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通过追查事故突破反革命分子张怡清的经验

中央批示: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突破反革命分子张怡清的经验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在建筑工程中和工厂矿山中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团结技术人员,特别注意把其中的落后分子也发动起来。

附: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通过追查事故突破反革命分子张怡清的经验

张怡清,浙江上虞人,现年38岁。解放前曾在伪上虞县抗日后援会政工队当宣传员,在桐乡、余姚、平湖等伪县政府任过田赋征收员、技士、技正等职,并曾依仗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敲诈勒索、毒打群众,积极进行反动活动。1950年土改时在他家搜出枪枝、佩剑等物,张畏罪潜逃上海,1951年通过“招聘”混入永茂建筑公司,现任我公司生产科技术员。来京后从来不敢回家。

张混入公司后,在其所负责过的工程中质量事故最多,运动中本人业已承认的大小事故即达37起,仅苏联展览馆下水道工程一项即给国家造成返工浪费的直接损失达4400余元。现经查明,有两项重要隐蔽工程的严重事故,可以肯定是破坏性的事故,并由张怡清直接负责。

(一)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斗争对象?

第一曾发现其有伪造历史、隐瞒反动活动、隐瞒成分等事实,历次填表矛盾百出(如初填成分为无产阶级,后又改中农,现承认是富农)。

第二,群众对张的检举材料很多。据其原籍和任过伪职的地区群众检举张在当地有民愤和血债(经过调查,民愤已肯定,血债尚未查清);公司中职工也检举了张许多工程事故。

第三,张混入公司后,骄傲自大,瞧不起人,蛮横阴险,一贯拉拢人、打击人、挑拨离间,孤立党员,并污蔑说:“在公司本部工作好像管制起来一样”等等。

最后,也是最突出的是张所负责过的工程发生事故最多,其中有一些重要的隐蔽工程事故,若非出于有意破坏,在一般情况下极少可能发生。

据此,确定张怡清为斗争对象,并首先从追查工程事故开始斗争。

(二)我们是如何发现工程事故与搜集证据的?小组斗争张怡清之前,我们曾花了一周的时间专门进行了收集材料、分析事故的工作。具体的做法是:

(1)研究已有的检举材料;

(2)向了解张治清曾负责过的工程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了个别调查,并召开了有关人员座谈会;

(3)组织技术干部到发生工程事故的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测,绘制详细的实际图样和原设计图样进行比较;

(4)组织工程师及技术干部进行专门分析和鉴定。

通过以上工作,结果发现:张怡清混入公司后作过的3个主要工程(军委办公楼、苏联红十字医院、苏联展览馆)中,在他所负责的那些部分,先后曾发生过工程事故30余次,其中最严重的有2次。第一是苏联展览馆电影馆西边的地下管道,按设计图纸,整个管道应成一个斜坡,第1个井到第7个井标高应相差59公分半,但现场实测结果,发现第2个井比第1个井高4.5公分,第3、4、5个井往下斜,第6个井又上升,比第5个井高3.5公分,最后1个井标高比设计高了47公分半,整个管道两头高、中间低,雨水排不出去,泡着基础,影响工程寿命(现该工程正在返工)。第二是苏联红十字医院中国职工宿舍工程中,锅炉房烟囱的基础垫层,按设计图纸应做62公分厚,但张怡清却指挥工人砌成29.5公分,比原设计低32.5公分。这样就可能因温度高,热透毛垫层下面的钢筋混凝土基础,而造成基础碎裂的重大事件。此外,该烟囱的烟道口,原设计是用耐火砖砌的,张怡清要工人用普通砖去砌,经工人揭发后,才返工改成耐火砖。所有上述工程事故,都是由张怡清直接负责领导施工的,这些事故多属于重大的隐性事故,不仅严重影响使用,而且隐患无穷,缩短建筑物的寿命。以上事故,经过公司主任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根据所搜集的各种材料反复研究鉴定,一致认为不是一般的自然事故或责任事故,除非出于有意破坏,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通过以上工作,在小组全体人员、首先是全体技术人员中对张怡清在工程上的破坏活动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认识,随之就向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三)我们是如何组织这次斗争的?

首先,对斗争作了总的规划。在发动斗争之前,研究了张已有的材料,确定先追查主要工程事故,再追查历史。在追查主要工程事故时,先追查苏联展览馆下水道工程事故,再追查其它。因为苏联展览馆下水道工程事故不仅是所有这些事故中最严重和破坏性最显明的,而且张怡清在交代问题时常说:“展览馆是政治任务,我特别重视,肯定没有发生过事故”,我们又对这个事故调查的比较详尽,掌握的材料也最多,由此入手,较易突破。

其次,斗争中采取了侧面迂回、重点突破的方法。在每次追查之前,先提出作战计划和策略,即先要堵住他可能采用的各种藉口,再追问中心问题。例如在追查苏联展览馆地下管道工程事故时,先问:“该馆地下水管渗井的标高是否有你测的?你是否覆核过?”答:“是我测的,井作过覆核,没有差错。”又问:“像这样的工程会不会发生偏差?如果发生偏差可能有多大?”答:“一般不会发生偏差,即是有偏差只能相差几公分,最多也不过超过两、三公分”。对这些问题他都作了肯定回答并签了字。然后,我们就拿出原设计图的翻样和工程的实际做法的测绘图样,指出在70公尺长的范围内竟相差52.8公分。这时他脸色突变,额上冒汗,说不出话来,连图纸都不敢直看了。

但此时的仍表现狡猾。在追问他发生事故原因时,他说:“图纸不对”(意思是说他在施工时用的不是我们拿给他看的图),我们就拿出有关的全部图纸让他对照,证明他是说谎。接着他又说抄平用的“镜子不准”,于是许多技术人员就问他“你用的是三个脚的镜子?还是四个脚的镜子?”张答:“是三个脚的。”技术人员说:“苏联展览馆工程上用的三个脚的镜子,都是崭新的,并且是一个中心点,一对就对正了。”张无言回答,又提出这是“操作错误”“我抄的平是对的别人(指党员张子臣)把他引坏了”企图推卸责任,大家即指出:“事前你已承认地下管道的水准点是自己抄平的,而且覆核无误”。随之,他又提出这是“计算差错”,大家驳斥说:“设计图上标高数写得明明白白的,根本不需要计算”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张无法抵赖,不得不承认“自己做错了”“请领导处分”。其他各项事故也都是经过这样尖锐的、有根据的追问后才一一承认了的。

第三,在每次斗争前后都做了具体的组织工作。在作战前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所要追查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根据是否充分,对方可能提出那些狡辩,我们如何驳斥,和这斗争要达到何种效果,如何转入下次战斗,以及在会议上由那些人发言,先提那些问题,问题的提法等等。战斗结束后,都要检查当日的收获和缺点,并布置下次战斗。如果发现材料不足,就暂停开会,调查研究。由于这种作法,追查极为有力,小组成员的斗争情绪一直饱满。

(四)我们在追查工程事故的过程中,怎样发动技术人员?

在斗争张怡清的过顾/程中,曾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技术人员顾虑重重,不积极参加运动。斗争张怡清的小组共32人,其中技术人员即有14人,在对张开展斗争前的小组会上,技术人员发言较少,有的画小人,有的画花,会后也很拘谨,沉默寡言,如技师陈××在大家督促之下,很勉强的说:“我不认识胡风,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经摸底,发现他们的想法是:从旧社会污泥爬出来的,谁能不沾点脏东西;干工程的谁能保证不出点事故,怕引火烧身。于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有问题也不揭发。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技术人员不能发动起来,工程事故是无法追查清楚的。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办法:

第一,充分交代政策,帮助技术人员从思想上划清敌我界限。用作报告、组织漫谈、个别谈话等办法,向技术人员反复说明: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一般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区别,一般的政治问题和严重的政治问题的区别的以及工程的自然事故、一般责任事故和破坏事故的区别,具体解除其顾虑。同时说明:正确的作法是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检举别人和积极参加运动。

第二,组织技术人员调查和分析工程事故,大胆依靠他们进行工作。特别是组织技术人员到发生工程事故的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和召开技术人员座谈工程事故等方法,收效最大。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使技术人员感到组织上对他们的信任,而且使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认识到党是实事求是的,看到我们追查的不是一般的责任事故,而是反革命破坏事故,因而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改变了沉闷的状态,除被斗的对象之外,全部技术人员都参加到运动中来。有的积极参加现场调查;有的收罗原设计图纸与现场测绘的实际进行比较;有的找有关工程的技术人员与工人进行座谈。许多以前不发言的技术人员都成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上述工作,而且也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同时由于他们懂得技术,知道那些事故的可能发生的,那些事故除非出于有意破坏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他们在组会上提的问题很中肯,说的都是内行话,致使被斗争者对于一些重要的工程事故所负的严重责任都无法抵赖。这样在一周内就基本上弄清了张怡清的几个严重的隐蔽工程事故。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