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西南去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分配在川东合川县第四区，工作期间是六十五天。现在，把我对于土地改革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关系的体验谈一谈。
内地的工商业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和土地有关系。西南地区在土地改革以前都曾经进行过减租、退押运动，许多工商业者要拿出一些资金来退租、退押，这就相当地打击了他们的情绪，也影响了他们的活动资金。在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乡镇的工商业者就害怕自己也要被打倒。
他们怀疑：地主和工商业者同是剥削阶级，为什么一面打倒地主，一面又要保护民族工商业？
实际上，地主和工商业者虽然都有剥削，但是剥削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地主阶级的剥削，是野蛮的超经济的阻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为什么？这与它的衰老、顽固和落后是分不开的。
“老而不死是为贼”。孔老夫子这句话对于人来说并不全对，对于历史上衰老没落的剥削阶级来说，却是毫无例外地适用的。当一个阶级变成了特权阶级，可以不劳而获、尽情享乐，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别人，它必然会变成非常保守、顽固、自私，而且残酷。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地主，一般地只知道收租、享乐；只知道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以提高自己的享乐。对于经营的改善，农具、土壤的改良和水利的兴修，他们不但从不注意，而且往往绝不过问。由于一般地主只知损人利己，一味处心积虑占别人的便宜，没有一点向前发展的思想，他们性情的残酷是必然的。小说、戏剧上描写这种人非常阴险毒辣，那是事实。因此，不但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来说应该实行土地改革，就是从道义的观点来说，这种人也是应该打倒的。
川东土地的占有非常集中。合川县四区有一个村，百分之八的地主，占有全村土地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在重庆附近的农村中，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有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主不但垄断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垄断了大量的房屋。在川东，一片土地上往往盖上一所佃户居住的房屋。
乍一看，好像地主是很周到地替农民安排住屋，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残酷的剥削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农民要佃到地才能安家，夺了佃就丧了家。因此，农民对地主很难反抗；同时，地主对农民的经济情况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农民精耕细作，多下肥料，把田种好了，收成增多了，地主便要加租。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养了肥猪，或者包零工多得了一些收入，地主马上就要增加押金。如果农民不依，他就以夺佃来威胁；总要吸尽农民的脂膏，使他变成“干人”为止。在四川，一般地就是把贫苦的农民叫做“干人”的。
四川有一首民谣说：“干人头上三把刀，重租、厚利、押金高。”四川地租之重，确为各省所少有：地租一般地达到土地出产的百分之八十；有的竟到百分之一百——这叫做“满租”。租佃条件也十分横暴：有所谓“铁板租”，租约中规定：“不问天灾水旱，不准短少升合；如有短欠，扣除押金。”剥削的方式更是无孔不入：有所谓“豆租”，就是说农民在田埂上种豆也要收租；还有“谷草租”，是说连稻草也要交一部分给地主。“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南地主可能是最黑的一群。
租太重了，明知农民纳不起，于是便要在出租土地的时候先收很高的押金，使农民无论如何都欠不了。农民从那里来这笔押金呢？那就往往只好借高利贷“饮鸩止渴”了。当然高利贷往往还是向地主阶级借的。一遇灾荒，地主有“铁板租”条款的保障，可以不受丝毫损失；农民便要丧失了押金，也就是承担了全部的天灾损失。
加租、加押是毫无限制的。在解放以前的七八年期间中，由于土地占有进一步集中，地主更可以为所欲为。一年加租、加押一次是很普遍的；有的一年竟要加到两次。反动政权增加赋税和地方保甲的摊派，固然是用加租、加押的方式转嫁给农民；甚至地主家中的婚丧消耗，也要取偿于加租、加押。尤其残酷的是反动政权发行了几次的伪币，农民交押金时币值高，结算或退押金时币值低，那种货币贬值的损失，也往往转嫁给农民。
经济上的剥削制度必然要有政治上的统治来维持。川东地主阶级的统治组织是很周密，而统治手段是很毒辣的。他们除了勾结反动党团，包办保甲之外，和土匪、特务、道门、帮会也打成一片。黑暗的统治笼罩了农村：农民稍有反抗，不是公开拘押，便是私刑拷打，甚至任意处死。反动政权的拉丁、拉夫等暴政，给地主阶级以更残酷的压迫农民的武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灾祸，便成为农民的普遍遭遇了！
事情很明白：农民不但生产情绪低落，而且穿不暧、吃不饱的结果，连从事劳动生产的体力也减弱了。在流离、逃亡当中，又要消耗大批的劳动力。所以，尽管要求种田的人多，农业生产力必然还是衰退下去，土地也由肥沃逐渐变为贫瘠了。由于农民购买力的衰退和农业的减产，更由于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民族工商业便不可能发展。民族工商业家面对着反动政权摧残民族资本的虐政，旁边又有土地投资本稳利高的诱惑，一般地是两条心的，是没有经营积极性的。因此，资金纷纷流到土地上去，人口继续壅滞在农业里面，形成了土地占有更加集中、农业人口更加相对的过剩，而工商业更加不能发展的互为因果的循环。这就是川东在解放以前旧社会盘旋在绝望和堕落的泥淖里的惨况。刘少奇副主席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里所说：“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当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
农民在谈话当中常常说：“倘使共产党再不来，我们真都活不下去了！”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救命恩人，把毛主席当作大救星，的确是从心坎里流露出来的。中国农民是有革命传统的，那种极端黑暗的情况是不大可能再继续下去的。不是有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就可能是一个张献忠式的暴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前一条路是十分正确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十分有利的。
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它们在垂死以前的最后挣扎是疯狂的。但那内中的真实情况，我们是在参加了土地改革以后才体会得更深刻。那作为历代反动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久已习于不劳而获、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横行霸道，要他们一旦放弃自己的特权，放下威风凛凛的架子，向过去认为是自己的“家奴”的农民群众低头认罪，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确是一件难事。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就是这种思想造成的；而现在，一小撮的蒋匪帮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幻想卷土重来，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方式尽管不同，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西南解放以后，地主阶级在初期联合国民党残兵和土匪，公开武装叛乱，反抗征粮。土匪武装人数，一九五○年三四月间最多时曾达一百万人左右。他们的政治代表人，堂皇地驻在重庆、成都，公然向地方当局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书面警告，要求对他们采取“妥协政策”。由于西南当局领导的正确，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广大人民的努力，西南全区展开了全面的剿匪运动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大股土匪溃灭了。同年八九月间开始清剿土匪、反对恶霸、减租、退押运动，全区土匪基本肃清。地主阶级的反抗乃转入潜伏阶段；造谣、暗杀、投毒、破坏生产建设、幕后操纵农民协会等方式，普遍展开，直到土地改革时期，这一类的阴谋还不时发现。他们对于缴纳违法赔偿的顽抗和狡赖，更是花样百出，丑态万端。他们的最后挣扎的确是疯狂的。
作为一个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成员，往往是剥削愈残酷、罪恶愈重大，最后挣扎也愈疯狂。革命人民对于他们唯一可能的答复是更加严重的打击，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后已。土地改革之所以必须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长期的野蛮的剥削和压迫是一种原因，最后挣扎的疯狂是又一种原因。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一面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一面要保护工商业。作为一个阶级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利害，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害是相反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之所以能够参加革命队伍，是因为他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青年时期；不但没有长成为一个足以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曾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可以经过节制与领导，向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又不同于那野蛮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因此，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就具有发展爱国主义和从而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具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就能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获得发展。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能符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在解放以前，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是没有前途的。那就因为缺少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发展更给我们以足够的教训。在那些国度里，资本家们已经由无限度地剥削劳工、掠夺殖民地人民，肆无忌惮地阻碍进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到了为着扩大市场不惜制造战争，大肆疯狂屠杀了！他们的罪恶已经超过了地主阶级，他们不久要被彻底消灭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有了以俄国革命为首的一连串的历史事实证明的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非常幸运的。
民族工商业者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的是为工农大众服务。在目下，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人口仅次于农民，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在迅速增长着。工农大众的购买力都在不断地提高。他们是新国家的基础，为他们服务不但是一件做不完的事业，而且是极其光荣，极其伟大的任务。
在重视劳动，尊敬劳动人民的意义之下，我们民族工商业者一面为工农大众服务，一面还要向他们学习。要学习他们的忠诚老实的美德，学习他们的勤劳刻苦、努力生产的精神，更要学习他们的敌我分明、坚决斗争的意志。对于工人，我们还要学习他们的高瞻远瞩、大公无私、坚持真理、坚持进步、贯彻到底的可贵的特质。必须如此，我们工商业者才能摆脱原有的对于革命事业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为新中国的建设奋斗到底。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在旧社会里长大起来的人们，是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意识的。这些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敌人的房屋、家具、器械、飞机、大炮，以至生产技术，我们都可以保留下来加以利用；敌人的思想意识却决不能加以保留和利用。然而，思想意识一经沾染上了之后，倒是一件最不容易去掉的东西。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那根基的深固是决不下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这种敌人的思想意识，过去曾经给我们以很大的毒害，使得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今后是必须加以彻底肃清了。
帝国主义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意识，主要的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到中国，便在封建主义的散漫分裂的思想里面生了根，变成了脱离祖国的买办思想，和对国事不关心、对人民不负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又在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剥削意识里面生了根，成为殖民地式的原始积累的掠夺思想。从自由主义发展出来的独占思想，更在封建主义的行会意识里面生了根，成为殖民地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种思想意识的结合，就在经济上发展而为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我们打倒了，然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被肃清。
封建主义所遗留给我们的思想意识，主要的是保守观念，暴利思想和行会意识。这种种的思想意识，有的是以旧的落后方式出现的，有的是以帝国主义所灌输给我们的比较新的方式出现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都是敌人的思想意识；但，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是更基本的。由于商业是在封建时代生长出来的。在中国有了久远的历史；所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残存在旧工商业当中的要比残存在近代工商业当中的多得多。反之，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则残存在近代工商业当中的要比残存在旧工商业当中的多一些。这是民族工商业必须经过改组和工商企业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理由，也就是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必须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理由。
西南民族工商业的领导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号召大家割断封建的尾巴，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的民族工商业者多数是这样做了；他们勇敢地割断了土地的关系，有许多也割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工商业者也已经摒斥了帝国主义的宣传毒素，提高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现在要求全国工商业者更进一步从思想上割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尾巴。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去掉旧的敌人的思想残余，才能很好地向工农学习而取得迅速的进步。
毫无疑义，两年来，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由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一个进步一般说来，当然还是不够的。具体地说，虽然许多工商业者都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经营的积极性，但是，不少的工商业者还在固执保守观念或者采取彷徨观望的态度。暴利思想固然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仍然有些人在钻空子投机取利，也还有些人结合了保守观念和暴利思想，尝试囤积居奇。小店铺和小作坊里面，虐待学徒的事情也时有所闻。结成了小宗派小圈子，希图对人民进行不合理的巧取豪夺的，也还有人在。这些都是严重地违反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
两年来事实的教训是这样：那些衷心接受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提高爱国主义，充分发挥经营的积极性，忠诚老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工商业者，一般地都获得了事业上的发展，并得到人民的尊重；那些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积极经营事业，而从事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至逃避税收的工商业者，一般地都遭遇到事业的挫败，甚至受到人民的制裁。一面是光明的大道，一面是黑暗与灭亡；何取何舍，不但是非分明，得失成败也是很分明的。因此，最后我愿意再提出：全国工商业者必须进一步从思想意识上割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尾巴！
一九五○、一○、一○，于北京
195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