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纠正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陆定一给张际春同志的信

陆定一

[这是在上海写给张际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的信,该信曾由中央宣传部抄报刘少奇、邓小平。]

趁陈克寒、包之静两同志回京之便,托带此信。

在上海同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谈话中,有两个问题:

一、宣传部的任务是什么?是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还是要管整个思想战线?我向他们提议,党委的宣传部,应该帮助党委来管整个的思想战线,只有这样,几项具体业务也就容易管好。如果只管几项具体业务,是肯定管不好的。不但这样,而且是使党委对思想战线上的情况和工作,没有耳目和手足。当然,思想战线应该整个由党委来掌握的,但党委掌握此事,要有一个机关,这就是宣传部。如果宣传部不会帮助党委掌握思想战线,就应该学得来做,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退缩到所谓“具体业务”中去。

因此,宣传部要过问的方面就很多,而对党的每个工作的方面,他的任务是管思想。宣传部就用这个办法来作为党委的一个工作机关,管理思想战线。

报纸、刊物、党校等,是思想工作的工具。

二、宣传工作中形式主义的现象,看来相当严重。在工厂中,一是广播,不管工人在做工、吃饭,它在做政治报告。这时候,究竟是停了工注意听报告好呢?还是专心做工不听政治报告好呢?二是宣传网,在党、团、工会之外另立系统,经常汇报,实际上是占了时间,添了忙乱,反而使宣传员没有可能利用时间去向工人做宣传工作。其实,党委宣传部要了解思想情况,经过党、团、工会、行政等系统就尽够了,用不着直接听宣传员一个个来汇报,至于宣传员,不是团员,就是党员或是工会会员,用不着另外再有一套独立组织。以前工厂里没有党的组织,搞一批宣传员还有些道理可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单独组织必要。三是学习,项目很多,学习起来又总是先听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一条一条,不问轻重缓急,总是老一套,为的可以报帐。结果时间拉得很长,学得没有味道。现在工厂的党委宣传部门,在工人中被认为“五多”的部门。

据说,长江轮船上,对乘客要上政治课,而且是交通部的某一政治部规定的。

据说,农村中现在有些乡村也买了大批喇叭,准备做到广播“家喻户晓”。

为了公债,有的大学教授已经参加了五次关于公债的会议,教育工会召开一次,卫生人员的组织又召开一次,学校一次,区里一次,如此等等。有个大学教授说,规定我买9000元公债,我愿买1万,只希望不要开会。

周总理的两个报告,知识分子极为关心,一发表就连看了几遍。现在还要组织他们学习,而且又是先听报告,然后小组讨论等等。

总而言之,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再不适当纠正,就不行了。它会妨碍建设,会令人望而生畏,宣传工作脱离群众,就糟了。

凡事要有分寸,讨一个老婆是喜事,讨两个老婆是犯法,吃二、三碗饭可以饱肚子,合卫生,吃十碗八碗同样的饭就会生病。这是分寸。宣传工作也要讲究分寸。

说话也要有分寸。女人穿花衣服,有人反对,这个人当然不对。但对女人们说,你非穿花衣服不可,否则就如何如何,这就是强迫命令。

工作方式也要讲究。什么要学习,什么不要学习;什么用这种方式学习,什么用那种方式也就学习了;什么人要这样去学习,什么人要那样去学习,还有一些干脆不应学习。这里有轻重缓急,不同部门,不同对象的问题。

西民同志他们同意在上海检查一下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问题。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质量,教育同志,并且可以在解决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之后,把应管而未管的工作也管起来。

鉴于反五多时把扫盲也反掉了的教训,此次不提口号,不搞运动,只做典型调查。调查研究之后,可能发现一些工作是形式主义的,一些是必要的,还有一些是尚待研究的,那时,把必须反对的反对掉,不要把不应反对和可要可不要的也反对掉。同时,把应做而未做的工作做起来。工作方法就可以有进步,更加细致些,实惠些。到一定时候,请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个报告。

另外,科学规划会议,请了许多科学家去北京,据说要开两个月的会。这个会,大家认为重要,但开会两个月之久,各大学都有意见,因为到会开完,就是暑假了,那么多科学家停止研究和教学工作那么久,是否有利?

先进工作者会议,据说每个先进工作者要开会四次之多,本厂一次,本业一次,本市一次,北京一次,共需两个月。回来以后,就很难是先进工作者了。这种会议是好的。但如何又好又省?

以上两点,望向中央反映。

以上都请你和周扬、磐石同志以及有关同志参考。让我们先在思想上有所酝酿,集体讨论,请示中央,再做适当部署。我们之间,思想上要不断交换看法,即使不成熟的也好,以免问题积成一堆,来个总解决。以为如何?

敬礼

 陆定一

来源:选自《陆定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