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市委书记给您的报告中提到，把某些与反革命有些瓜葛或为反革命隐藏过物资的人，吸收治安小组的做法恐会脱离群众。已提请省委加以研究。
另，在4月份内，因连续开会，侵占群众时间15天，或17天，干部要群众给他们集钱搞生产等问题已告平原省委注意检查纠正。
华北局1951年7月16日
一、3个月的镇压反革命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大大的伸长了民气，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了，有2100人向政府写了872件控告反革命分子及拥护镇压反革命的信件，有2803人在大会小会上进行了悲愤的控诉，有6万左右人参加了各种镇压反革命的会议，接受了镇反教育，订立了爱国主义的防奸防谍公约，建立了各阶层人民统一战线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共建立了70个，治安保卫小组887个，参加治安组的近5万人，占全市人口84,740余人的百分之59，管制了应该管制的反革命分子270人，占全市人口千分之3。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的自觉性，空前提高了，自动的组织了巡逻、盘查、监督、管制、捉拿特务等经常工作，提出了“要把反革命分子连根拔，美帝不打倒运动不停止”的门争口号。
第二，把团结生产更加推动了一步，将近百分之60的人口，团结在治安保卫的组织中，工厂作坊都顺利的完成或超过了生产任务，物资交流超过了去年春季经营额的百分之45。政治上的团结与组织起来，带动了经济上的团结与组织，联营与合资经营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布业与时货业几乎全部实行了联营，商场内的摊贩形式一扫而光，劳资关系也获得普遍调整，较大行业都订立了劳资集体合同，小行业也普遍订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通过各行业的自由协商，划分与整顿了市场，把可能集中的行业，根据业务性质，尽量集中到适当的街道里，进一步的建立了市场秩序，各阶层人民真正体会到坚决镇压反革命是为了扫清生产建设道路上的障碍。一个姓高的文具老板，解放前因不堪敌人骚扰，关门停业，解放后他看到反革命分子仍然逍遥法外，叹惜〔息〕说：“天下还不得太平！”现在反革命归案法辨了，他才开门营业，并表示“一定要经营好”。干部普遍反映“经过镇反，各种工作都顺利了。”
第三，表面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都得到应得处分，逮捕了反革命分子334名(连积案93名在内)，杀了86名，判徒刑27名，交给群众管制7名，释放10名，转外县78八名，未决126名，未经逮捕而被群众审查后应该管制的270名，敌人内部更加分化了，过去抗不登记，现在自动登记者126名，过去登记不实，现在补充登记都60余人。缴获步枪16枝，抉枪47枝，各种子弹4940发，刺刀156把，电话机5部，照像机4部，反动证件多种。
二、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是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整个运动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第一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平民、独立劳动者)，他们过去遭受反革命的祸害最大，大部分都有血泪冤仇，他们是运动中的主力军，由于过去我们在执行政策中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在运动开始时，群众仍然怕宽大，当我枪决了一批匪首，群众看到“政府睡醒了”，即迅速展开了密告，检察与酝酿反革命的罪行，他们是那样的认真负责，表示十分坚决，许多检举信中都说：“如果反革命不承认当堂对质。”运动进入控诉阶段，他们都以愤怒的心情，彻底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那些中间的动摇分子及个别庇护反革命分子的人物，进行批评，用巨流的力量，冲散运动中的障碍物，当那些血债累累群众愤激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他们对人民政府是万分感激，要给政府送匾，要给公安局派出所送旗，说是“政府给报仇了，将来孩子长大了，政府叫干啥就干啥”。把功劳推给人民政府，对政府产生了报恩思想。运动转信深入巩固与提高的第三阶段，通过总结教育，群众认识了自己力量之后，他们说：“不能完全靠政府，要自己当家保卫生产。”于是即转入了整顿队伍，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审查与管制反革命分子，大部是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有些历史不清的人，都是经过了三番五次的审查，少数流氓、懒汉、小偷和吸卖毒品者等都进行了反省，订立了改造计划。对于应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规定了不同的管制时间与统一的制度，治安保卫委员会与小组组织起来之后，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监督与检查更加深入与细致了。“五一”劳动节开大会，许多街道创造了“管里看外”的辨法，在大会期间，一部分人负责把反革命分子管在家里不许出门；一部分人组成游动哨，在街上巡逻，保证了大会的安全。外来可疑人，都会受到治安小组的检查，或暗地监视，车站街两个组长暗盯两个从车站下来的可疑人，一直跟到城内，下三点才回去。商场一个组长见一个察哈而省口音的人说话有问题，暗地跟到车站，又听到他造谣，断定是个特务，就报告派出所抓获了。类此事件很多，说明劳动人民在觉悟提高之后，对于如何当家作主，是十分了解的。
第二种是工商教育界，他们对反革命分子虽然反对，但不主张杀掉，企图平安解决反革命问题。在运动开始时，他们是以“怕杀”的情绪对付运动的，这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怕宽大”显然是一个对比，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杀，所以表现了一种消极的虚假的应付态度“逢场作战，口诵心违”。当运动展开了高涨的控诉时，他们中绝大部份才被“血泪冤仇”所感动，许多人流出了同情泪，发出了“罪不容诛”的同情感，认识了不镇压反革命，不足以平民愤的道理，才完全溶化到镇压反革命的巨流中去。
第三种是与反革命有些瓜葛或为了发洋财而隐藏一部敌有物资及违禁物品的人，他们在整个运动中表现恐慌不安，一直到他们供出物资，去掉污点，被吸收到治安保卫组织之内以后，才安心下来。运动开始一般的虽然心内不安，但不愿意交出财物，运动发展到高潮阶段，到处展开检举，他们感到再也隐藏不下去了，急于要交出东西，但又怕戴上反革命帽子给反革命作了“陪葬”，一个铁货老板当他交出隐藏的鸦片以后，派出所问他是否还有枪支，要他作反省，吓得几夜没睡觉，在运动中一直小心翼翼，说啥是啥，惟命是从，直到他参加了治安小组，群众不把他另眼看待以后才放了心。
我们对于上述三种情况的掌握，是采取了坚决支持第一种，同时不放弃对后两种的说服教育与争取工作。即不使主流受到任何障碍，又注意疏通支流逐渐导入主流，使所有不是反革命的人构成一个总流，集中一切力量，把反革命的逆流淹没下去。在作法上折了三个重点：第一广泛深入的宣传镇压反革命政策；第二大力的组织控诉运动；第三慎重的认真的划分敌我界线。经过三个工作，才形成了各阶层人民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一致对敌的巨大运动。
几个问题的检查：
在整个镇反运动的领导上，我们对于政策的掌握，一般是比较准确的，没有杀错一个人(但把某些可捕可不捕的捕了)，获得各阶层的拥护，对于群从的饱满情绪始终保持下来了，并在思想上取得了不断的提高与巩固。但还有不少缺点，主要的有：
(1)镇反与生产结合的不够紧密，过多的侵占了群众生产时间，4月下半月连续开了15天的群众会，有的街道开了17天，使一般平民与独立劳动者生活上遭到相当的困难。我们虽然也不断提出要结合生产，但缺乏具体布置，加以下边干部经验不足，只能做一种工作，而不能把多种工作结合起来一齐做，只看到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热情积极，而没有认识到这种热情与积极是建筑在保卫生产与扫除生产障碍的基础上，因而就满足于群众的镇反热情，而忽略了生产的要求。
(2)重视了全党动员(这是十分重要的)忽略了系统领导，因此就产生了两个缺点：第一工作发展不平衡，平民、农民、工人、工商界较好，特别是妇女最活跃。教育宗教界较差。我们仍然习贯于用“一揽子”领导方法，突击中心工作，而不善于运用系统力量推动中心工作，我们只能通过某一种工作，对于一定部门的干部不断提高，而不能通过一种工作，把所有干部普遍提高。
(3)对干部与积极分子，注意了随时的经常的进行了政策教育与阶级教育，因而对反革命就打的准，敌我界限分得清，各阶层人民团结的紧，但对于干部与积极分子的思想教育则抓的不够紧，因此部份积极分子产生居功思想，要求群众送旗、送匾、给他们集钱搞生产，有三个大街向工商业户集资约一亿元(已经停止了)，激起群众的不满，损害了党的经济政策。在公安干部中，也滋长着一种骄傲情绪，以为他们是运动中的主力军(事实上主力乃是广大劳动群众)，认为他们干部多力量大，轻视其他系统，甚至有些干部对于党的正确领导估计不足，因此很容易把功劳划在个人帐上。历史上多次经验告诉我们，胜利之后要警惕骄傲自满，主席也经常教导我们“戒骄戒躁”，但我们往住被干部一时的积极热情所迷惑，而放松了思想教育，因此常常是干部毛病已经发生了，纠正于后，而不是在干部毛病未产生时，预防于前。
四、今后工作：
在继续深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生产运动，检查爱国公约与防奸防谍公约的执行情况，并充实其内容，在生产运动中，使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深入、巩固、提高，走向正常化。
(1)总结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从政治中提高群众觉悟，从组织上健全与巩固治安保卫委员会，教育治安委员、小组长、积极分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彻底清洗混入治安委员会中的反革命分子，确定会议制度，减少开会时间。
(2)认真清理积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清案委员会，争取7月底全部清完，首先清理短期徒刑，组织劳动，从事改造，审查群众澄出的应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实现政府批准，群众管制的方法。对被管制分子，应强调劳动改造，以收积极效果，同时作好反革命家属工作，争取他们和群众团结生产，成为群众管制反革命的有力助手。
(3)加强系统领导，在工厂中认真执行劳保条例，贯彻抗美援朝、镇反工作，进行普遍教育，在郊区抓紧麦收、夏种，严密组织护场工作，工商业界通过夏季物资交流，作好估价工作，及与各城镇联系工作，准备迎接旺月。
以上是否有当请指示。
1951年6月19日
来源：1951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辨公厅编印《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