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县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很好，特加一些按语印发各地，供全体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学习参考。以后我们将不断印发各地成功与失败的典型经验，望加注意。
在土改运动中，强调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的普遍开展群众性的诉苦运动，是转变和平土改，迅速提高农民群众阶级觉悟，加深阶级仇恨最好方法。这是掀起以贫雇农为主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的土改运动的关键。也是分清敌友我界线，纯洁内部，加强农民团结，打垮封建派系与封建帮会的最有效方法，这已为我们在实际体验中所证明。
要组织一个群众性的诉苦运动，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艰苦工作，绝不是一轰而起的。因此在全体干部的思想上要明确：为什么要进行诉苦？谁有苦？怎样诉？同时通过诉苦的形式，在全体干部当中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这乃是土改运动的干部思想准备的基本环节。我县在11月初召开全县600余人的县、区、乡扩大干部会议，进行土改学习动员。但和平土改空气很浓厚，绝大部分干部说：“分田了事”“现在大势已定，地主大都老实了”。为了扭转这个和平土改的危险倾向，我们曾以两天时间讨论：“地主阶级怎样压迫剥削农民”，“土改法公布后地主阶级都有那些阴谋破坏活动？”经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6个区的中心发言举出40余个典型实例，每个实例里都可听到由于地主阶级的逼租、逼债弄得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卖孩子、卖老婆的血泪实史，特别是土改法公布后，地主大肆阴谋破坏，更为普遍明显，同时又有雇工出身的区干部程承璋等在大会报告了他当长工十余年的血泪生活，经过这样以典型实例的诉苦教育后，全体干部基本上扭转了和平土改的思想。一致舆论着：“不发动群众搞斗争，土改是改不好”，当大会结束时，号召大家把大会上暴露出来的生动典型实例带到各乡去教育农民，并强调“扎正根”（主要指扎根在贫雇农身上），根据万年县土改经验提出选区乡农民代表的“三要”“三不要”，三要是：（一）劳而又苦的贫雇中农（中农只应占代表三分之一——省委注）；（二）办事公正；（三）历史清白。三不要是：（一）不要做过反动工作的（如乡保长）；（二）不要地主狗腿子；（三）不要作风恶劣并有严重贪污现象的（应加一条即不是贫雇中农及其他劳动成份的不要。成为四不要。——省委注）。接着全县铺开56个土改乡里，都经过6、7天时间的宣传酝酿，选代表培养诉苦对象，在乡代表会上普遍的进行了典型诉苦教育，绝大部分乡代表会开得很好，在乡代表会上痛哭流泪的现象各区都有，乡代表会结束后，通过代表把乡代会的诉苦方法，带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里；从此诉苦运动便逐步在广大群众中很迅速的普遍开展起来。
（展开群众诉苦运动的先行步骤，是在土改干部中先进行诉苦，这可以教育干部，坚定他们的立场，使他们学习展开诉苦的方法又可以了解干部（如非贫苦农民出身，他诉不出真实的苦来）。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经验。——省委注）
经过全县扩干会，各乡代表会后，更进一步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明确了，认为“诉苦教育是最实际最有效的阶级教育的好方法”。因此我们就强调了“农民翻身必须先翻心”，并要求干部普遍的提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是地主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地主”，“算清剥削账，堵上穷窟窿”，“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吐出苦水，挖掉穷根”，“打倒封建，彻底翻身”等口号进行反复鼓动宣传，强调每到一村开始工作，应首先调查与了解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典型实例，以当地农民群众最熟知的实例进行教育，在诉苦形式上不能机械呆板、生硬教条的为诉苦而诉苦，必须采用多种多样形式。总括起来我们采取的诉苦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个别诉苦：深入贫雇农的家里，个别访问，搜集材料，培养典型，这在工作开始时是需要这样做。
利用代表会诉苦：把已掌握的典型材料，首先在代表会上报告，先作启发动员，继之分组讨论（主要是为啥穷，为啥富），然后大会典型诉苦（以算剥削账的方式先诉最为有效），最后在已初步觉悟的基础上讨论具体工作。
结合划阶级诉苦：这是开展诉苦运动的重要环节与最有利的时机，因为这是牵连各阶层的直接利害关系的，斗争也很复杂很尖锐，如当此时机不善于引导群众诉苦就会形成“内热外凉，情绪冷淡”“划完自己阶级了事”的死气沉沉的现象，反之，强调了“算剥削账”“谁养活谁”的诉苦说理，不会漏掉一个地主，极易分清敌我界线。
（应加一条“算罪恶账”以集中控诉恶霸地主这是很重要的——省委注）
说理诉苦斗争大会：这是面对面的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事前要有充分酝酿和准备，否则就会形成吊打或施以变相肉刑的混乱现象，失掉觉悟尚差的群众的同情，使他们转而可怜地主，使诉苦运动不能深入发展。
法庭审判结合群众诉苦：这主要是对准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的死硬分子，事前首先发起签名控告运动，先由群众深入讨论不法地主的罪行，这也是很好的诉苦形式，更是“造成斗争空气，壮大斗争声势”以带起落后群众使运动向着广、深、猛，快发展的有利时机。
总之，在指导诉苦运动的作法上，应当是个别诉苦与会议诉苦相结合，典型诉苦与一般诉苦相结合，以苦引苦，以达到由小到大，由近而远，由浅而深，由政治到经济，到组织、思想等各个方面由积极分子到落后分子，开展诉苦运动的。
（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目前有好多地方只注意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注意以个别访问培养典型来做代表会议的酝酿，因此就不能在代表会上开展有力的诉苦运动，就不能从思想上发动广大代表，就不能调动代表当中的老实贫雇，而只能抓住一些顾虑较小的勇敢分子。因而使运动缺乏群众自觉的基础，形成少数分子的蛮干与干部的包办。应当学习这个经验加以转变——省委注）
扭转了干部的和平土改思想，消除了农民的顾虑，掀起了运动的高潮。各地普遍展开诉苦运动后，到处可以看到农民的“血泪仇恨”，地主的“罪恶”。因此，干部由“没什么，分田了事”转变到“地主阶级真顽强，土改彻底不容易”，农民群众由认为“地主老实了”或“怕地主报仇”转变到“这才知道地主没有一个好的”甚至在寿安乡代表会上农民代表提出：“地主应当全杀掉”的怒喊，并在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由怕地主到痛恨地主直到积极行动起来斗倒地主。所以运动的发展即快而猛，在我县来讲，是空前的。据全县6个区不完整的统计，以诉苦说理斗争的方式进行了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大会共有382次。其中的数乡联合斗争大会14次，以乡为单位85次，以村为单位284次。参加运动的群众共有7184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0％，参加大会诉苦者7895人（妇女占五分之二）在大会上诉苦，痛哭流泪者有37个乡181人。例如六区流口乡：一妇女诉苦，气得抓破自己衣服。二区宋锦乡60余岁老太婆上台诉苦晕倒下去，12岁的朱三毛要拿扎枪扎死恶霸地主——方作舟。六区刘功乡，二区瑶里乡，三区龙源乡，在诉苦大会上有30余名妇女亲自讲出被恶霸地主王震（六区），王崇武（三区），吴达仲（二区）强奸侮辱的血泪事实。四区外将乡180余人向恶霸操子英说理诉苦坚持一夜一天，终于胜利，最后群众打锣鼓送工作团同志五里以外。
搞垮了帮会，我县各种帮会组织，据估计约占2万人以上，主要是大刀会、青红帮、三点会、黄学会、姊妹会、兄弟会等。各地帮会头子，多是地主恶霸、土棍流氓充当。当诉苦形成运动后再加上领导上有意识的领导会众诉苦，也很容易把帮会内部妖魔鬼怪，矛盾黑暗的丑态暴露出来。如四、五、六区的大部，一、三区的部分地区，都已开始突破。基本办法是发动会众，首先发动劳而又苦的贫雇农的受骗会众进行诉苦：如六区大刀会首，反动富农郑志彩，掌握会众624人，当划阶级时经过诉苦后，会众纷纷要求“算受骗账”并发起签名控告。于去年12月27日召开9个乡、千余人的诉苦大会，仅中洲乡一个乡，百余大刀会众，就诉出因“犯法规”“走邪道”罚跪香的128名，挨打挨刀砍的98名，在签名控告书上写着：“勒索我们白洋624元，茶油650斤，黄表纸240刀，每年每人练刀弄武误工2个月，共误工1240个月”。在诉苦大会上4个会众在台上撩起衣服让千余群众看他们肚子上被刀砍的伤疤，引起台下群众大喊：“拿刀砍他、杀他才能出气”，贫农王兴清说：“我记得清楚，前年7月14日郑志彩这个坏蛋，硬说我“走邪道”，打我40钢棍，还要拿‘宝剑’杀我，赔了他两条大牛，吓跑了我直到解放才回来”。诉苦大会结束后，各乡展开了瓦解帮会工作（详细待总结），又如四区恶霸地主兼帮会头子李励修、叶仙山（已枪决），曾在解放后组织大刀会弄刀练武，砍肚子致死者3人，会众在诉苦会上要帮会头子偿命，五区各乡也展开了算“受骗账”，会众纷纷交出大刀证件，自动起来废弃帮会，各地会众一致反映：“以前受骗受压迫没办法，现在明白了”，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是我们救星”，“以前他们（指会首）说：保家乡、防土匪，现在才知道是打共产党”。
消灭了封建派系。在诉苦运动中，强调了“天下农民是一家”教育，用典型实例揭穿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农民的特权，利用宗族派别挑拨农民内部团结，制造农民内部纠纷的罪恶。并把各封建派系下边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召集一起开会，通过互相启发诉苦的形式反复进行教育，然后再把觉悟提高了的积极分子，分配到各派系之间去争取与团结更多的农民群众，仍以诉苦形式加强农民的阶级教育，然后展开大会的诉苦说理，逐渐的可以把封建派系消灭。六区严台乡分前山、后山，共有260余户，两个恶霸地主分别统治前后山群众，前山是地主江安波、后山是地主江道如，在解放后这两派利用组织假农会，曾经反过来倒过去多次斗争，如去年4月江道如拉拢19个人（3个当过保长、2个保文书、4个伪职员、10个兵痞），在他的祠堂里烧香宣誓说：“天在上、地在下、祖宗在中间、江某二人等在任何时代、团结一致，如有反悔、倒绝三代、炮子穿身”。虽然过去也反过恶霸斗争，但总是斗倒了这个，那个起来，斗倒了那个这个又起来了。这次土改经过较深入的诉苦后，两派群众，特别是贫雇农一致提出：“我们团结起来，打倒这两个老虎”。群众把江道如捉起，把江安波从山上抓回来，有3千多群众签名控告展开诉苦大会，在会上有100余人诉苦，并送交法庭审判。现在群众一致反映：“以前我们住在山沟里，啥也不知道，就听他俩哇事，我们受骗也不知道”“可把这两把椅子打倒了，以前我们穷人每年给他们出5个工，常常还挨打挨骂，他们出门，我们抬轿子”；并互相劝告说：“现在明白了，以后再不受骗啦”。
扩大了县区武装。我县按人口3‰扩大地方武装，应是300人，地委布置400人，现已完成658人，这600余武装的扩大，一般的都是在诉苦说理斗争大会，公开号召自动报名参加的，没有发生强迫拉伕现象。如二区朱锦乡在斗争恶霸方作舟大会上，因为有一60余岁的老太太上台诉苦，手指恶霸，叫“青天”叫“毛主席”痛哭流涕倒在地上打滚，激起台下2千余人多数流泪。当场干部号召，“我们要拿枪杆子，保卫翻身”立即有13个青年报名参军。又如四区外将乡在诉苦大会上14名青年参军，妇女王和爱对他丈夫说：“你去参加区队拿枪杆打倒恶霸，我在家也参加妇女会，好好劳动，可别想我”。芦田诉苦大会后的当晚9名青年自动报名，并个个表示态度说：“提起打倒恶霸，我真高兴”“打到台湾去也不怕”。一区寿安乡17名青年在诉苦会后报名，三区张湾乡22名在斗争会后自动报名，有一位50岁的妇女余珍宝对他儿子说：“你的青年朋友好多参军了，咱们穷人出了气，打倒了恶霸还要分田，你去吧，解放军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打骂”。类似实例，各区各乡极为普遍。
（从以上材料可侧面看出，他们发动妇女是比较成功的，望各地加以注意——省委）
诉苦要与镇压反动相结合。当诉苦运动展开后，农民直接公开的倾诉了地主的罪恶，但农民最大顾虑是怕“政府宽大”“怕放虎回山”因此及时坚决的镇压反动是充分迅速发动群众重要关键。如我们土改开始即有计划的捕起为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100余人，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鼓舞，结合群众诉苦普遍实行了法庭审判，现6个分庭已开庭64次被判死刑者18人，判徒刑者70人。到处群众反映说：“法庭是咱们穷人的官，有事到法庭去讲”，但也有少数地区经群众诉苦后，送交法庭拖延10天8天不理，影响群众情绪，引起群众怀疑说：“还是押两天就回来了吧！”
诉苦要与群众的经济利益相结合。根据各地诉苦经验，开始诉苦多是诉政治压迫之苦（如踢过我，打过两耳光子），但紧接着会强烈的提出对地主的经济要求，如我们土改铺开的半个月的时间里，一般多是展开政治斗争、但群众提出来“光诉苦得不到东西，分了田地主还是地主，穷人还是穷人”。在领导上及时的强调了“正确的满足贫雇农经济要求”以后，仅在12月1日到15日的15天里，全县普遍展开废债、减租、退押、查分散、查隐瞒、算剥削账运动。多是经过诉苦说理的合法斗争方式进行上述斗争，据不完全统计算回金子12斤、白洋2万4千余元、银元宝33个（98斤）粮食250万斤（其中一半是各种实物抵折）。紧接着转入没收征收，贫雇农扬眉吐气说：这才叫真翻身哩，但在另方面也曾在部分地区因追挖浮财底产发生了吊打及变相肉刑现象（已及时纠正）。
诉苦要与发动“落后”相结合。在诉苦运动开始，多是少数勇敢分子带头，真正广大劳而又苦的贫雇农还要“看看再说”。特别是在山地的农村里异常分散道路远不好走，一个乡就有几十个小自然村，因而分散的小村就成了落后地区。例如六区石溪乡一小自然村，自解放以来参加开会经常只有两个人，在诉苦运动中，注意了发动“落后”，在土改期间经常参加开会的有12人，特别是在经过诉苦后的贫雇积极分子到落后区去“现身说法”讲翻身故事，对于诉苦运动的开展作用很大。
诉苦要强调与领导相结合。这就是当群众未诉苦前“表现是内热外凉”，当诉起苦来后“内外热火齐烧”，便马上要出气伸冤，领导上如不在事前很好组织酝酿，十有八九会发生混乱吊打现象。如二区天宝乡，在200余人的诉苦大会上，群众把一个当过保长的地主拉过就押杠子，工作组的干部拉群众不让打，一妇女大喊说：“这个保长，在国民党的时候一脚踢破我的裤子，你为啥不叫打他”。事后检讨，主要是事前无组织，无积极分子掌握。
（诉苦进到高潮的火候上，领导干部在引起群众进入行动以前，以及在行动当中要抓紧进行如何斗倒敌人的政策教育，使合法斗争，区别对待，适可而止的策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不能只靠几个积极分子来掌握。——省委注）
来源：江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江西省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编》，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