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这次普选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以后，即在宣布我们的国家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后开始的。总路线的本质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实现于中国。总路线的基础是工业化，同时从两翼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翼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翼是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国家的统一战线中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即工农联盟，另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剥削分子的联盟。我们这次开会所议的人物安排问题不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联盟内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与削剥阶级联盟方面的问题。中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就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民民主制度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要消灭资产阶级，就发生一个问题：在国家机关内还值不值得，有无必要安排这个阶级的人物呢？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发生，也应该发生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共产党，只要是马列主义的，都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运用，要从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策略应按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规定。苏联十月革命时对资产阶级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暴力的手段，把这个阶级打倒，生产资料没收，然后对这个阶级中的人实行强迫的劳动改造。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宣布的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采用苏联十月革命时的办法，宪法草案中也规定了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暴力的手段将资产阶级打倒，将其生产资料没收。因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已被消灭，剩下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在历史上主要是反帝的，爱国的，也反对封建主义，但反对封建主义反得少一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结论，指出它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又经过它的政治代表发出口头的、文字的宣言，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我们整个国家的情况来说，经济上很落后，存在着大量的私营工商业，它的积极部分是主要的，特别是私营工业，很有用处，对国家的建没有积极作用，同时帝国主义还站在旁边，对我们的威胁并不小。由于这些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理由没收它，而且有必要团结它、利用它来对付帝国主义和发展国民经济。还可以设想，我们就是有理由把它没收，但私营工业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万户，私营商业也为数不少，把它没收后有无办法去管理呢？让资本家管理企业，我们管理资本家好呢？还是把资本家的企业没收过来我们直接管理好呢？苏联十月革命后资本家怠工、反革命，不得不没收，但没收之初，生产下降，失业很厉害。对中国资产阶级不能用没收的办法。我们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方法，资本主义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统一和集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愈高，愈有利于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施。我们消灭资本主义采取过渡的办法，策略上与苏联不同，但要达到的目的和根本的原理、原则则是一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形式是中国的。苏联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主要是租让制，即把国家的企业租给外国的或本国的资本家。这种形式在中国则不是主要的。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方法，这是不同于苏联的第一点。第二，苏联实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大工业产品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苏联的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里，是允许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的，是由资本家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经营的，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内是不能开展劳动竞赛、增产节约运动的；在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的剥削、利润是受限制的，是接受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企业内部工人群众的监督的。这些都是不同的。
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形式。大、中型的工业主要是走公私合营的轨道；商业的代销和专业代销将来可能成为普遍的形式，但对商业我们还没有研究出基本的一套办法来。目前商业方面的情况很紧张，对于商业现在还不能采取排除而以国营商业去代替的方针。现在有许多地方对于商业只是采取排除的办法，如果只是排除，国营企业不去领导它、改造它，国营企业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就会造成紊乱。不管对工业或商业，所有的改造都是双重的：改造企业也要改造个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逐步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能完成的，而是要逐步进行，需要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逐步改造，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冒进。因为要逐步进行，所以就形成一个过渡时期。搞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的快慢要结合需要、可能和自愿三方面来考虑。“需要”是指遵照国家的计划，“可能”是讲企业有无改造的可能，第三是尊重资本家的自愿，因为企业和个人都要改造，就不能不考虑资本家是否自愿。有人说自愿是带有引号的自愿或强迫的自愿。这要看怎么说，如就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当然它不会自愿消灭自己，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一个阶级愿意消灭自己，如象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想活，要想死，共产党员也不例外，不过共产党员有两条，一条是需要活，一条是不怕死。一个人尚且如此，一个阶级愿意自行消灭是无法设想的。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一方面公开宣布了它的死刑，告诉他的阶级如何死，同时我们又网开一面，宣布它的人可以活和如何活法，只要接受改造，人可以活，而且还活得不坏，现在有利、有名，将来有前途，到社会主义时有工可做，与全国人民同享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到那时都成为工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比我们过得还舒服。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又是逐步的来摘，再加上其他条件，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可能产生自愿的。
资产阶级历来是工人阶级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双生子，生下来就是敌对阶级，并非今天才是这样，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对阶级，但中国的历史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必须与之联合的一个敌对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着党的建设，影响着党的发展、成长，壮大。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敌对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是一样，不过关系不同。在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动摇不定的同盟者；到第二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则是要被消灭的对象。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到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快，如去年私营工业（公私合营除外）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原来计划发展的数字只百分之七点九，农村中的自发势力的发展也很快，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张旗鼓地有计划地来搞社会主义改造。
要资产阶级死亡，资产阶级中的人活过来，这是我们的总的政策，但势必有一部分坚决反抗改造的人会与其阶级同时灭亡。消灭阶级，改造个人可不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
一、工人阶级的优势愈益强大，这个优势包括许多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以及工农联盟的巩固，工人阶级本身的觉悟及其先锋队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等等综合起来的优势日益强大。
二、资产阶级愈来愈孤立，我们说现在有三个割断：工人阶级觉悟了，特别是在三反、五反后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楚了；粮食油脂等的统购统销，资产阶级与农村的自发势力的关系也在逐步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割断，甚至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割断了。在全国人民面前资产阶级的名声是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也被公私合营、加工订货搞乱了，工业资本家不能将产品卖给商人，商人只能向国营商业进货等等，总之，资产阶级日益孤立，工人阶级日益强大。
三、接受改造今天有利有名，将来有前途。天津资本家中有人说“上了贼船”，阶级仇恨很深，但是他们也说，现在船在河中，顺之有前途，过得去，逆之要下水，所以有了上面这些条件，再加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给以名、给以利，再向他们进行教育，向他们的儿女，向他们的左右也进行教育，这样，资产阶级虽不会自愿死亡，但一个一个的资本家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产生自愿的。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指出，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是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其中一小部分必然会反抗，我们要准备着对付他们的反抗，不要盲目乐观。对资本家进行改造是一个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为一个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被消灭掉。这是这个阶级斗争的本质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同他们进行这种斗争是逐步进行的，长期的，斗争的方式是多样的，复杂的、灵活的。我们对他们进行这个斗争是有意识的稳步前进。其所以要稳步前进，是因为牵涉到劳动人民的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在内，搞快了会增加失业，劳动人民的需要不能满足。资本家对我们进行斗争也随时出现新形式，这次我去上海，发现资本家竭力想把资金转为生活资料，我们则是要把他的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是一种斗争，我们不能保守，要随时注意发现资本家对我们进行斗争的新形式，如列宁所说，我们要在实践中去找到对资本家进行斗争时办法。
有些资本家是要搞违法活动的，所以去年我们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会议上都特别强调资本家要守法，因为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它不甘心死亡，必定要违法。资本家中潜伏的老反革命分子还未肃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反革命分子还会出现，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但最危险的是在我们党内安置培养他的代理人，因为工人阶级的强大，他们不敢公开反抗，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到党内来找代理人，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这次党的四中全会指出了这点。所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一切的保证，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纯洁和团结，纯洁是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团结是组织上的统一，团结是要建立在纯洁的基础上的。在统战部工作的同志常和资产阶级打交道，警觉性要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联合它是为了消灭它，再加以严格的遵守党的统一领导，那么，虽经常和资产阶级在一起，熟悉了他们，也不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如果自己糊涂，甚至愿意堕落，就是一点不与资产阶级接近也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我们不要害怕与资产阶级接近，害怕资产阶级的不是共产党员。在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还允不允许，需不需要安排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即资产阶级的各种代表人物呢？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子大体包含以下几种人：（1）资本家及其企业的代理人；（2）资产阶级的各种知识分子如工程师、专家、大学教授等；（3）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代言人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属这类人；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活动家也是这一类。我们这次开会就是讨论安排这些人的问题。在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要安排这类人是肯定的，要安排的理由有下面几点：
（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组成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还要继续存在，宪法草案中也肯定了这一点，中央讨论统一战线时，指出今后的统一战线不是缩小而是还要维持现在的规模，因为国家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
（二）政权机关中需不需要安排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经验，如我们在中央苏区，当“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政府里面是不要这些人的，几乎完全是工农的政府，在政府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很少，形式上看起来纯洁得很，但很孤立，站不稳，所以要长征。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首先是政治原因。当时是打倒一切，否认联合。我们所谓的联合，中心问题就是联合资产阶级。打倒一切，否认联合，反映到政权问题上是不要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政权。遵义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长征到达陕北后，有开明士绅如李鼎铭等加入了政权机关，我们的政府形式上好象不纯了，但吸收这些人参加我们的国家政权机关并无损于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扩大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进北京后我们的政府在形式上更不纯了，李济深当了副主席，傅作义也当了部长，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些人参加到政权机关中来，好处多，毛主席常说，这些人一个一个的看起来是一根头发，但他的背后是一把头发，他们有代表性，把他们安排到政府中来很有作用。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性是增加了呢，还是减少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的来看，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般的来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参加，有了反帝的积极性；搞土改，他们也参加，又增加了反封建的积极性；抗美援朝他们也参加，增加了抗美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也表示积极，又有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如×××过去不赞成土改，现在到上海各地去宣传，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怎能一般地说他们的积极性是下降了呢！他们的积极性是增加了，这说明他们有改造的可能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他们能够改造的可能性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部分人会坚决反抗，愈往前走，反抗会愈激烈。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必须要有这样的基本估计，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方向。
（三）这些人都与我们有过或长或短的合作的历史，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与我们合作的，也已有四年了。毛主席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他们跟着我们走，走过了战争关、土改关，现在我们能不能够说不要他们了呢？几个关都过了，现在不要他们，我们在政治上就没有理由，他们会说共产党先甜后苦，要时就来，不要时就把你一脚踢开。我们要告诉资本家，先苦后甜，共产党不能在政治上欺骗别人。他们只要与我们合作，就有利可得。我们要鼓励人家上船，不要把人家的票退掉。如果把他们丢掉，就是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我们。看起来，我们是为他们谋利安名，但这样做，就把他们团结过来了，而且这些人都有代表性，把他们安排到政府中来后，他们到处为我们作宣传，这有什么坏处呢？同时，现在抗美的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我们的国家还落后，现在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造，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是靠我们国家的人多和国际援助，我们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弱点，对这些人我们还不能不要他们，不能不团结他们，但要了他们有没有危险呢？毛主席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就说过，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时尚且不怕，现在的条件更有利，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资产阶级更孤立了，难道现在比当时还更危险吗？当然不是这样。一切决定于党的纯洁和团结，只要能做到这点，过去我们只有几万人，但结果打倒了蒋介石的统治，解放了全中国，现在我们的力量比敌人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且更加纯洁和团结，还怕什么！所以对资产阶级分子有必要在政权机关中安置他们，没有理由害怕他们。
安排什么人，安排的条件是什么呢？
1．政治上可靠，靠拢我们，至少不挡路。
2．要有积极作用，每个人所能起的积极作用各有不同，但总是要各有其积极作用。
3．要有相当的代表性。每个人的代表性也各不相同，有的在全国有代表性，有的在一个地区有代表性，有的在一界、一行一业有代表性，每个人的代表性不可能一样，各个方面的代表性结合起来就是全国的代表性。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都有权向国务院提出对任何问题的质问，而国务院也必须答复他们，因此作代表的人应是各个阶级中的比较进步的人。
安排的原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既要保证党员加进步力量占显著优势并处于领导地位，又要包含需要包含的民主人士。
作法是：从各方面来安排，首先把名额已肯定下来的先安排，把在中央工作的名单和地方要出的名单结合起来研究。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使各方面的人都各得其所，还要照顾到各种历史关系，如武汉市对于过去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人就不能不安排，旧政协时提张元济作代表就因为他参加过戊戌政变，提梁思成作代表也是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这些历史关系第一届政协时都是照顾了的，现在也不能不管。各个社会集团也都要照顾到，不要使人感到我们有偏爱。要全盘考虑，通盘打算，要考虑如何平衡，除名额平衡调整之外，选区也要平衡，选区调整时党内要谦让于党外。地方的人民代表我们不管，只交任务，由地方党委去考虑，但省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和副主席则要各地与中央平衡一下。
我们对待这件工作应该采取的态度：
1．要凭党的、阶级的政策来安排，不要从统战部一个部门或个人的爱恶出发，否则要犯错误。
2．要唯物，要从各方面调查研究，因为有各种各类的、新的、旧的人物，我们并不都熟悉，要到各方面去搜集材料，了解这些人物。
3．要比较分析，安排一个人是从一个森林中选择一棵树，选择一个人，目的是要他能在一群人中起作用，把某一个人摆上去要使各方面都满意以后才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