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关于统购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很好。现将该报告连同华北局对这一报告的批语转发各地。
山西省的统购粮食工作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完整的做法，业已超额完成任务。中央认为山西省委对此工作所作的总结报告是生动具体的，其中所总结的七条经验和提出的当前的三项工作任务，也是正确的，值得各地重视（至于购粮中采取的按照负担亩确定派购方案的做法，根据山西的情况看来效果尚好，其它各地则不一定都要采行）。
山西省委在统购粮食工作中，同时推进了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整党和改造落后乡等工作，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经验。
山西省委所提出的要在统购粮食工作完成之后，克服若干干部滋长的自满松懈情绪，要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巩固和扩大统购粮食工作中所获得的各项成果以及在普选中继续注意改造落后乡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各地都应如此进行。
统购粮食是一件新的工作，又是今后每年必须进行的工作。为了积累经验，改正缺点，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使今后每年能以顺利进行统购粮食的工作，中央特规定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在1953年度统购粮食工作完成后，对1953年度的统购粮食工作加以认真的总结。省委以上的总结应当报告中央，在1954年4月底以前送到。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1954年2月5日
兹将山西省委关于粮食统购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你们。山西省的粮食统购工作，经过开好一系列的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经济工作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联系实际、大张旗鼓地向广大农民宣传了党的总路线，鼓起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走互助合作道路光荣、售粮给国家光荣的政治热情；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党员、团员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的骨干带头作用，团结广大中农，坚持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的原则，将统购粮食与冬季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密切地结合起来；并根据情况制定统购方案，采取“边收购、边供应”的方法，及时解除农民顾虑，在广大农村中普遍地掀起了群众性的爱国售粮热潮和农业增产，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潮，完成了统购粮食12亿2000万斤，超过华北原分配任务的18％；群众自报建社数8000余个（已酝酿成熟者5200个），等于去年老社的两倍半；而且以做好统购粮食为中心，加强了农村全面经济工作和政法工作的领导，使农村各项工作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个成绩是巨大的，这些经验也是值得各地参考的。
在取得统购工作初步胜利之后，必须注意从各方面巩固统购工作的政治、经济成果，山西省委关于这方面所提的各项措施也是正确的。报告中提到少数干部在取得统购工作胜利以后，开始滋长着的自满情绪，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种情绪可能导致干部过高地估计成绩，而对少数地区宣传不透、部分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或未完全打通。个别地区因方式不当，或积极分子盲目带头买了群众的吃粮以及少数地方因强迫命令而引起群众不满，甚至发生自杀事件等问题的忽视，不认真严肃地进行善后工作，这就会影响农村的团结生产。因此，即使这些问题是个别的、少数的，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根据各地经验来看，农村中由于缺粮户分散、情况复杂，做好计划供应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望各地注意加强在这一方面的领导。
华北局1954年1月16日
我省统购粮食工作，截至1月10日已告胜利结束。原计划购粮11亿斤，实完成12亿2000万斤。已入库12亿1278万斤。超额1亿2000万斤。去年12月中旬又超额完成公粮征收1442万斤，实征公粮8亿2142万斤。公粮和收购粮食合计完成20亿4142万斤（内麦子4亿7000余万斤），折原粮23亿3000余万斤，占全省去年粮食总产量79亿斤（山药蛋未包括在内）的29.45％。
这次大规模的统购粮食工作共历时两个半月。开始许多农村工作干部都信心不足，但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普遍地掀起了群众性的爱国售粮的热潮，同时也普遍地掀起了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新高潮。全部运动的发展始终是健康的，发生偏差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都及时作了纠正。故购粮工作结束后，一般都没有什么遗留问题。特别是经过这次运动，全面地有力地打击了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滋长，从而使农村面貌在政治、思想、经济、风尚等各方面都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到处洋溢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气象。的确，这是党的总路线在农村工作战线上的一次巨大的胜利。
兹将我们统购粮食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收获报告如下：
一、一开始，我们即估计到统购粮食工作是一件新的艰巨的任务，故必须以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强调不打无准备的仗，准备不好就勿动手。从去年10月25日省委召开的有县书、县长参加的粮食工作会议到购粮工作最后结束，实质上只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一是准备阶段，其二是行动阶段。准备阶段一般历时一个半月。其内容以贯彻总路线和粮食政策的宣传教育、做好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思想发动工作为中心环节；逐级开好一系列的会议——县委扩大会议、各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县人民代表会议、乡村党支部党员大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等，通过这些会议，打通思想，制定统购粮食的具体方案；组织区以上25000余干部（平均每乡3个半），下乡工作；训练积极分子100多万人；派遣了1000多干部充实各地粮食部门，并建立了粮食系统的政治副职制度；在增设仓库粮站，扩大物资供应，调拨货币等方面也都及早进行了充分准备。正因为如此，故一当进入行动阶段（一般只一个月时间），就能迅速地全面地展开，形成农村中爱国售粮与参加互助合作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使统购粮食的动员、分配、交粮、运输入库等工作，得以一气呵成。
二、自始至终贯彻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其规模与深度比之1951年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此次运动最重要的成就，也是购粮任务顺利完成的根本原因。此次宣传总路线之所以成效卓著，我们体会到主要有三点经验：
（1）首先必须针对区以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明确地弄清楚四个问题，即目前在农民群众中有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民是否有利？国家统购粮食对谁有利？为什么国家统购粮食可以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在这四个问题上，很多干部是存在有糊涂观念的。如果不使他们首先弄清楚，就不能很好地展开总路线的宣传运动。
（2）必须建立一支宣传总路线的强大队伍。我们在一个半月的准备阶段中，主要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就是25000多下乡干部再加上100多万党内外的积极分子。所有这些积极分子，差不多都经过了一个礼拜到十天的集中训练。
（3）无论在党内或党外群众中，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都必须联系实际，运用回忆对比等方法算清三笔账，即四年来生产、生活、物价的帐。特别是对比互助合作工作好坏两种典型村，对群众的教育作用最为强烈。由于各地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这些方法，从而使广大群众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弄清了三个关系，即工农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明确了一个前途，即走社会主义的路。
的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立刻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无怪乎农村工作干部共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总路线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
三、自始至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统购粮食工作与冬季生产、发展农业社工作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批判了不相信统购粮食工作能够促进农业生产与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片面观点，以及认为二者不能结合进行而想孤立地进行购粮工作的思想。指出了“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则。生产活动是农民生活的主体。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工作。如果离开了生产，就必然要脱离农民群众。因此，我们曾经再三强调，此次购粮工作过程中，必须坚持从生产入手而又落脚于生产的原则。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均须同时提出购粮与生产、互助合作两个方案。省委在去年10月下旬全省扩大干部会议上就是这样做的。在运动展开之后，我们又不断地通报了这一方面的典型经验。最突出的如忻县匡村乡的经验在全省起了带头作用。当农村中爱国售粮运动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又及时地提出了要从发展生产出发来指导农民花钱，并尽可能地供应农民以生产资料。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农业社和常年互助组在爱国售粮运动中都发挥了集体的带头示范作用。例如榆次专区在爱国售粮中各县受到表扬鼓励的农业社和常年互助组就有528个单位。另一方面，爱国售粮运动又促进了冬季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省农民自动要求新建的农业社达8000多个，其中已经酝酿成熟并已在县委集中训练建社领导骨干的农业社，达5200个，比去年原有2242个社近两倍半。其中有2000个社已正式建成，并开始进行冬季生产。各地农户参加旧社者也都非常踊跃。估计1954年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可达22万户左右，即占全省农户总数的7％强。各地新旧农业社和常年互助组均纷纷制订与修订了冬季生产计划，增购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如长治专区的63个农业社已购进耕畜118头，羊1800只。平顺县农业社和互助组在和供销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中，即包括有购买牲畜256头，细肥67万斤，农具1万多件。农业社在冬季生产中普遍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总之，两个成果同时落成，是这次运动的最大特色。
四、一开始，我们就认定了这次运动必将是一次最广泛、最实际、最有效的整党运动，也必将是改造落后村工作的良好机会。为此我们曾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运动初期，省委发出了给农村共产党员的一封信，指出当前全党同志必须做好的四项任务和必须遵守的六项工作纪律，号召每个党员毫无例外地参加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积极地模范地参加群众性的爱国售粮和互助合作运动。
第二，指示各地党委，不惜时间开好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及基层党支部的全体党员会议，强调用总路线来检查互助合作工作及对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形，尖锐地开展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好坏对比，赏罚严明，表扬好人好事，及时处理典型的坏人坏事，以达教育一般的目的。
第三，指派坚强的党员干部坐镇落后村，贯彻始终帮助基层组织，求得基本上改变落后村的面貌。
第五，运动末期，普遍进行总结起来的教育与鉴定党员的工作。
这些措施的结果，不仅保证了全部运动健康地发展，而且空前地提高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绝大多数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运动之前，不少地方还有党员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再存在了。凡有余粮的党员，在爱国售粮运动中，90％以上都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有粮食投机行为和剥削行为的党员约占1％至5％，除少数情节恶劣坚持错误的分子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外，多数人在党的教育下得到了挽救。运动前工作不起劲的落后乡约占15％左右。新区封建残余势力仍然相当严重，群众优势尚未确立的落后村（自然村）约占5％左右。到目前为止，十之七八已有显著改变。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在运动过程中全省受到表扬的党支部约有500多个，党员1万余人，青年团员数千人。各地还表扬了成百成千的农业社、互助组、供销社、信用社等。同时处分了有粮食投机行为、剥削行为或有其他错误的党员650人，其中区以上干部66人，开除党籍者9人，留党察看者11人；农村党员584人，开除党籍257人，留党察看116人。
五、如何保证正确地贯彻党的粮食收购政策，也是这次运动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集中我们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1）必须使自上而下运用政权的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与依靠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做好群众的思想发动的工作方式相结合。开始曾有不少农村工作干部，一看到政务院发下来的命令，就想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简单从事。而在这种偏向得到纠正之后，有些干部又发生了另一种偏向，单纯依靠发动群众自报售粮，而忽视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运用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结果也很容易发生左或右的错误。所以我们又及时地通报各地，必须在贯彻思想发动的基础上，适时地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购粮方案，正确地运用行政命令方式来完成购粮任务。
（2）必须十分强调团结中农的政策。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不少农村工作干部总想把农民及手工业者购买粮食的行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当做囤积居奇看待，同时把农民之间互相借贷少量粮食的关系，都当做高利贷剥削关系来看待。针对这一点，我们除反复地指出了这种想法和做法的危险性外，并规定：各地对粮食投机者、剥削者的打击，时机不宜过早，对象不宜过多，只着重打击最坏的典型，并且必须经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批准。同时对一般稍有一些投机行为和剥削行为的中农，强调从团结出发，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健康的发展。
（3）统购粮食的办法，全省除晋南经济作物区采取动员认购、民主评议或事先经过余粮调查、按户派购等办法外，绝大多数地区的办法是：根据当年粮食实产量比照公粮负担办法，按照负担亩的多寡，确定派购方案，辅之以民主评议。对有历史余粮的农户，则在确定派购方案时，酌量提高累进率，同时辅之以耐心的政治动员工作。以榆次专区为例：用这个办法收购粮食的结果，实际收购面平均占农户的60％左右（最高者达80％），售粮在3000斤以上的农户，占收购面的3.6％，售粮数占17％；售粮在1000斤以上不满3000斤者占收购面的28.3％，售粮数占49％；售粮千斤以下者占收购面的68.1％，售粮数占34％。可见这是符合余粮多的多售、余粮少的少售的原则的。而且这个办法，农民都认为简便易行、公道合理。一般在收购面内的农户，需要进行民主评议者，只占15％左右。昔阳县只评议了6％的户就解决了问题。农民售粮之所以如此迅速，这是重要原因之一。相反的，凡是采取认购或按户派购的地方，不仅速度慢、易出偏差，而且遗留问题也较多。故我们准备依据上述经验制订一个更完备的1954年的购粮方案。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可提倡预购制或集体交售制。
（4）在购粮方案一旦为群众接受之后，即应抓紧火候，趁热打铁，依靠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展开群众性的交售余粮和运粮入库的热潮。全省推广了解县在运粮入库运动中的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收效极大。不仅普遍贯彻了优粮优价政策，保证了粮食的质量，而且普遍做到了又快又安全。
（5）针对农民怕灾荒怕吃亏等顾虑，除宣传国家对粮食的统一的价格政策及严格市场管理的措施外，我们自始至终贯彻了边收购边供应的方针。同时在收购末期，对缺粮户普遍进行了评议，并将对农村计划供应的粮食留在当地，这些措施，对促进购粮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六、以收购粮食工作为中心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并加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全面的经济工作的领导，也是我们贯彻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农业、粮食、贸易、金融、地方工业、财政、税收、交通运输等财经系统协同一致、配合行动的功效是空前未有的。在去年10月下旬，布置粮食工作的同时，我们即召开了全省财经工作会议，周密地部署了扩大货源，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平衡收购与供应关系的计划。尔后，各专署又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都先后召开了国营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银行、地方国营工业等系统的业务联席会议和手工业者代表会议，贯彻省财经工作会议的计划。各县党政领导机关，也普遍重视了开辟地方货源，通过供销社，组织与扩大手工业生产，普遍举行了小型物资交流会。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供销社去年11月至12月上半月，供应农民物资总额即达3000余亿元，其中地方货源占一半左右。各地普遍重视了生产资料的供应，全省供销社已供应农民牲畜2500头，肥饼1400余万斤。长治专区13个县的统计，供销社已和农民订立合同，保证供应农具10万余件。此外，各地还都重视了向农民宣传节约，并发动农民向银行和信用社储蓄。据初步统计，去年12月后半月全省农民向银行储蓄的钱即达700亿元。运城专区去年12月份信用社吸收农民存款即达55亿元。到本月10日为止，很多地方农民存入银行与信用社的款项，已占全部售粮款额的40％至60％。这就顺利地解决了货币回笼问题。而经过上述这些措施，最重大的收获还在于：空前地改善了国营贸易和供销社的关系；改善了地方国营工业与国营贸易和供销合作社的关系；促进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了信用社，打击了高利贷。而这些收获又集中反映在一点上，即提高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全面的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
七、这次运动发展过程中，政法工作的配合也是非常得力的。关于这方面的工作，一开始我们即曾作了专门的统一的部署，并抽调了大批公安、司法、检察、监察等部门的干部，有重点、有目标地进行了力量的配置。在运动的初期和中期，为要麻痹和压制反革命活动，我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在全省各地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死刑犯，共302名。并在长治等5个专区，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进行了取缔“圣母军”和“一贯道”的工作，逮捕了帝国主义分子9名，反动道首74名。这些措施，对保障购粮工作的顺利进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法院、检察、监察等部门在全省重点城镇中适时地主动地检查与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的奸商，共48人。这对教育私营工商业者爱国守法、稳定市场起着极大的作用。同时又严肃处理了若干违法乱纪的国家工作人员，教育了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经过此次运动，也提高了政法部门的干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随着购粮工作的胜利结束，少数干部开始滋长着自满情绪，对许多迫切需要继续进行的工作，表现满不在乎，想歇一歇。针对这种情绪，我们除尖锐地加以揭发与批判外，并向全体农村工作干部提出了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继续巩固与扩大前一段工作的成果和一至三月份的新的战斗任务：
（1）集中力量继续做好增产的准备工作，同时争取在阴历年前，使新发展的农业社全部建成。这里有两个问题需用大力来解决：一是生产资料的供应，根据前一段的情况，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肥料、农具、牲畜的供应。在农民中普遍提倡积肥也还是件大事。另一个是新的农业社大量建成之后，像过去那样一个社派一个干部去把住干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如何摆脱手工业的领导方式，而采取集中的全面的科学的领导方式，同时适应新的情况如何改变县区的领导机构，这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2）3月底以前完成基层政权的普选工作，对这件工作，许多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表现不够重视而想草率了事。我们在1月初结束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在前一段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做好普选工作和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是继续贯彻总路线并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巩固与扩大前一段工作成果的最好办法，也是做好普选工作的最有利的时机，特别是进一步改造落后村工作的有力措施，故须全党重视，保证做好普选工作，并须首先扩大党内民主，在鉴定党员工作的基础上，改选支部委员会。我们认为，党内不少同志之所以轻视政权建设工作，主要是习惯于战争时期所沿袭下来的党政不分的一揽子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因而看不见人民民主政权在建设时期“改造旧经济组织新经济的杠杆作用”，也看不见由于党政不分或者包办代替的结果，不仅削弱政权的上述作用，同时也必然削弱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这个问题在今年内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必须求得彻底地解决。
（3）农村及小城镇的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目前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控制太严了农民不满，太松了势必影响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当前各地要求的控制数都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得多，这又是一个新问题。必须求得在第一季度内创造出成功的经验，并全面地妥善地加以解决。其次，粮食的调运和保管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需解决。首要的问题在于调整与加强粮食系统的机构和干部。在城乡物资交流方面，去年11、12两月份国营贸易各公司多数未完成推销计划。并不是农民不要货，而是货见不了农民的面。主要原因是基层供销社少，而这一时期的代购任务与供销业务又特别繁重。最近我们派了300多干部分头到各地推动与督促推销工业品的工作。大同陈庄乡已创造了良好的经验，经过工业品的大量推销，进一步提高了农民们对工农联盟的觉悟。
必须通过上述各项工作，继续贯彻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尤应重视贯彻中央关于在春节期间加强工农联盟教育与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觉悟。
中共山西省委195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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