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将河北省完县镇反工作报告如下：
（一）我县是老区，有人口162,244人。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后，一部顽伪人员还乡。由于我们管制不严，致使他们暗地胡行；地富则趁机反攻，向农民夺地。特别是以一贯道为主的17种道会门，反抗取缔，扩大组织，到处造谣破坏，使群众恐慌不安。今年1月镇压反革命以来，我们分两批逮捕了反革命分子151名（其中顽伪人员82名，反动道首47名，反动地富21名，土匪1名）。同时对反动道会门进行了重点取缔工作。截止5月底，已分批杀了27名。判徒刑的31名，交由群众管制的51名，未结案的尚有42名。
（二）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中，结合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镇压反革命政策，“五一”后，宣传工作已普及全面。每个村都开过了3至7次的群众大会、干部会、党团员会和控诉会。全县215村，有196村书写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今春庙会繁盛，我们抓住了这一集会的地方，进行了宣讲与展览。增加了人民对反革命分子的认识与仇恨，揭穿了落后群众认为我们取缔一贯道是“镇压迷信”的误解。为了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推进一步，曾在5月12日召开了165名的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并将16名审讯终结的罪犯，在代表会上进行了量刑。代表们认真讨论与慎重审查，除对我们预定杀的八名，全部同意外，并一致认为原判8年徒刑的李大合忠实敌人，强奸妇女，掠夺民财，应改判无期徒刑；对曾任伪军参谋长的孙海波，不仅是带子投敌，一贯道的活动也未坦白出来，原判3年，应予增刑；对政府准备释放的亦予判刑；对个别错捕的道徒则提议释放。代表们还帮助政府检查了犯人未供出的材料。经过这次代表座谈会，大大推动了镇反工作。
（三）由于5个月的镇压反革命工作，反革命气焰逐渐在消灭，地富道首，还乡的伪顽人员，向农民低了头，要求坦白，愿受管制。李思庄，峨山的地富，自动给农民腾出了房子；南街的一贯道首张老秀，主动找村干部，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亭北庄道首韩老布，找到村干部说：“我应该怎样才算完啦！”反动道首门基本上被打垮了， 道徒们声明退道者已达472人。社会秩序空前稳定，一月份发生破坏偷盗等案件17起，2月份则减为四起。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今年8万亩的植棉任务，超计划的完成了12万余亩。农民积极的购买水车，使水车供不应求。地价骤增，每亩竟值小米10余石，比去年增一倍以上。消极的村干部，已转变为努力工作。总之，从镇压反革命以后，群众对我政策，更加信赖，对我政府更加拥护。现在群众们的反映是：“政府眼光亮了，有法有天了。”
（四）虽有上述成绩，也发生了不少偏差。在逮捕罪犯时执行法定手续不严，个别区随便捕人，审查不足，把东南蒲村富裕中农胡保荣误为反动富农而捕起的；有的干部打骂犯人，藉机发泄私愤。个别的党员干部立场不稳，村干部出面保反革命犯，说“他们没什么，工作很好”。有的村干部带动群众联名递呈，到法院来保一贯道首。北清醒公安员郝成功，被反动富农李振庄之妻请吃喝，到区出保反动富农。个别的村区干部中，滋长着麻痹思想，认为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平安无事。这些问题虽经县委发觉后，立即教育处理，但这种错误应引为我们的教训。
我们的工作还显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大张旗鼓的宣传还欠深入开展。有的反革命分子潜伏在大城市，未曾归案法办。罪恶卓著的特务大队长周松浩，隐藏在保定。罪大恶极的国民党书记长邓维屏，潜伏绥远，仍未查捕归案。在代表会上代表们曾提出，对已逮捕案犯或未伏法者，均应迅速解〔结〕案或追查到案。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研究，适当答覆了代表。并根据中央镇压反革命新的精神，集中力量迅速处理积案，争取于7月底以前清完积案。防止新的麻痹思想产生。
1951年6月17日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