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略）
甲、农业。（略）
乙、牧业。去年各地对牧业生产的领导多有进步，“重农轻牧”思想有了转变，但还不够彻底。“自由放牧，增畜保畜”是发展牧业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内蒙党委时期就提出了，但没有很好宣传和贯彻，并曾发生了强迫“合群放牧”，强迫“分群接羔”等偏向。
为什么要“自由放牧”？它是根据内蒙牧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出的。不同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要求。农业区实行土改，以提高农业生产。牧业区废除封建特权以发展牧业生产。封建特权即是超经济的剥削，包括若干成份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摊派勒索，政治上强迫劳役，劳动没有工资，加上高利贷剥削，不等价交换等，它造成蒙古人民的穷困。因此在游牧区取消束缚生产的封建特权，政治上解放奴隶，实行自由劳动，并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和情况，群众固有经验，群众自愿的放牧方式，加以领导是非常需要的。这样才能为群众所接受，达到增畜保畜，发展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的目的。经验证明：在游牧区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是正确的。当然，不划阶级不等于没有阶级；所以不划阶级，是由于牧业区不分不斗。在束缚牧业经济发展的封建特权被搞掉以后，今天的方针就是发展牧畜业，提高牧民经济物资生活，从而解决牧民的“穷”和“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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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半农半牧区怎么办？根据今天的情况。在半农半牧区的基本方针应是坚决“保护牧场，禁止开荒”。就是说今后在这样地区要提倡发展牧业。因为一、从自然条件上看，这些地区适合发展牧业，二、从交通条件看，内蒙交通不便，打的粮食运不出去。三、从产品出路看，牲畜皮毛易出卖利也较大，因此在半农半牧区提出“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有步骤地发展牧业是很合时宜的。
这是不是退步了？决不是。恰是因地制宜，它解决了农牧矛盾也解决了牵连到的民族矛盾，对全国经济来说，发展牧业也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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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旗县在1950年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获有很大成绩，1951年应进一步发挥其作用，组织生产建设。在有些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旗县，还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人民政府。去年各地所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缺点，主要是代表的广泛性不够，有的像干部会，原因是我们有些干部存在着“怕麻烦”的错误想法，不了解只有包括了各阶层代表，经过民主讨论，才能更好地一致地自愿地执行党的政策，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因此代表性应广泛。这样使党的领导更可以经常熟悉各阶层、各界、各族人民的要求和动态，而有力地具体指导工作。人民民主的政权，是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照顾各个民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因此不仅应通过工农联盟的代表来检查我们工作，而且也应当通过其他民主阶层的代表人物来检查我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易于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曾有人怀疑内蒙没有新兴工业，蒙古人中没有资产阶级，内蒙是否有统一战线？我们说内蒙不但有统一战线工作，而且内蒙自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更加广泛。内蒙地区工商业资产阶级虽然不大，但仍是有的，如说蒙古民族中没有工商业资产阶级倒是事实，我们的统一战线范围，一直包括了封建上层中的开明人士。当然，这些开明人士的产生，在内蒙特别是牧业区的社会情况下，是要经过我们的工作而来的，即是说，对封建上层人士，首先把他团结起来，便于我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这样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允许的，其原因：这里的封建上层，过去与汉族的统治阶级，在统治蒙古土地及政治权利上有矛盾，虽然经常可以妥协，但当权利冲突时就发生矛盾，比如：嘎达梅林，他是贵族但他也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历史上称他为民族英雄。所以对这一批封建上层人士，内蒙政府拿钱养活他们，从下面抽上来当参事，这些人经过改造后，有不少人已在作翻译工作，还有用处，而且对发动群众减少了阻力。所以内蒙的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
另方面，要加强专政，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对地主旧富农，在他们没有改造之前，应受人民政府的监督，强制他们劳动。地主旧富农经改造之后，如安分守己参加劳动的，够了年限，并得到群众同意，政府批准，即可改变其成份，成为公民。但对反把地主，应予坚决镇压。内蒙地区的土匪，要求在1951年内全部消灭，同时要系统地、彻底地摧毁封建会道门组织。要求公安机关认真加强侦察工作。各级党委对公安司法部门要加强领导，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防奸反特的教育，提高群众警惕性。
这里首先讲一下，应该怎样认识民族特点，什么叫民族形式？所谓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斯大林同志所说的4件：“一、共同的语言；二、共同的地域；三、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联系；四、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
解决民族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有4个要素：一、是民族自决；二、是区域自治；三、实行民族平等；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原则。
现在内蒙的民族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实现了区域自治，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民族自决问题，自决是民族的权利，但运用应根据具体情况，看是否对革命有利，比如外蒙的革命，采取了民族自决，脱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是革命的。相反的在今天中国革命已在全国胜利的情况下，西藏反动上层要提出民族自决，脱离共产党领导，必然投到帝国主义怀里，那就是反革命的。因此西藏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办法，只能是实行区域自治。在今天情况下，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那就要形成分裂，对敌人有利。内蒙民族问题的解决，是采取了实行民族平等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的形式，这就是通过了民族形式。
现在内蒙还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有的干部表现了不重视，有的地方还抗拒，他们不认识若不通过蒙古民族人民的语言文字，蒙古民族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卫生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在蒙古地区，毫无理由不发展蒙古的语言文字。
内蒙民族解决了政治压迫，实现了区域自治。但还应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平等，而使之平等。
今天我们的最大毛病，是思想上的急躁，工作上的搬套，有些人不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甚至有的蒙古同志还认为学习蒙文是狭隘民族主义，用处不大。甚至有的把不学习蒙文自认为是“积极”，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积极分子的标准，是群众的领袖，而这种“积极”是裸体跳舞，是脱离群众的，必须彻底纠正。
另一个问题，就是正确的掌握政策，不要偏左、偏右。例如在土改时期，在喇嘛政策上，犯了“左”的倾向，但在进行纠正时又搞错了，如有的报告上说：“我们真正执行了信教自由的政策，喇嘛增多了”，这是不了解我们对喇嘛的政策——一方面是信教自由，另一方面还有反迷信的自由。这是一个群众觉悟问题，如果认为喇嘛数字增加就算政策执行很好，那就错了。对执行政策不稳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农业区是消灭封建，游牧区是削弱封建的道理。而游牧区在废除了封建特权以后，所存在的问题是脑子里的封建，因此必须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才能肃清这一封建。但这必须经过若干迂回过程才能奏效。所以要求我们必须把策略的高度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起来。
民族习惯也是一种民族特点。把内蒙民族形式仅仅表现成草地和蒙古包，是不全面的，因为内蒙的经济生活，还有农业经济，应当表现整个内蒙的情况。它应多多反映新的民族关系——“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文艺宣传应起带头作用，反映现在，还要指示将来的方向，应多编些民族语言的歌子，说蒙古话。
在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上，对蒙古新语文问题应进行研究，在1951年要作出成绩。外蒙的新语文在内蒙是否适用，需要研究。
发展蒙古民族语言文字，除干部要学习外，并须从校址的建立、学制、学校经费等方面予以贯彻，比如，农业区学生占学龄儿童的60％，锡盟（牧业区）则仅占6％，再如，通辽中学300多名学生中，仅有8个蒙古学生，因此如何使牧业区学校增多，学生增多，在蒙汉杂居地区，如何帮助蒙古子弟入学，应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不然政策上就要犯错误。
（后略）
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一集 （1945-1954）》，呼尔浩特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批斗乌兰夫反党集团联络站印编，196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