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为八大做准备，有三大工程：文件、选举、发言。
第二，关于八大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如果全体代表能够在8月30号以前到齐，最好30号开一次会，争取在1号、2号、3号、4号这4天内提出一个名单。想用这样的办法：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中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提出一个预选名单；再发下去，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再由政治局集中起来，制订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第三，发言问题。中央委员中有许多同志是要发言的，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1026位代表，准备有80人左右发言（邓小平：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到100个），看时间长短。总之，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会议时间，现在的安排是13天，包括中间的休息，实际开会12天，如果能够节省时间，最好实际开会11天。时间不要太长，不要照延安时的七大那个办法。七大开得太长（邓小平：也有一个好处，把日本开倒了）。当然也有好处。延安整风，把大家的思想搞一致，团结起来对付敌人，所以得到了胜利。
七次大会后，我们得到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一次大会我们要得到建设的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团结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切同这个方向不相同的，我们就要批驳，就要反对。凡是不利于团结一切力量，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方针，我们就要批评。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我们的七大是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战争，打倒敌人，并且开始了建设的大会。那末，现在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经验，还是这个方针，就是团结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得很紧。再就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民族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凡是能够孤立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即便是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愿意和平，能够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都跟它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在内。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
我们这个国家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后，将来可以看得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过去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大的，在历史上起了它的作用。但是最近这一百多年衰落下来了，起的作用不大了，跟我们中华民族众多的人口、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完全新的大国，在世界上起更大的作用。
此外有几点，我还想趁此机会谈一下：
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我们这个党章草案上有个常任代表制。这是鉴于：过去十一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开会，其中有各种原因，我看原因之一就是惰性，没有别的理由。把代表大会看得非常神圣，非常严重，愈这样看就愈是难开。我们现在要改变那种惰性，要每年开，开成习惯，成为条件反射。那末，从前没有开是不是就完全不合法呢？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因为党章上说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如果情况不许可，也可以推迟。我们少开了两次，实际上是少开了一次，因为三年战争那个时候很难开。我们与苏联不同，苏联是先占大城市，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城市。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人家都在打仗，不会来开会。1949年还在打仗。后头又有一个朝鲜战争，忙得要死。要讲理由，还可以讲好几条。总而言之，战争那么忙是很难开会的。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了常任代表，不要选举就好办了。如果我们用常任代表制（这上面写的是五年选一次），就可以每年开一次。草案上写的还灵活，如果有特别情况，这一年也可以不开。我看最好每年开一次，这要成为习惯。这样，就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最近各省市开的代表大会一般讲开得很好，特点就是展开广泛的批评。不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许多意见就听不到。中央改为常任代表制，地方也要改为常任代表制，也是每年开。这是个制度问题，也是党章修改的一个重点。此外党章的修改还有很多内容。
第二，关于中央的组成。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中央准备设几层屏障，并设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当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英文的写法，就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国人的脑筋里头则不同，秘书长就是秘书长，总书记那是另外一件事。那好吧，我们就设一个总书记吧。
中央书记处过去是5位同志，就是朱德同志、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少奇同志和我，还有一个候补书记彭真同志。再过去是两个候补书记，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陈云同志补了弼时同志。这样几个同志开会时，有许多时候秘书长是参加的，还有别的同志间或参加。有许多时候参加会的同志很多，譬如讨论肃反问题，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和公安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讨论别的一些问题，譬如《红楼梦》的问题周扬同志参加了，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合作化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有关的同志都参加了。但是缺少一个工作机关，就是秘书处，现在的秘书处还不十分便利工作。因此，想在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之下组织一个书记处。至于组成人员，正式、候补，现在还没有议。那末以后，这个书记处，就是管中央日常工作，如准备文件，审查工作的执行等。
还有中央副主席、主席。过去只有中央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副主席是设一个，还是设几个？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也跟一些同志谈过，觉得还是几位比较好。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一个总书记。（笑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
此外还有，在必要时要设名誉主席。这也是为了有备无患。有些人不赞成现在设，也可以考虑，设不设要看对党与国家是否有利。
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同它的政治局实行的这条路线是不是对的？可以有两种答复：一种是对的，一种是错的。为什么可以有两种答复？譬如，南斯拉夫的大使找了保加利亚的一位中央委员，还有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几位，集合在他那里开会，说中国党是机会主义的党，斯大林不打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因为在中国天安门上，还挂有斯大林的像，对斯大林反得不彻底，此外还有许多。因此他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功。那末，如果以后建设不成功，就是我们现在以及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还有印度党的一位老同志，他说我们的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国际上怀疑我们这条路线的人并不很少。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一些人认为我们党是个机会主义的党，说世界上的铁托不只一个，有两个，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中国的铁托就是我。我是铁托，你们也有点嫌疑呀!（笑声）还有，有相当的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空气什么时候才变的呢？先是签订中苏条约的时候，特别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来，世界局势变化了，中国的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是亲美的了。抗美还亲美？亲美就不抗美了。不要因为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比较少，就以为我们这条路线是对的。国际社会各方面承认我们党有个历史过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党内一千一百万同志是不是完全赞成我们这条路线呢？不见得。一千一百万党员，你查得那么清楚，一个也不反对？不是那样的。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延安整风，到现在，虽然我们还要在党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国内应该采取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际上应该跟苏联很好地合作，跟人民民主国家很好地合作，跟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跟各国共产党很好地合作，跟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同盟，但是并不等于说对我们这条路线就没有怀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在预备会议中间谈一谈呢？我看谈一谈比较好。因为开代表大会总是要讲过去或者错或者对，这并不妨碍批评错误。中央这十一年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不能说没有错误，可以举出相当的一些错误。但是说到路线，我这么建议，也许能够得到在座的同志们的同意，应该肯定我们的路线是对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是在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批评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之后建立的一条路线。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整风，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产生的路线，就是七次大会所规定的路线。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我们有两条总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你要说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错误的，也可以讲，比如托派就这样批评我们，总说我们是农民党。这个“农民党”的说法也传得很远，美国国务院从前特别欣赏这个说法，现在他们又说我们不是了。我说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知己，他也是中国人，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此人比较懂得我们，他在国际上从来就是替我们辩护的，他说：对共产党你切记不要相信，它是一个非常王八蛋的党，就是要搞共产，绝不会跟你们妥协。你们不要幻想把中国从苏联方面分化出来，搞个南斯拉夫的铁托，这不行的。我们没有出薪水，他控制的报纸刊物，在香港、台湾纷纷给我们作这个宣传，作这个解释工作。（笑声）同时美国人也给我们作解释工作，美国人是从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之后替我们作解释工作的，也不要我们出薪水。英国人有时候解释，有时候就不解释，他说：还是有把中国同苏联分化的可能，中国有出铁托的可能，你看吧，他们的土改也不一样，对资本家的办法也不一样。美国一骂，蒋介石一骂，还不足以说明我们中国不是南斯拉夫吗？美国一骂，大家就懂得中国共产党大概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了，不然为什么美国这么骂呢？虽然如此，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就完全终结了呢？还没有终结。在国际上还要看，你们究竟怎么搞的呀？比如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许多外国人就是不了解，中国同志也有不了解的。中国同志中“左”派多得很。原来十月革命的那个方式深入人心，我们党内跟资本家接触的很多人又鉴于“三反”、“五反”，以为资产阶级那么坏，这个看法也深入人心。现在这几个月有所改变，因为进行教育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三反”、“五反”是最激烈的斗争，以后也还有说服、批评等各种文明的斗争，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另外的强力的办法来改造、来没收的。这不是机会主义，这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肯定，这两次大会之间的中央是执行了七次大会的路线的，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可不可以这样说，请同志们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