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一般的是首先召集乡村干部会议及村或乡的群众大会，说明来意，宣传政策，安定人心，紧即从发动贫雇农入手，进行访贫问苦，帮助群众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情感，从拉家常中启发群众诉苦，提高其阶级觉悟。如临泽贫农宋墨英，就是因为这样受到启发而诉出地主过去如何拆掉了他的房子，并由此了解到该乡群众，害怕乡长与地主狼狈为奸，害怕恶霸地主樊集凤抓不回来，给群众留个大害的顾虑，群众仍有“良心”“命运”观点，认为地主命好，穷人命穷，如酒泉大地主萧文蔚欺骗群众说：“穷人是石八的命”。针对这些思想情况，以算细账的办法，启发群众找出穷的根源，并给以政策教育，使其认识土改的正义性，因此，他们尽情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和阴谋诡计，加强了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勇气。经验证明：只要找的是勤劳正派的农民，予以耐心启发教育，使其觉悟后，一定会行动起来，并积极地串连和团结别的群众。如酒泉一贫农老婆，因为上了地主的当，受了地主的小恩小惠，便包庇地主，工作组同志曾经一再的启发她，“我家里也是穷人，我的妈也是像你这样一个多年身为地主阶级压迫的老婆，你就像我的妈妈，我看到你上了地主的当，我心里实在难过。”这个同志感动得自己哭了，也感动得那个老婆哭了。于是她说出了地主过去如何压迫她，并说出了这家地主转移了些什么财产。又如敦煌一个雇工，搅了16年长工，只落下了一件破棉袄，经过启发教育，觉悟提高后，他便拿上这件破棉袄到处给群众看，对群众启发颇大。再如临泽打了20多年长工的赵国钧经启发后说：“我心里可明亮了，我要准备意见，斗争会上非和地主阶级好好地说说理不可。”事实证明：只要深入体会群众生活情感，耐心说服教育，群众一定会由疏到亲，由不敢说而敢说，由不敢行动而积极行动起来的。反之，如果缺乏这种深入细致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不择对象，乱访乱问，不仅工作会走弯路，正气不得抬头，也会上了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当。如酒泉嘉峪区一个工作同志，曾访问了一批为地主阶级所利用的流氓分子，几乎上了大当。根子一定要扎正，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乙、通过了各种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和集体教育。个别访问和串连，能使群众受到较细致的具体教育，这是必须的。但不能较快而普遍地提高更多的群众觉悟，所以必须以访贫问苦与会议发动相结合，才能加宽加深把贫雇农民都发动起来。
各乡均曾多次地召开小型的贫雇农座谈会、长工会议、积极分子会、村乡贫雇农会，酒泉河北区还曾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西南、西店区召开了14个乡的贫雇农大会。为了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曾召开了一揽子式的村民会、农会、农民代表会、妇女会、青年会、妇女代表会、青年代表会、民兵会、老年人会等等，但均以发动贫雇农为中心。经验证明：召开这些会议收效很大，如临泽一次贫雇农会上，有的人说：“咱乡上的地主，有坏的也有好的，像祁天铎、宋有光就说不上个好，像郭九德就没啥坏处。”贫农郭光德说：“依我看，咱乡上的地主就没有一个好■，人家地主说过，杀不了穷人，当不了富汉！”“那一年，我借了地主祁天铎4斗糜谷，秋后连本带利还了6斗，过了3、4年，他说没有还，连本带利算成了6石，硬把我的三间堂屋拆去了，一条大犍牛牵走了，有啥法？！气得我哭了一夜。”他的诉苦深深地激动了大家的阶级仇恨。又如酒泉西店九乡和临泽四区七乡的贫雇农会上，讨论如何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时，大家便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来开会的男人，回去首先把自己的老婆发动好，进而再去发动别的妇女。再如西店区九乡长工杨顺德，因为吃了地主的羊肉，受了地主的迷惑，对土改消极，自从在长工会上看到别人诉苦，触到自己的痛处，才觉悟过来，积极监视地主。经过这些会议，不但提高了阶级觉悟，也使群众认识到团结起来，尤其贫雇中农团结起来的重要。如敦煌农民说：“贫雇中农一条心，三股绳子拧成劲。”又如临泽四区七乡中农郭顺德在贫雇农会上说：“我不分地没关系，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把地主阶级消灭了，出了我心里的气就行了。”但值得重视的，有些同志往往召开无准备的会，缺乏明确目的，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开会，不是泛泛地讲上一套什么几千年的封建，便是谁养活谁，甚至有给群众讲资本论的，也有一股劲叫群众诉苦的，但又不会以群众所诉之苦提高群众，因此使群众感到有些乏味。
丙、诉苦虽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但绝非唯一办法，订立或修正爱国公约，组织识字班、读报组、演戏、唱歌、放土电影等，都能起发动群众的作用。如酒泉西南区四乡殷学俭的老婆，原对土改消极，自订了爱国公约以后，便积极起来了。再如酒泉3个乡在做了一段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后，经过逐户检查，发现仍有死角，计有120人从未参加会议，其中有50人根本不知道土改，于是召开积极分子会具体研究对象，针对顾虑分头进行启发，如有的妇女因为受到妯娌嫉妒，翁婆讽刺，不能积极参加土改，便找适当的人去说服和发动她的妯娌、翁婆，这样又发动了部分群众。
丁、在发动群众初期，未急于解决不是必须解决的群众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能拖后解决的尽可能拖后解决，着重的是在群众尤其贫雇农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如此，群众才会有明确的反封建的斗争目标，才会在反封建斗争的方针下，有区别有缓急的处理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相反，如果不从提高群众觉悟入手，急于解决群众中的个别问题，则可能混淆反封建的明确斗争目标，形成事务主义的做法。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当然，我们也曾解决了某些必须解决而又有利于反封建斗争的问题，如（1）外来户问题：本天下农民一家人精神教育群众，决定外来户同样分地，若在原籍乡有地，返乡与否听其自便，不返乡在原籍乡所有之土地应交农会处理。（2）长工的工资问题。（3）个别的伪保甲人员问题：是以检讨、调解方式处理的。如酒泉西南区三乡贫农杨万益曾任伪保长，心里有顾虑，因而对土改不积极，自从让他在群众中做了检讨取得群众谅解后，积极行动起来。土改初期，各乡群众均曾提出不少问题，其中有许多属于农民间的，有的乡即本前述原则对待，因此，经过教育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许多问题，群众都认为不是问题了。或者经过农会，由群众予以适当解决，和睦如旧。有的乡未从提高群众觉悟入手，忙于解决问题，因此问题越来越多，以致不能自拔，如酒泉西店区九乡曾处理问题240多件，影响所及，造成单纯要东西思想，并影响当前的工作和农民团结。
戊、在运动中确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并起了不少的作用，但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还是不够的，因之不少积极分子缺乏联系群众的方法，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甚至有程度不同形形色色的强迫命令及包办代替现象，如口号式地带动群众通过问题，给群众戴大帽子等。积极分子定要给以特殊教育，使他们懂得如何联系群众，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组的汇报，讨论布置工作，以便不断地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使之学会如何区别对象处理问题，并要尽可能把他们吸收到各种组织中来，使之得有联系群众更有利的条件，但不要把积极分子全部吸收到各种组织中来，仍应保留部分在群众中，这对贯彻号召执行工作任务是有好处的。对吸收到领导岗位上的积极分子，尤其应抓紧予以教育，使其万勿发生包办代替及强迫命令现象。
从各县试办中证明了从深入发动贫雇入手是对的，不但不会影响团结中农，并且只有做好贫雇农工作，中农才能团结得紧。但不是说，不必认真地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中农就自然而然来的，这就错了。一定要在工作中，从各方面来团结他们，细心地体贴他们。否则，贫雇农就会失去巩固的同盟者而陷于孤立，不但土改虽得成功，就是整个革命也会遭受莫大的损失，这是必须牢记的。
一般说来，各县在试办中确实重视了对中农的团结，从各方面宣传“贫雇农是骨头，中农是肉。”“贫雇中农是一家”等等道理。开贫雇农会及贫雇农代表会，均曾有意识地吸收部分中农参加，并允许中农旁听和发言；通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使中农与贫雇农一块诉苦，并积极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在果实分配上也适当的照顾了中农。为了避免引起中农的顾虑，酒泉西南区，并把富裕中农也订成了中农。但不是全无问题的，如金塔一个乡在分配果实以前，曾统一检查了中农的财产，以致引起中农的怀疑和不满，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必须很快地召开会议向中农承认错误，安定其情绪。其次，上半年减租运动中，因为贫雇农未能在农会及村乡政权中形成领导核心，曾有果实不公，贫雇农少得的现象，加上因为成份划的不准确，致使有的反动地主披上了中农的外衣，混进甚至窃取了政权及农会的领导，敲诈欺压群众，土改之初又未及时予以揭露，因此有的乡曾有不让中农参加贫雇农会议的现象，在农会委员会及农民代表会中，未能使中农占有三分之一的法定比例，如酒泉西南区三乡农会委员会中无一中农，发展农会会员247人，仅有中农20人，一乡29个农民代表中，中农仅占7人。均曾以补选或聘请的办法予以纠正。
总之，在每一段工作中，都要说明我们对中农的政策，使干部及积极分子切实明了保护中农利益及巩固团结中农的重要意义，并要耐心地教育中农，也要培养中农中的积极分子。
纯洁整顿政权、农会、民兵等组织的领导成份，壮大队伍，印把子掌握在以贫雇为中心的农民手中，是土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从纯洁基层领导逐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首先应肯定的，但情况错综，因此要在土改初期一下子把它彻底整顿好是困难的。为求稳步前进，可分二步进行，第一步是初步整顿，可在发动群众工作进行了半月左右或划成份前后进行（个别突出问题较明显的，可酌情提前处理）。对混入农会、乡村政权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代理人、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脱离群众不可救药的流氓分子，要经过干部及群众，坚决予以清洗，恶迹重大者，并可依法惩办。应向干部说明，这是一个对待敌人的问题，并非对待干部的问题。对一般仅在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干部，则应予以争取教育，必要时可在农代会、干部会甚至群众会上令其检讨反省，本治病救人的精神予以批评，并鼓励其戴罪立功，经过运动考验，待彻底整顿时再予慎重处理。处理这些问题可在贫雇农会和干部会中，公开讨论。撤换乡村干部一定要经区上批准。所遗缺额，群众发动得较好地区可以选举，一般的可指定贫雇农积极分子暂代。为在各种组织中形成贫雇农领导核心，领导成份中，中农如占多数，可以扩大委员名额，免去兼职，调动干部等办法调整。
其次，要在整个运动中不断扩大农会及民兵组织。在做了一段发动群众之后及在划成份之前可以发展一批，酒泉西南区已发展男女会员2277名，为原有会员的1倍以上，现有会员占农业人口的28.82％。在发展中，特别要教育群众不可采取关门主义。如敦煌有的提出“嘴瞎的”“两个姓的”或有点小毛病的都不能参加农会等等，都是不对的。并要吸收青年、妇女参加农会，但勿搞青年、妇女小组，以免影响农会统一领导。农会会员一般应发展到占农业人口的30％至40％为宜。
最后，要着重指出，基层领导的不纯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如西南区在划成份前后清洗撤换的118个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经营者成份就有40人。又如河北区在初步整顿组织中，从农会干部中清洗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11名，一乡乡长是该乡的“四大天王”之一，五乡农会主任则是反动派的模范保长。因此，基层领导定需整顿，否则将难以负担起土地改革的重大任务。
来源： 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甘肃土地改革文集（党内文件）》，1954年10月 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