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向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陆定一

编者按:

为了帮助读者学习总路线,本版自去年十月起陆续刊载了一些文章。据读者反映:这些文章对读者的学习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其中有某些文章在说明问题特别是有关过渡时期的问题时,就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如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两文,就对过渡时期的含义说得不清楚,因此们特转载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以供研读。

我们的青年,生活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里。青年们一定会亲自看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不但看见,而且亲自把这样美好的社会建设起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所走着的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从落后的农业国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富强繁荣的国家的道路。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一座灯塔,照亮着这条光明大道。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万恶统治,以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劳动人民,受尽了痛苦、屈辱的中华民族,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

但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伟大的工作还在后头。我们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然后,还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完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少数资本家富得发昏,大多数劳动人民穷得要命,加上经济危机和侵略战争,使人民陷于灾难之中。经过了长期灾难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再一次发生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候,特别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而由无产阶级领导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而是跟着无产阶级走,跟着共产党走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这个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就不但能够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并且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最好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很早就预见到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已经完成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第一阶段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特征是政权属于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不推翻这样的政权,社会的发展就不能再前进一步。在这些国家里,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这就是说,和平的过渡是不可能的。以为不须经过强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政权,只须进行“议会斗争”就可以在这些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这里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在国家事务中有决定的作用,所以这个政权就不但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而且能自觉地使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和稳妥的措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为了过渡到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是去推翻人民的政权,而是加强和巩固这个政权,只有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只有这些反动派,才想推翻这个人民的政权。

在我国,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权是牢不可拔地建立起来和巩固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基本人民群众中有无可比拟的威信,各民主党派承认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为自己的领导者,并愿意重新学习,从思想上来改造自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所已经确立起来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使得国家政策中无产阶级的决定作用来得更加显著。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政策的规定,必须是妥善的,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也必须取得其他民主阶层的同意,就是说,必须对农民和其他民主阶层做很好的工作,向他们说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的利益,同时照顾到他们当前的利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党的领导的正确使这种工作易于进行。这种政治上的条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了极为有力的保证。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是不能存在的。资本主义的银行、托辣斯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但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没收了资产阶级的银行、托辣斯等之后,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的银行、托辣斯和企业、工厂等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也有合作社,但这些经济的性质,是与国家的性质关联着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性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根本没有可能谈到什么“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才能从事在经济生活方面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一个较为长久的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大家知道,这样的“过渡”,在苏联,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即在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才实现的。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对于由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来,还在旧制度内部,就已有新经济组织逐渐形成起来,而这些经济组织就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底所有各方面。在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扫除、摒弃和破坏旧社会所有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一完成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它所应作的一切:它加强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转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落后,则它由旧时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也越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而外,更加上一种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当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已有资本主义关系底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得不到这种现成关系,不过是有资 本主义那些最发展的形式,而资本主义那些最发展的形式,实际上又只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却还极少触及农业。组织统计,监督各巨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为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为一个使几万万人的伟大组织都遵照一个计划动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摆在我们肩上的伟大任务。据现时劳动条件看来,这个任务无论如何都是不容许如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时那样用高呼‘乌啦’的方式来解决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斯大林说:“没有强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以实现这种根本改造资产阶级旧制度的事业呢?

“当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为可用和平方式,在适应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中来实现这样的革命,那就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或者是公然无耻地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了。”(“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以强力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才能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大不相同。在这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决定作用是更加显著的。在国民经济中,这里有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经济上占领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在国民经济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那末,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已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了。既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居于领导地位,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帮助,我们就能够不但彻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就能够而且应当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工作的内容是:

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二、对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对这“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合作社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三、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国家本主义的道路,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现在的历吏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三者是同一件事情。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短期的过程,不是经过以强力革命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的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的成分来实现的。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同时又加上对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成功,将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过渡时期,乃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经济中没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我国可以得到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帮助,所以,我国可以而且应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应当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倒退,就是走历史的弯路,就是完全不懂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改造农业和手工业,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好比鸟的两翼;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这好比鸟的本身。斯大林说:“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论联合政府”) 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增长的速度,比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业增长的速度,通常要慢得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生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九(注);第二个五年计划,该数字为百分之十九·一(注二),第二个五年计划,该数字为百分之十三·五(注三)。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是战后经济恢复的计划。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生产量平均每年大约增加百分之十二。规定生产资料的生产(甲类)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三,消费品的生产(乙类)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一。”(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苏联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现在已经几乎停止增长了。在历史上增长得最快的,要推美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工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如下:一八六○-一八七○年,百分之二·七;一八七○—一八八○年,百分之四。一;一八八○—一八九○年,百分之六·四;一八九○—一九○○年,百分之六·一;一九○○—一九二二年,百分之四·二。(苏联科学院历史院编近代史教程第三分册九八页,新华书店一九五○年十月版)美国的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率如下: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百分之六·一;一八五九—一八六九年,百分之八·二;一八六九—一八七九年,百分之一·一;一八七九—一八八九年,百分之五·五;一八八九—一八九九年,百分之三。三;一八九九一九○九年,百分之五·一;一九○九—一九一九年,百分之十一·五(注四);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三·八;一九二九—一九四三年,百分之五·五(注五);一九四三年为美国历史上工业生产最高的一年,从此以后,虽然美帝国主义者以侵略朝鲜的战争来刺激工业生产,可是直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为止,还没有恢复到一九四三年的工业生产指数(注六)。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即使是最高的速度,也不及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时高时低,非常不稳。经济繁荣的时候,跳跃前进,经济危机的时候,向后倒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增长的速度将是既快又稳,与苏联相似。因而我们将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近百年来我国先进人物所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国变为富强繁荣的工业国。

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所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快,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计划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产是无政府无计划的。资本义国家的工业化,因为生产是无计划的,所以通常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既是有计划的,就可以而且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这种情形,从苏联的投资数字上看得特别明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一九五三年八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闭幕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说:“在几个五年计划年代中,即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在基本建设和添置设备方面,国家投入的资金(以现在的价格计算)是:重工业——六千三百八十亿卢布,运输系统——一千九百三十亿卢布,轻工业——七百二十亿卢布,农业——九百四十亿卢布。”这就是说,在苏联,在上述时期内,用于基本建设和添置设备的投资,大约百分之六十四是用于重工业,百分之十九多一点用于运输业。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在十几年的短时期中就把自己由工业落后的国家变为工业化的国家。苏联在革命以前(一九二二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百分比为百分之四二·一。革命后到一九二六年,工业才恢复到战前水平。一九二九年工业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四·五。一九三○年为百分之六一·六。一九三一年为百分之六六·七。一九三二年为百分之七○。七。一九三三年为百分之七○。四。根据这些数字,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说:“我们国家已坚实可靠地最终变成工业国家了。”(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国家的工业增长就能有更快的速度。这样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工业化起来。我国工业是非常落后的,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如此,发展重工业,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决定的意义。没有重工业,不能加强国防,我国就还有可能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所以能战胜希特勒匪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已经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再则,没有重工业,我国就在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没有重工业,不能制造钢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不能有充足的煤和电力,不能制造轻工业用的机器,不能制造农业用的拖拉机和大量化学肥料,那末,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基础。苏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就有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重心放在重工业上面,而去“百废俱兴”,分散力量,其结果,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事情反而会被推迟,甚至不可能实现。

所以,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斯大林说:“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底的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五金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这个中心环节上给我国以巨大的帮助,帮助我国建立一百四十一个企业。这个帮助对我国意义之大,是说也说不尽的。有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再加上社会主义苏联这样巨大的帮助,我们国家的富强繁荣,是一定有保证的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鸟之本身”,发展重工业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孤零零地做社会主义工业化或者发展重工业,是一定不成功的,一定要失败的。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必须逐步进行对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进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做好财政金融工作,也必须做好军事方面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种工作,必须做好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等运动,必须做好工人、青年、妇女等各种群众工作。在工业中做出成绩来,这当然是很光荣的,但在其他工作中做出成绩来,同样是光荣的,同样是献身于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同样是做了国家和人民所必不可缺少的工作。所有应该做的工作一齐做好了,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顺利地实现总路线。

中国青年有光荣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青年总是以最大的热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国家的美好的将来而奋斗。现在,也要为总路线的实现而奋斗,这也就是为青年自己的前途奋斗。

不成问题,国际反动派,对总路线是不会高兴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知道,总路线的实现,这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这就是人剥削人的制度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中永远消灭,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失败,社会主义的大胜利。这些反动派,一定会千方百计来反对、诬蔑总路线,和破坏总路线的实现。

除了国外的反动派以外,国内一部分不愿意看到剥削制度被消灭的反动分子,必定千方百计抵抗总路线的实现。由于我国有广大的小生产者,那里由于合作化的推行,天天生长着社会主义,但同时,那里也自发地天天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动分子对总路线的抵抗,就特别值得警惕与注意。这些国内的反动分子,因为反对总路线,国外的反动派就很有可能对他们进行勾结。这个阶级斗争,甚至在共产党内也会有反映,会有不坚定的分子蜕化为卑鄙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蜕化为人民的敌人。

因此,实现总路线,这是一场阶级斗争。青年要宣传总路线,使之家喻户晓,要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要驳斥反对总路线的谬论,要在实际工作中坚决为总路线的实现而奋斗,坚决与国内国外的反动派进行斗争。

实现总路线,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青年们既然一定会享受到总路线的果实,就也要负起责任来克服这些困难。干这样的大事业,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困难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岂不也是很困难的么?许多先烈流了自己的鲜血,战胜了种种困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革命才能成功。如果他们怕困难,怕牺牲(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们的国家会有今天么?如果我们的光荣的先烈们不怕粉身碎骨,克服困难,那末,我们为了国家的将来,为了自己的将来,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集体观念与劳动观念。在个人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在局部利益与全体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够牺牲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应当重视劳动,了解到人类的文明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靠劳动把它创造出来。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这是青年的高尚的品质,也是人们为了很好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建设事业而必需有的高尚品质。

有一位青年同志说,可惜他生得晚了,没有赶上参加革命。青年同志们,你们眼前不是正在进行着一件比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意义上更加深刻、影响所及更加广泛的革命事业,因而是更加伟大更加光荣的事业么?不要怨自己生得太晚,积极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强大繁荣的工业国,变成人剥削人的现象永远消灭、剥削阶级永远不能再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称赞你们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仅是最幸福的,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能手。

(注一)这数字是根据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六七一页“工业出产比较表”计算出来的,包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

(注二)这数字是根据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八九八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苏联的每年全部工业品价值数字计算出来的。

(注三)见苏联科学院历史院编“近代史教程”中文版第三分册九九页。

(注四)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年美国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率的数字,是根据“美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一著,张定夫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二月版)二○三—二○四页的“制造工业的发达”表,计算出来的。据著者说,该表“一八五○至一九○○的统计,除工厂制工业之外,还包括手工业及建筑业。一九○○以后,仅为工厂制工业。”又,美国工业生产在一九○九—一九一九年增长特别迅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注五)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三年美国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是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出版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俄文本二一七页,及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文版第四页中的数字,计算出来的。

(注六)根据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四页,和瓦尔加著“美国经济中的危机征象”(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号一八八页)的数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来源:1954年1月2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