而发生在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的时期，表明今天的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复杂和深刻，阶级敌人所用以进行斗争的手段也日趋阴险和毒辣。有人怀疑高、饶是否已和敌人有了组织联系，从饶的历史材料中的若干疑点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彻查清楚的必要。但会议认为，不论实际上有无联系，就接受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一切反党分子，不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但在其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内部来破坏党，执行其反动任务这一基本点上，均殊途同归，毫无二致。抓住这一政治本质来组织对反党集团的反击，才能予以致使打击，保卫党的利益。如果把高、饶问题仅仅看成是党外问题，反会把问题简单化，妨碍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使我们不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三）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很多干部开始听到饶漱石搞反不党阴谋，极为震惊，难以理解；但当传达了中央批转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和摆出许多具体事实后，认识即迅速转变；现回忆过去许多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后，就进一步认清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质，表示极端愤慨和鄙视。这完全说明任何欺骗与伪装在真理和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具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广大干部无限的热爱和信任，会议认为。不估计到饶漱石在华东影响，不去认真地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是不对的；但过份夸大这种影响，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高、饶反党活动揭露后，少数同志怀疑为什么过去那样揭拔他们、信任他们？现在又这样揭露，是否斗争过火，不教而诛？其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揭露事实未加详叙，就是因为听报告未完全领会，或由于思想固定化、不经酝酿转不过来，因此会议指出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才能使全党真正达到认识上的一致。
会议认为：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肃清饶漱石在华东的影响，而且可以更加提高干部的政治嗅觉和政治观察力。会议在这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段，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待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为了藏拙，不惜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了“替死鬼”，功则归已，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许多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决定，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使干部的积极性长期不能发挥，对中央和主席在表现上是尊重的，但在实质上他不仅不认真地研究与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与抗拒中央的方针、政策，对中央各部门极不尊重甚至公开诋毁；常在干部面前贬低其他大区的经验，反过来又剽窃其它大区的经验来标榜自己，所有这些都说明饶漱石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不仅在重大关节问题上“伸手”，即在日常工作中暴露了他不少的“马脚”，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会议做了更多的揭发，初步揭发的主要问题：（1）饶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彻底摧毁旧秩序，表面上以“稳重”出现，而实质上是拖延整个社会改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华东和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教育、团结与提高，……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团结民族资本家，作为对付封建势力的动作之一”，在上海第一次与四百多个资本家会面时，他预言将来必有许多资本家进步可以加入共产党。这证明饶是竭力为资产阶级在党内扩大其影响的，这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丝毫共同之点。（2）从上述错误思想出发，他在城市工作方面，违背了党的二中全会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这一点以上海表现得最明显。在上海接管初期，强调稳重，采取暂时维持原状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饶片面地夸大了上海的特殊性，认为上海应该比其它地区落后一步，把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歪曲为“稳步不进”。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方针，把上海市委控制到失去了一级党委的作用，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均无权处理。因而上海接管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做出任何较有成效的改革工作，一直到中央提出工厂民主改革的方针后，他仍表现动摇犹豫，最后被迫进行，却极奸滑地以“民主团结”的口号去代替“民主改革”的口号，企图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这样就使得上海的工业改造较其它地区推迟了一年至二年，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执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他片面强调团结，取消了应有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敢提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在他个个的掌握下并曾一度布置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自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极不重视，迟迟不敢动手，不调配干部，不讨论研究在中央提出后仍举棋不定，多方约束，致时间拖长，搞得不彻底。（3）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早在一九四二年苏北锄奸会议上，他即认为“强调阶级成份的原则是不对的”主张“各抗日阶层、抗日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为阶级服务的愿望，解放后对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表现了没有决心和勇气，不是采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来肃清反革命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以特反特”和神秘主义的错误做法，不敢长期放手发动群众，一九五二年取缔圣母军，他估计“斗得愈狠，敌人将愈团结”，再压下去会发生“惨案”，因而临阵退却，使这一斗争遭受失败。对清理“中层”和“内层”工作也没有抓紧贯彻，展开不久，就草率收兵。（4）饶漱石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也是如此，解放以后很久不敢提“反霸”口号，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强调反“左”“防左”，而不谈或很少谈放手发动群众，他主张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张一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应采取调解仲裁的方式解决。（5）关于建党工作。他在土改后仍过分强调“慎重”的一面，而没有同时强调“积极”的一面，在他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约束下，华东各地建党计划普遍没有完成，这对以后工作会造成了很大困难。（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时，饶通过情报关系把日寇参谋部代表带来，举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谓“受降”仪式，这说明饶在重大事变面前也在玩弄投机手法，上述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与党的正确思想是带着钢领性的对抗，只是由于中央领导正确，华东各地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倾错误除在某些问题（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外，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贯彻，这是尚未造成更大损失的基本原因。
（四）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滑、巧手伪装的阴谋家，其平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间，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重要原因。会议中不少同志都沉痛地检讨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会议认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应该从饶漱石问题中检查自己，吸取应得的教训，但同时也指出，不应该不按事实而按印象去“按图索骥”，去追查什么“支持者”、“宣传员”、“抬轿人”，找什么“小饶漱石”等，因为那样不但会夸大饶的影响作用，而且会斗 错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华东党内是否有积极支持饶漱石反党活动的人物，是否有人虽然与饶无直接联系却有一套错误的东西，会议对这一问题暂不肯定，留待各省、市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检查。
（五）华东干部与高岗接触不多，他去年来上海、南京、杭州时，也曾有过若干活动，但方式较隐蔽。会议批判了“高岗在华东没有影响，我们只揭露饶漱石就够了”的说法，因为高岗是此次反党联盟的主帅，事后又“向党开枪”，罪行尤为严重，所以对他的揭发丝毫不能放松。高、饶二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罪行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只有完整地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才能完整地领会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揭露伪君子，阴谋家的本领。
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加上华东局主要负责同志高价征求批评的诚恳态度，高度发挥了到会同志的责任心，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做到了有问题就“和盘托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事先规定了大家只对华东局领导及三个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因而力量集中，收效很大，不论是小会或大会，大家的发言都是坦白、中肯的，批评内容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批评虽有误解或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但态度也是诚恳的、善意的。三个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些批评表示诚恳接受。到会同志一致对华东局各领导同志虚心检讨和接受批评的精神表示满意，认为华东局像这样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各级党委作了一次极好的示范。经过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某些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打破和减少了顾虑，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今后进一步发扬党内发主，相互帮助，增强团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会议最大、最宝贵的收获。
会议认为：自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有了显著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改正了饶在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偏向，重视了放手发动群众；（2）改变了饶漱石空谈原则，不解决实际问题和“马后炮”的投机性的领导作风，能将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给下面以比较适时的、具体的指导；（3）对各省市和华东各部门的工作是放手的、支持的，出了毛病华东局能够首先挑担子，因此，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较前有了提高；（4）华东局本身开始纠正了个人包办倾向，办理问题有讨论有互助批评，但这一段的领导中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个别错误：
（一）华东局对中央规定的方针路线是坚决贯彻的，没有任何抗拒现象，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曾经在背后有过不恰当的批评。对中央各部门一般也是尊重的，但有要求过高、帮助不够的缺点，有时还表现不够虚心，去年反分散主义时中央强调各级党委要起“闸门”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在执行中有片面和过分之处，这是我们要负责的，对各大区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但还存在着过分强调本地区特点，忽视学习其它大区经验的自满情绪。
（二）华东局本身基本上是团结的，华东局的集体领导也比过去有明显的改进，如增加了委员，扩大了委员会的机构，一般重大问题能够经过会议决定等，但各同志之间还有若干顾虑；领导同志高价征求批评不够；集体领导制度还不健全，一榄子会开得多而委员会开得少；在这些会议上有意识地、有准备地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不够，领导同志常常过早地发表肯定性的意见，使其它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少数人或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现象仍然存生；在某些重大问题和干部问题的处理上，听取各方意见和慎重研究不够，以致颁发的某些指示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中还有粗而不精之处。
（三）华东局与分局及各省市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存在着情况不够了解与上下通气不够的缺点，对这些缺点，华东局和各省市委虽都采取了一些办法去解决，但还做得不够。这就使得相互之间不能更好地展开批评和帮助，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下之间的团结。
会议认为陈毅、谭震林、舒同三个同志的优点是主要的、基本的，他们是能胜任地领导华东全部工作的，他们的某些缺点也在改进当中，除了同意三个同志的自我检讨外，并着重指出了他们的下列缺点：（1）陈毅同志：在对饶漱石的斗争中顾虑太多，没有更早向中央揭发，能抓大问题，但对有关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钻研；主动接近干部和倾听干部的意见不够。（2）谭震林同志：一定程度上的自满情绪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观尚未完全克服；决定问题急躁粗糙，讲话不注意场合、分寸、冲口而出，引起不少同志对他的误解。（3）舒同同志：斗争性不够强；工作上稳重有余，创造不够，作风上有些事务主义。
会议讨论了改进华东局领导，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办法，认为除了切实贯彻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精神，严格遵守六条规定外，必须健全常委会、委员会等会议制度，改进会议的组织工作，初步确定委员会每年系统地开展一次到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及各部门负责人一月或两月检查一次，以便经常取得同志间的相互帮助和群众的监督；此次会议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记录人手一册，作为“座右铭”；并注意健全各部委工作机构，建立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制度，以求从组织上保证集体领导的实现。
我们认为除应认真学习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揭露高、饶阴谋，肃清其影响外，基本上应采用华东局此次会议的办法，强调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批评各省市委的领导，以求解决各省市委有关团结和集体领导中的突出问题。但鉴于各地情况不一，干部水平又参差不齐，故在贯彻中应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饶问题的传达将会更加提高广大干部，党员的积极性，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会产生悲观情绪。因此，在传达时，一方面要说明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要反复强调党的光荣、伟大、正确，说明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饶阴谋，乃是我党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只要认真贯彻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充分接受高、饶事件的教训，就一定会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减少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即使再有发生，也一定能更迅速地予以揭发和制止。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要开展，民主一定要发扬，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高价征求批评，任何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偏向必须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又必须根据各地历史情况和现存问题，按照不同对象，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务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达到加深了解、加深信任、加强团结的目的。华东局及各省市党委均应有意识地选择若干重点单位，加强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领导和给以具体帮助，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
（三）对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大家“知无不言，盲无不尽”地进行批评，不要过早解释；但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思想领导，善于启发引导，使思想斗争保持正常的发展，尤其是在做结论时，必须实事求是，严格地划清一般性的错误与特殊性的错误的界限，划清一般性的个人主义与高、饶类型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界限，划清按照正常组织原则进行批评建议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划清一般的自由主义与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的界限，划清正确的“关闸门”和“过滤”作用与无组织无纪律、不尊重上级的界限；划清一般的分散倾向和“独立王国”的界限，划清发扬地方积极性和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界限等等，并注意区别各项表现的程度，掌握批评的分寸，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注意防止因为反对“迷信”而走到不信任领导，因为强调集体领导而闹成“群龙元首”；因为发扬民主而使负责人不敢大胆负责地处理问题等倾向。
（四）华东局离开各部门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各部门的职责在于反映下面情况，作出具体建议，关于任务分配、工作总结、经费开支、干部升降或调遣等一般都是经过各助理部门的第一步考虑，华东局根据这些考虑再作决定，因此华东局领导的成绩是与各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会议指出：华东各部门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很多成绩的，但存在着片面性、急躁性，不深入了解实情，政策性不够强，计划与文件的制定不够精等项缺点，华东局在今后应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与掌握，不要仓促间决定问题，在决定问题前应多与有关部门，有关地方交换意见，这样才不致贸然决定问题，造成错误和被动，会议认为“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领导与各部门的关系，各部门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极大的政治问题，正确地安排与掌握这些关系，把这些关系处理得很好，是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艺术，高、饶的阴谋特点之一就是利用这些关系中的某些空隙来破坏党内团结，进行反党活动，党的回答应该是事实求是、不放任、不偏听、互相尊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增强团结，做好工作为目的。
（五）高岗、饶漱石长期担负领导工作，曾给许多工作，许多干部作过结论，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完全对的，也有些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揭露了他们的错误，一定会有一些人要求翻案，会议认为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有人提出来则必须受理，并切实弄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但不应一般去发动大家翻案，以免造成混乱，妨碍当前工作，饶漱石走后华东局对许多问题所作的结论，特别是对干部的处分，也应按此精神处理。
会议全部记录已另行整理上报。
以上妥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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