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河北省获鹿县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向您作一简单的报告。
一、获鹿是老区。人口二十二万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全县一百九十三个村，除六十来个村经土改、复查杀了一百三十多个伪顽、奸特、恶霸首恶分子外，其他村是和平土改的，未杀过人。反革命分子凶焰未被彻底打垮，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绪。
自省党代表会议后，克服了右倾麻痹思想，惟镇压初期，群众尚存有怀疑和顾虑。枪毙反革命分子后，宣传工作也跟了上去，群情随之高涨，仅控诉信即收到一九五件，并有不少群众到政府控诉和当庭对质。在群众积极协助下，全县查清地富反攻，土改遗留问题六十三件，农民间纠纷三十七件，全部处理解决完毕。逮捕反革命分子二百四十七名，加上原押改判的三十九名，共二百八十六名。判处死刑的九十九名，徒刑的五十名，拘押释放的二十三名。现已枪毙了四十八名，群众拍手称快，敌焰大降。由于我们审讯力配备不足，种棉任务紧急，影响了积案的清理，监狱尚押反革命罪犯二百三十五名，普刑犯一百四十八名，急需审讯处理。
二、大张旗鼓宣传，结合深入普及抗美援朝运动，召开了一百○三个村的群众控诉大会。南降北召开的大会上，有一个农民控诉日、蒋特务杀人烧房的罪行，一百八十一个村爱国公约中订立了防奸防谍，检举反革命的条款，并写在墙上。一百六十一个村把惩治反革命条例写在墙上，有的通过民校讲解学习。开会展览，幻灯下乡放映镇压反革命照片和破获的“公教救国团”画片，颇受群众欢迎，观众达九万四千五百四十三人。一般说，镇压反革命宣传已达家喻户晓。五月二日在城关庙会上组织了万余人的控诉大会，枪决了十一名反革命罪犯，被害苦主三十二人从三四十里赶来参加，因时间关系只有十三人进行了诉苦，大大鼓舞了群众情绪。西园张六元之妻控诉杀害她男人的国民党组训科长赵恒昌时，泣不成语；台下全体群众愤慨高呼：“枪毙他！要求政府赶快枪毙这批杀人的反革命！”
五月二十日召开的县人民代表会议上，在提案与发言中质问政府“镇压反革命是否会前紧后松？”当场检举出不少反革命分子，建议政府迅速处理。五区代表提出反革命罪犯张同未判死刑“不能算完”，要求迅速宣判死刑布告群众。城关区召开四十余名的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不少代表说：“现在社会安定，不仅生意好干，晚上我们未闭门；公安队去嘱咐我们别麻痹。”大家一致表示保证工商界动员起来，协助政府共同对付反革命。由此可见镇压反革命是各界人民的迫切要求；也只有动员起各界人民，才能彻底消灭反革命。
我们在宣传政策上不够全面，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做的不够，实际表现在判处死刑的布告宣传了，徒刑和释放的未向群众宣传，只见到我们镇压枪毙的一面，易引起中间群众的怀疑。有的群众就反映：“公安局抓的人，死不了也得脱层皮。”另外有的区干部为了发动苦主控诉竟“许了愿”，被害户见面就问他：“还不杀吗？你们得吃点劲哩！”致使区干部很被动，因而最难接受“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条。这说明我们的宣传仍不够深入，未把政策全面明确的交代给区、村干部和群众。
三、从全县情况来看，我们尚未出大的偏差，我们紧紧掌握了稳、准、狠的原则。贯彻了政策，发动了群众，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严重的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开展，推动了一切工作的顺利完成。今年种棉，地干水远，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种植了十八万二千亩，超过了去年（十三万五千亩）百分之三十五强。完成了夏收夏选，未发生偷盗。且干部积极工作，群众热情拥护。五区纸房头村干部去年连选两次村长不干，自枪毙该村反革命张吉冬后，工作焕然一新，开会干部群众都积极参加，情绪高涨。县代表杨秋福说：“天晴了，我们为什么不干！”村干于生印说：“去年放了张吉冬，让他回家说大话，现在毙了他，出了气，保证好好的干工作！”这个成绩的获得主要在于主席英明领导和省委、地委的正确指示，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得来的。
但工作上尚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即须纠正：运动开始由于材料不足，捕杀较少，第一批仅捕四十七人。后期运动开展了，感到应捕应杀的尚多，干部和群众开始滋长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多杀。在量刑上表现可杀可不杀的即采取以杀为快的态度，例如判处十二个死刑的反攻的地富分子，上级未批准一个。从群众反映来看，也是要求杀的劲头大。为了巩固成果，避免错误，使运动正常健康的发展下去，我们认为中央决定收缩的精神完全正确，是适合时宜、适合群众利益的。我们完全拥护，坚决认真贯彻执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