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大会很深刻地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大贪污犯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不能没有足够的估计。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事实，已十分明显，不能有任何麻痹。第三，大贪污犯的出路，已经十分明白，不能再行犹豫，我现在就分别来讲这三个问题。
同志们听了今天大会上的检举和判决报告之后，首先一个强烈的印象，自然是：被这些贪污分子所贪污掉的国家资金，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损失。这些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数目，都在一亿元以上，薛昆山则贪污了二十三亿。如果把被贪污的钱加起来，单单中央各机关，至少可能有一千亿元左右。到一月二十九日为止，中央各机关已经破获大贪污犯一百六十一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二百零二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四百到四百五十人。这些人贪污的总数，至少要达到一千亿元左右。至于中、小贪污的数目，还没有计算在内。一千亿元有多大的价值呢？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八百万元白洋，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供给二十八万人吃一年，可以买三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六十六架战斗机，可以买十万担棉花，可以买三十四万五千匹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这些钱可以办十个左右的最新型的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工厂。但是，大贪污分子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还不在于所贪污的绝对数字，而在于因为这种罪恶的贪污行为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往往很不容易计算，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损失要比被贪污掉的数目大几倍到几十倍。比方薛昆山，控制了国家机关内皮毛收购的地位，同时又在北方各大城市开设了十九家皮毛店，他把皮毛贸易上的一切好处，都归给他自己的商店，一切的损失，都转嫁给国家。这种损失就不是几亿元的问题，而是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问题。又比方宋德贵，为了贪污和奸商勾结，把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可能得到的经济情报和交通运输上的各种便利，都给了私商，甚至彼此沟通，假造各种单据。这种损失究竟有多大呢？毫无疑问，要比宋德贵贪污的数目大得多，如果把三年来全国各地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款项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统统加起来，应当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贪污分子中破坏性最大的，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经济上的奸细。这种人在不法的资本家指使之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用国家资金，非法取得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实行走私漏税。这种人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贪污行为，实际上贪污最多，给我们的损失最大，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战线上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对于这种人，应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些人觉得，我们对贪污犯的进攻太张扬，太激烈。他们觉得可以比较温和地进行这一类工作。这是对贪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的表现，是—种右倾的情绪，这种情绪，应该加以反对。
今天大会的事实，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到今天，还有许多不法的资本家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示，也就是还没有放弃进攻的表示，这是全国人民必须严重注意的现象。
有人说：“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虽然是四个朋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根本谈不到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动什么进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现在大叫资产阶级进攻，显然是无的放矢，或者别有用心。”
这种论调，最低限度是一种十分幼稚的说法，事实上是为资产阶级的进攻作辩护的。毫无疑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是居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应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已经有共同纲领加以规定。三年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几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利益。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来是和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这也是应当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并不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轨道，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总原则下，经营自己的业务。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力量比较壮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后，就不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内循规蹈矩的活动。他们企图在经济上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无限制的发展，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企图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而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要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当然，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权已经确立的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明日张胆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许多不法的资本家却企图在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许多地区中，和我们争夺这种领导权，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条件，在人民中也没有多大的威信，所以这种关于领导权的斗争，他们一般的不是用公开争夺的方法，而是用暗藏的同时也是卑劣的斗争方法，也就是从国营经济内部来削弱来控制国营经济的方法。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他们往往派一些人到我们内部来，或者从我们内部拉一些人过去作他们的走狗。今天被判处死刑的薛昆山就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典型之一，宋德贵则是被拉过去的典型之一，但是不论薛昆山也好，宋德贵也好，当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工作时，他们已经不是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的副处长和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的处长，而是穿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的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服务，而是为卑鄙龊龌的不法的资本家服务。象宋德贵那样的共产党员，早巳可耻地叛变了自己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他们最信服的人，不是共产党，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解放军，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毛主席，而是那些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腐化堕落的资本家。他们所霸占的国家机关，实质上已经不是由共产党、工人阶级来实行领导，而是被不法的资本家篡夺了这种领导权，这还能说不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吗？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的方法，还是十分猖狂和卑鄙的。只要看一看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大家就会明白。前面说过，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一种是派人到我们里面来，他们是怎样派法呢？从许多情况看来，他们往往采取一些下流的方法，有些资产阶级代表，在资产阶级内部本来有相当高的地位，如经理、副经理等，为了钻到国家机关内部来，他们可以充当汽车司机、小办事员，然后逐渐向掌管经费、物资以及经济的要害部门发展，只要能当上一个采购员，或者仓库管理员，或者计划部门的科员、办事员，或者修建部门的监工员，他们就在这些地方进行贪污腐化的活动。他们好象是资产阶级插到我们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吸血管一样，无限制地损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事业。等他们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后，例如薛昆山这样，他们就在更大的规模上放肆地向国营经济进攻。现在许多机关都发现了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我们国家机关内部所造成的难以估计的损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大教训。
资产阶级派进来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在许多情形下，还没有拉过去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大。因为被拉过去的往往是所谓“老干部”，他们地位较高，权力较大，贪污的胆量也大。
资产阶级拖他们下水的方法，一般首先是利诱，最后加以威胁。利诱的过程大体是这样：首先是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刺激我们干部的物质生活欲望；然后让他们学习请客，送礼，吃回扣，拿佣金，再进一步就让他们作个别的比较大的贪污活动；最后，则是用入股、分红、开厂、设店，拿干薪、招亲等方法，另加若干威胁，把我们一些立场不坚决的干部在秘密状态下拖入了奸商集团，使这些人蜕化成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听资产阶级指挥的经济奸细，宋德贵就是这种类型里的一个。
在这些活生生的惨痛的事实面前，还能说资产阶级没有对我们作过什么进攻吗？还能说以反贪污作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运动是多余的事情吗？同志们，这不但不是多余的事情，而是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现在来谈一谈大贪污犯的出路问题，前面说过，大贪污犯不管是派进来的或者拉出去的，都是资本家的走狗，都给国家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罪恶，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属于经济内奸性质的大贪污犯，则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那末，大贪污犯是不是统统没有出路了呢？不是的，人民政府对于犯了大贪污罪的人，是为他们保留着悔过自新的道路的。今天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已宣布免除大贪污犯夏茂如、杭效祖两人的刑事处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夏茂如、杭效祖两人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之所以免予刑事处分，是因为他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完全自动地并且彻底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过，而且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检举他们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贪污行为。夏茂如检举了七十贪污分子和十几家不法商人。杭效祖在香港起义时发生了贪污行为，在去年整风学习时他即已自动坦白，但领导机关未及时处理，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又自动坦白，而且平时工作比较努力，有若干创造发明，所以只要能够自动彻底坦白，并且坚决地重新站在人民方面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虽然是犯了大贪污的重罪，仍然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自动坦白，或坦白不彻底，又不能在反贪污的斗争中立功赎罪，则不能受到夏茂如、杭效祖那样的待遇，而应当受到应得的刑事处分。雷亚卿判处十五年徒刑，就是这种例证。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作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以上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至于象薛昆山、宋德贵那样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和上述五人的情况均不相同，故必须处以死刑。一切大贪污犯都必须明白：你们有了大贪污行为时，即已犯了严重的罪过，就应当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你们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退出赃物，并能在反贪污斗争中立功赎罪，就能减轻甚至于免除你们的刑事处分。所以，在政府对你们宣判以前，刑事处分的轻重以及免除刑事处分与否，决定于你们自己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你们有完全的主动权，你们应当清醒地辨别你们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应当从此以后清醒过来。你们不要迷信什么“攻守同盟”，不要以为订了所谓“攻守同盟”之后，就可以永远保持你们贪污的秘密。这首先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道理是很显然的，到现在这种时候，还订什么“攻守同盟”呢？所谓“攻守同盟”必然有“攻”有“守”，你们“攻”的是什么呢？是伟大的祖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农民阶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而毛主席就是这一切的总代表，你们“攻”什么呢？这种进攻是最反动的、落后的、卑鄙的，我劝你们赶快停止你们这种进攻。
还有所谓“守”，你们“守”什么呢？为什么而“守”呢？表面上看来，你们“守”了，这种贪污秘密或者那种贪污秘密，“守”了这种赃款或者那种赃款，“守”着这本假帐或者那本假帐，实际上“守”着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你们以奴才的地位保持着对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忠诚，这有什么价值呢？特别是在革命已胜利的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已经在望的中国，为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而守，为贪污而守，有什么出路呢？这种所谓“攻守同盟”，是最愚蠢的最反动的“攻守同盟”。保持所谓“攻守同盟”，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贪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钱”，“唯利是图”的人能够谈得上“信义”吗？你们有什么法子保证不会有人自动坦白或者被人攻破呢？
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多数是因为怕死，现在有了可以不死的道理，我相信许多大贪污犯是会愿意彻底坦白的。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之不肯坦白，特别是一些经济内奸性的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政府不容易找出他们的材料，特别不容易凑满一亿元，他们就企图这样来逃脱大贪污犯的处分。为了打破这种人的幻想，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一切大贪污犯，都应当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央一级坦白截止期，根据有些单位的要求，推迟至二月十五日为止。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一切大贪污犯不要失去这一个最后的时机。
来源：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