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宗仁：中共河北省迁安县委书记]
我县背靠长城，滦河从中横贯，是半山半川的地区。老区四三五村二八七、二四五口人，土地八五六一○九点三亩；半老区二四村，二一一五○口人，土地八六五八七亩，新区共四五九村，三○八、三九五口人，土地九四二六九六点三亩。
自接中央、省、地委镇压反革命指示后，根据五种对象，前后逮捕了反革命犯一五四名，其中道首八名，顽伪党、团分子九七名，反攻地主旧富农三十一名，特务八名，土匪和惯匪二名，其他（窝匪户、破线嫌疑）八名，根据罪恶事实经上级批准，现已处死了二三名，判处死刑未批回六三名，判处徒刑的三十二名（五年以上至无期一八名，二年至五年十名，一年至二年四名），释放了二十六名，尚有一○名未结案。镇压反革命开始前，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造谣惑众、破线、地主旧富农反攻（在四八年四、五月趁团结中农反攻的较多）等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自逮捕一些反革命犯后，情况有些好转。但仍有很多群众对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政策，有各种不同怀疑和顾虑，不敢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我们针对这种情况，除以各种宣传工具、宣传员、报告员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广泛宣传教育，深入解释镇压反革命政策外，并通过党代表会、青年团、妇女、合作社等代表会，村支书联席会，党员训练班进行了贯彻，强调了农村支部经常开会“数敌人”，扭转党员、干部间的“宽大无边”和“敌我不分”右倾思想，结合抗美援朝，回忆、控诉日本鬼子及顽伙烧杀抢的惨暴行为，追悼殉难烈士及被害群众，激发群众斗争情绪。经过这一时期的宣传教育，村党员干部情绪空前高涨，组织与带动了全县群众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据统计共收到书面控诉七五九件，口头控诉者一五四三人，并在各区召开了十一次控诉大会，参加的群众八二三八四人，造成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并根据我县情况进行了打退地主、旧富农反攻，今将执行情况向您报告如下：
一、地主、旧富农反攻情况：
因平分伤害中农过多，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端正政策后，地主、旧富农趁机反攻，据一九五一年五月全县七个区四一六个行政村统计，即有三○三个村发生反攻事件七○二起。如五区张都庄（是一九四九年新平分村）十二户地主，二九户富农，即有三四户向农民夺房索地，其余七户未反攻者还包括三户逃亡的反革命家属，并拉拢被开除与受过处分的党员干部和落后贫农抗属，组织了五○余人的“小集团”，三选中操纵选举，篡夺村政权，诬告打击我积极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
二、反攻花样有以下几种：
（1）直接捆绑、吊打我党员、干部和农民。如六区小崔庄地主王宝兴、王宝池三人手持扎枪、木棒找贫农要东西，将干部崔振、贫农崔顺吊起审问，并用火红的铁筷子往上烙，将果实全部夺回。
（2）以美人计和酒肉包围等方式，利诱党员、干部进行反攻。七区曹官营地主潘木营，利用其女潘秀兰勾引公安员万义然，发生肉体关系后，便煽动万义然要回斗出之瓦房五间半，并吊打贫农崔振东，追讨已废除旧债小米一石（万义然现已开除）。
（3）漫骂、讽刺、侮辱农民。六区大庄村旧富农何老柏，经常在贫农何秀廷门口骂：“这是我爹给我买的祖产，要住，叫你爹给你买啊！”
（4）造谣散布变天思想。如八区红庙子旧富农李恩沛说：“土地要大变（语意是打破土地法大纲）房地全回家”，并说：“到那时少给一粒也不行。”在美帝侵朝战争开始较为严重。
（5）非法向分得房屋土地的农民要租要息。
（6）硬住、抵抗不謄/腾或以借用为名，侵占已分给农民的房子。
（7）以封建迷信、闹鬼吓唬农民。如六区三岭旧富农韩老景向分他房的军属说：“这房不好，谁住就得断后（即不生小孩子）。”
（8）煽动抗属。一区杨团堡，二十余户地主、旧富农，操纵烈属高策，带头到杨春峰等贫农家，大吃大喝，达到夺回房屋。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分析有以下几种原因：
（1）县、区领导上阶级观点模糊，敌情观念薄弱是主要一环。因此，对反攻事件有的长期未发现，发现后未及时处理与有效镇压，再加上处理不当，如法院接到五区张都庄地、富小集团诬告村党员干部后，未作详细调查，即逮捕公安员刘巨财（本身存有自私自利缺点），逮捕后所有党员干部躺倒不干工作，影响到附近十四、五个村党员干部躺倒不起，基本群众情绪低落，助长了地、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更加猖狂。
（2）平分时有些党的组织被打乱，部分支部党员，因被打击而躺倒不起，党在群众中丧失了核心领导，相反党基础强的村庄地、富倒丝毫未敢反攻。
（3）有些县、区、村党员干部丧失阶级立场，给地、富撑腰，强迫农民向地、富退分得的果实。如一区省庄村长高起（党内宣委），将贫农杨惠山绑起，协助富农将房和牲畜夺回；县政府民政科科员商永太，偏听杨团堡地、富诬告我党员、干部，大骂支书许柏混蛋，并准备召开群众控诉会（实际是地、富控诉会，区发觉后已纠正）。县公安局治安股长郝克勤（该人正在停止工作反省）在三选时给地、富小集团撑腰，打击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优势，严重损害了农民对敌斗争情绪。这样人民正气日益下降，产生恐慌，认为“政策变了”，不敢向反攻地、富进行斗争，便忍气吞声将分得的果实退回地、富，或廉价卖掉，一般情况是农民分得的房、地低于市价百分之五、六十，在土地上不敢大量投资。如五区赵店子（半老区）赵××过去在自己十亩地内平均施粪二千斤，在七亩分得的地内平均只下粪八百斤，锄搒也不及时，群众生产情绪低落。
三、经过宣传教育与捕杀一批反革命犯和反攻地、富后，彻底扭转了群众中因过去“宽大无边”而产生的对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各种怀疑和顾虑，除纷纷向县、区控告、检举顽、伙、特务杀人犯外，并收到控告地、富反攻材料五百余件。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村支部为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回忆、诉苦、座谈会通过过去血的事实，提高了党员、基本群众觉悟和警惕。我们前后处理了地富反攻六八四件，搏得群众热烈拥护。如五区张都庄祁俊德看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向党员干部说：“这是谁规定的，太好了！”干部说：“是咱们领袖毛主席规定的。”祁俊德又说：“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处处给咱们撑腰做主，地、富反攻，坏家伙破坏，碰上那条也够他呛！”
反攻地主、旧富农感到恐慌、害怕，主动向农民退东西。如五区张都庄反攻旧富农郑景萱三番五次找干部认错，表示愿意接受人民处理。未反攻的地、富则感到十分安然，并有的说，“咱们要不着村干部监视，也得到公安局里去挨押。”但是在处理反攻案件时，也有个别干部存有盲干情绪，错伤了中农。如一区鸡栏庄党员闹宗派，在处理反攻案件时进行报复，区干部未作详细分析，结果三户中农受到打击（当时已纠正）。这一点应引为今后教训。为了巩固这一成绩，县、区计划继续检查，彻底处理所有反攻事件。
四、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来，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在生产上、工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为响应植棉号召，全县人民担水、点种棉花三万七千五百亩，超过原计划七五○○亩。过去躺倒不起的党员、干部也积极起来了，五区三港湾彭渤在处决杀人犯后说：“这回再干工作就是累死也值！”全县统计，过去因各种原因躺倒不起的四百五十六名党员、干部现在已有二百九十七名起来积极工作（起来干工作，但不大积极的不在内）。目前并以热烈的爱国主义实际行动积极缴纳夏征。如八区佛峪院半天完成二五八八斤夏征任务。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
来源：《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第一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印·195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