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已经有一个指示，是中央指定我和瑞卿等五同志起草的，经毛主席修改，会议中少奇同志又作了报告，瑞卿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作了总结，我没有什么再讲的。
肃反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工作，是全党的任务。公开的敌人打倒了，我们主要是进行经济建设，被打倒了敌人，就不破坏我们了吗？苏联的经验，我们自己的经验，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要千万百计，采取各种方式破坏我们，因而肃反工作不仅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这一工作至今依然是非常重视的，只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才能谈到转业，那时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成了老头子，因此我们大家要重视这一工作，切实的把这个工作搞好。
毛主席对镇压反革命问题非常重视，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了这一问题，政协共同纲领第七条对镇压反革命问题又作了专门的规定，中央这次指示，我们于一点钟写成，毛主席八点钟就修改好付印了，我们是不是象毛主席这样重视，抓得这样紧呢？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就不能巩固胜利，巩固政权。现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我讲以下问 题：
第一，坚决镇压反革命要防“左”，在公安机关右是比较少的，从整个来看，右是普遍性的问题，因此群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右就纵容了敌人，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但在坚决反右中要防“左”，为了狠狠的打击敌人，必须要打得准，只要打准了，也就稳了和狠了。过去经验，打不准搞出了偏差，成绩也被冲淡，例如土改中乱打乱杀，结果，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弄出了偏差，说要的成绩的一面也被冲淡了。再如整风审干中，整出了5%的特务，从纯洁内部是很大的成绩，但由於搞“左”了，误伤了同志，把搞出5%特务的成绩也冲淡了。因此，为了狠狠的镇压反革命一定要准，这一工作要靠公安部门从头至尾到底，搞“左”了就会伤害干部的积极性，挨棒棒的是公安部门和积极分子，同时也会使右的思想抬头。
第二，镇压反革命与侦察工作问题。在破案时要注意留根，无论进攻与防御时都是有利的和需要的，但不应留的太多，多了敌人就可能利用我们。要留重要的、有作 用的、有前途的。不钻在敌人内部，就不能战胜敌人，敌人过去搞我们就是利用了叛徒，上海中央三次被破坏就是如此，否则我们走在街上，谁认得我们是共产党？ 对特务不能讲什么政治，只有镇压才能控制敌人，使用内线，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干部，也无多的钱给他们，镇压是控制他们最好的武器。只给敌人两条路，一条是杀和关，一条是投降，决不能给敌人第三条路，过去我们宽大是对的，无边则是不对的，毛主席讲“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过去我们给敌人第三条路，既不杀，也不投降，敌人偷偷的慢慢的活动也可以。
第三，会道门问题。对会道门我们现在不大敢搞，问题在于搞了又不犯错误，实在不容易，因为反革命和群众迷信搞在一起，特务和菩萨奶奶搞在一起。国民党反动派在已经过土改的地区，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利用群众落后的迷信思想，用会道门形式拉拢群众，已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重要武器。搞会门中的特务，就象搞肉中的刺一样，弄不好就会伤了肉，因此搞就要特别注意准，同时要动员集中全党力量来搞，因为会道门是群众性的问题。第一，要区别是反革命与迷信问题，告诉群众，烧香敬神是可以的，回家去烧，“心到佛知”啊！ 告诉群众会道门过去与日特国特在一起，破坏人民的解放事业，今天特务利用会道门进行种种破坏，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和他们在一起。第二，镇压与瓦解相结合。镇压会道门中的首要分子，宣传他们的罪恶，教育群众，这是一件坚决镇压反革命和耐心教育群众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迷信是这个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这样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在处理会道门上就更为复杂。右了错误，“左”了也犯错误。对会道门要宣布取缔，使其非法，一方面镇压首恶，一方面争取瓦解教育群众，这个工作单靠公安部门是不能搞成的，必须党委、群众团体及政府部门共同努力进行。这一工作不好搞，但也不要怕，会道门虽数量很大，但是乌合之众，他们要行动起来，跟他走的人并不多，因而要坚决的向他们进攻。下层群众中的造谣活动，主要是会道门搞的，上层主要是来自”美国之音“。
第四，搞帝国主义特务。我们现在办法还不多，但一定要搞。杀与不杀中央还要权衡轻重，因为我们在外国也还有人。只要有证据就可以关起来，嫌疑分子可以赶出 去。中国过去是殖民地，帝国主义我们长期没有搞过他，这些家伙猖狂很自由，不少是暴露的，只要我们调查研究是可以找出办法的。开始不要一下搞的太多，毛主 席说杀猪只要你会杀一个，不管他黑猪白猪花猪你都会杀了。取得的经验，通报一下，全国也就逐渐有了办法。一开始一个地区搞一两个，然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 搞一大堆，吃不消，要有步骤地搞，坚决地搞。
第五，搞反革命。过去的现在的以何者为主呢？应以现行犯为重点。法院重点是搞反革命，中央已有指示（宣传是否搞的早了一点？可以搁一搁，以免打草惊蛇）， 朝鲜战争形势下，特务到处猖狂，到处露头，这对我工作是有利的，应该加紧侦察，对已成熟的危害大的案子可以破案，一般的钉上之后，可以放长一些。这是策略 问题。
第六，有偏有纠，但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无论任何工作，都应实际情况出发，如目前有乱打乱杀的地方，仍应纠正。总的来说，全国是有右的，但各地空间右多少如何纠法，还需认真研究一下。不要忽”左“忽右，扶起东来又倒西，应该接受过去减租与土改纠偏的经验教训。
第七，党的领导问题。目前对敌斗争，中心问题就是肃清反革命残余，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所以只靠保卫部门不行。中央指示中，首先要求党的领导，动员全党力 量，工作就容易贯彻，乱子也可以避免或者少出一些，如有的党委对此工作不够重视，我们公安部门工作的同志可以多去汇报，多去反映情况，脑子里反映的多了， 他们自然就会重视起来。
袍哥问题。这个问题和青红邦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其领导成份为反动分子与流氓，其下层多数为劳动人民，其组织内部有剥削关系，但是又有一些讲义气，行会性质，经济上也有些互助的关系存在，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首先是搞好工会，在农村要搞好土改，工会搞好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经济利益就得到了解决，所余的就 是头子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搞垮袍哥和青红邦也就容易了。
特务间谍，我们从来是讲证据，根本没有讲过已遂未遂的问题。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