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召开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代表进行了对特务的控诉，同时全市广大，人民在收听大会的发言和控诉后，已有热烈的反映，不断地向大会打电话来。据现在的材料统计，收听的群众，有组织的有五万余人，没有组织的，估计在廿万人以上。他们不仅热烈的收听了代表们发言和控诉，而且提出了很多的建议。由此可见，我们代表与广大人民的心情是一致的。人民是拥护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措施的。这将使我们对反革命的镇压获得更大的成就。但还有几个问题，我在这里加以说明：
第一，这次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逮捕，为什么要在这一时期举行？这就是因我们已经深深感觉到特务的破坏活动已日益严重，故我们有此断然的措施。如不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将使我们人民的各项建设事业遭受更大的损害。以某厂来说，在本年一、二月份内经常发生事故，机关被破坏，人民的财产在两个月内遭受了数十亿的损失。但经过这次逮捕后，情况就不同了，三月份不但无事故发生，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又如在南岸经常发生打黑枪，暗杀我们干部的事件，此次我们在大成烟厂内破获了特务的暗杀组织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件了。假如不破获，难免我们的干部不继续遭受伤害。再如这次逮捕的匪徒中，有企图破坏自来水公司的，有企图破坏水泥厂，还有在南岸放火焚烧仓库的。从这些案件中的破获，说明这次大逮捕是非常及时而必需的，是合乎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如不采取这一紧急的措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受如何重大的损失。我们工人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和我们国家积累的资财，被匪徒们一把火就烧掉了或破坏了。仅龙门浩仓库被烧所受损失就约一亿斤米，值人民币七八百亿元。所以说这次不将这批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我们的生产被破坏的事件不会减少，谣言不会去掉，人心不会安定下来，人民民主政权也不能巩固。所以这次逮捕，群众反映说：“好在人民政府把这些特务逮捕了，不然我不知住在城里好，还是搬到乡下去好？”这就是说明人民一致认为这次逮捕是非常适宜而应该的。
但为了不致捕错，在未逮捕之前，公安机关作了严密的侦查，掌握了材料，因此，这次逮捕的四千多名反革命分子，每个人都是有材料的。凡被捕的人都是事先决定要逮捕的，所以在逮捕时有两人睡在一床，而却只逮捕当中的一人，绝无牵连其他。有些同住一院子，捕走了应捕的人，其余的人还不知道。同时，对逮捕的四千多人犯，现经过再三审查，还未发现其中有捉错的。可以说被捕的这批反革命分子，仅仅有罪恶大小之不同，都是应该捕的。在这次逮捕中工商界有一位黄明安，前几天有人反映说他老实，不作特务，当我们听到反映时，就责成公安局再审查，结果证明捉他的材料是相当充分的，对他并没捉错。
有极少数的人怀疑为什么反革命分子有这样多，去年两次共逮捕二千多，这次又是四千多，是不是有捕错的？的确，这次比前两次都捕得多，但我们应明白一个问题，即是重庆是蒋匪特务活动的主要巢穴之一，其数目自然是很大的，若以特务的总数说亦不只四千人，还加上恶霸、反动会门一贯道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为数当然更大（据调查所得，一贯道的坛主即有七百多人，实际不只此数）。这就是说，重庆的反革命分子有那样多，所以我们才逮捕那样多，是一点不足为奇的。
经过这次逮捕后，群众的政治认识更提高了，各工厂、学校及每一居民段都起来检举特务，进行控诉，在控诉中又检举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也可以说明重庆的反革命分子不只四千多，但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如果今后有人反映说某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代表政府一定接受这个意见，对该犯的材料予以再审查的。如果确实捉错了，当立即予以释放，但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已捕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如何处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对这些首恶分子合乎严惩的，我们必须予以严惩，但过去我们对这一点做得不够。因此，人民有意见，说政府“宽大无边”；匪徒们也有的说：“早进来，迟进来，早迟都要进来；早出去，迟出去，迟早总要出去”。今天政府一定接受大家的意见，对这些应该镇压的反革命，按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处理，但据说在我们文化教育界中有少数人认为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是应该的，但不必采取杀的办法，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要知道那些怙恶不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可能改造的。对那些分子如果我们采取教育改造的办法，一方面是会助长反革命的气焰，对从协分子不能起教育改造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对人民的残忍，人民的生命财产则不知要遭受多大损失，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对少数首恶分子绝不能姑息宽大，对他们仁慈；必须予以镇压。但在我们代表中有人提议对这些首恶的反革命分子不应枪杀，枪杀他们可惜了我们的子弹，主张用刀砍，并要那些不熟习用刀技术的人去执行，这个建议正表现了我们这个代表对特务的深恶痛绝是好的。但这个办法是野蛮的，是过去反革命对革命志士所采取极端残忍的办法，是我们不宜采用的，为了给他应得之惩办，我们不必吝惜我们的子弹。
其次对协从分子而又愿意痛改前非的，我们应该分别情况，应加以管制的管制，应从劳动中改造的就使其从劳动中得到改造。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不是斩绝杀尽，而仍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还望他们痛改前非，回头作人。
除以上这些对反革命的镇压办法以外，在我们人民中间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如属思想落后，或属一般民刑事事件，而无反革命罪行者，我们绝不应把他当反革命看待，这是我们人民内部的事情，应按处理我们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则来处理。我们要分清敌我，对我们的敌人反革命必须坚决实行专政，对我们人民自己则必须坚决团结，在敌人中间我们又要分清首恶与协从。这样，我们的政策鲜明，决不错杀一人。但亦不轻易放过一个反革命。我在此向各位代表保证，应该枪毙的一定要枪毙，应该关的一定要关，应该管制的一定予以管制，对我们人民则不能冤枉一个。
第三，继续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逮捕了四千多反革命分子，是不是就把反革命分子逮捕完了呢？没有，我们还没有彻底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大逮捕而完全停止活动，在工厂里仍有破坏的事件发生。同时，在登记中还有游击队长和一批特务分子，这就说明重庆还有相当的反革命分子仍在暗中活动，这是重庆人民当前的一个大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全市人民警惕起来，动员起来，配合我们的公安机关继续开展反特务斗争。
目前全市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正在展开，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居民段都在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我希望在现在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这一运动，已经开展的应该更加深入下去，并应该结合当前对反动党团、反动会门的登记工作，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得到一个基本解决。在登记中，如果不在登记条例范围之内的一般反动党团分子、一贯道一般道徒，他们自动愿来登记，也不必拒绝，因为他们不登记，反觉得包袱未丢掉，登记了就丢掉了他们的包袱，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卸掉包袱。他们为便于卸包袱，最好他们向他们所属的机关、团体去申明，而我们广大人民应该督促你们所知道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去登记，向政府坦白，以减轻他们的罪过，以便政府从宽处理。同时在我们人民中应广泛开展检举反革命的工作，以达到肃清反革命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心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人民的新重庆。同时，这个工作还必须与当前的抗美援朝结合起来，这两个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要把人民自己的阵营巩固起来，把隐藏的坏分子清洗出去，为完成这两个中心任务而努力。
来源：1951年4月7日重庆《新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