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觉悟程度，教育和培养党和国家工作的干部。
4年来中央的决定在执行中有了很大成绩。它揭发了各级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中不少脱离群众、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纠正了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它大大地发扬了党内党外的民主，发动了人民群众来监督一切干部和工作人员，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工作人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它向人民群众证明了我们的党和党所领导的政府机关是不容许腐化的，是腐化不了的，因而使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和政府的领导，使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中央的这个决定已经执行得很好了。事实证明，4年来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得还很不经常，很不充分，还必须继续贯彻实现中央的决定。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重大意义，刘少奇同志最近又指示我们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项原则，这就是：第一，在报纸上必须坚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二，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必须正确；第三，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我们要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来检查过去的工作，改进今后的工作。
人民日报4年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了开展在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整党、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新三反运动中，揭发和批评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例如，对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蜕化、宋瑛和周季方陷害纪凯夫、窦端孝被杀害、黄逸峰压制批评、王振海违法乱纪等等案件的揭发，以及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所进行的批评，是起了相当作用的。4年来人民日报发表的读者的批评信是逐年增加的。1950年发表的读者批评信（其他来信不计）是177件，1951年增加到590件，1952年继续增加到708件，1953年因为取消了“读者来信专页”，减为602件。总计4年间发表了读者的批评信2077件。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是有帮助的。
但是，人民日报为了贯彻中央这个决定所做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不好的，是忽起忽落很不经常的；特别是1953年5月以后的情形是很不好的。将近一年来，人民日报批评性的论文和通讯报道等显著减少了，批评的效果也日益减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转交各主管部门得不到回答的现象很严重。这种不得回答的信件占外转的信件的总数，在1953年4月是13.2%，以后逐月增加，到1953年12月就增加到73.4%。批评者遭受各种报复打击的现象也跟着不断发生了。1953年10月至12月的3个月内，写信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申诉因为给报纸写了批评的稿件而受到报复打击的就有222起，至于没有来信申诉的同类的情形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对于这些申诉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只是转给有关的各单位去，至今也还不知道处理的结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我们并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坚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没有积极支持自下而上的群众的批评。这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开展批评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弱点和错误。4年来我们开展批评方面所表现的缺点好错误是不少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发生在1953年新三反斗争以后的一个时期。
在新三反开始的时候，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在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我们并没有领导全编辑部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央的指示，没有总结过去开展批评的经验教训，没有冷静地分析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没有充分估计到开展批评中可能发生的偏向和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没有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积极稳步开展批评的计划，就冒然布置工作，发表了相当严重的急躁冒进的情绪，使工作发生了偏差。
第一、当1953年1月底，我们派遣记者到各地组织报道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时候，只强调了展开批评的迫切重要性，而没有同时指出应该防止的偏向和客观上的困难，特别是没有用深入细致、谦虚谨慎、依靠党委、稳步前进的精神去指导记者工作。
第二、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步骤，片面地要求所有的报纸都要在同一个时期发出反官僚主义的报道。这样片面要求的结果，必然会使各地报纸也产生急躁情绪，不顾当地党委的工作部署，孤立地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第三、人民日报对于重大问题的批评，虽然请示了中央，社论也都是送审的；但是，一方面我们没有保证所批评的事实的完全准确，这是编辑部必须负责而不能由审稿的同志负责的，另一方面，我们编辑部在处理一些重大的批评稿件的时候，对于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中央局的意见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去看待，有时没有征求中央局的意见。人民日报对批评稿件发表与否虽然应该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请示中央然后决定，但同时还应该征求当地高级党委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应在稿件送审时同时反映给中央，这样才是妥当的。
第四、对于批评必须正确的原则，我们是缺乏严肃的认识的。我们没有在编辑部形成一种严格认真的调查核对事实的工作作风，也没有建立系统的调查核对事实的严密制度，因此，有些批评稿件虽然也有事实根据，但却是被夸大了的。而对于事实分析的观点和态度则是不正确的。这就大大影响了批评的威信，增加了抗拒批评者的借口，甚至被坏分子和抱有个人成见的人钻了空子。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多方面来考虑问题，我们发表的批评稿件就难免有错误。
第五、还有一些批评的稿件，在文章的措词和标题上是不恰当或者夸大的。
我们在批评方面既然有以上的缺点，就不免给一部分反对报纸批评的人找到了反对批评的借口，使一部分对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人更加不赞成报纸的批评，并且还使一部分主张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人也对报纸有意见，这就在社会舆论上很自然地形成一种不利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编辑部的领导岗位上，本来应该严肃地区别对待各方面的意见，应该发动全编辑部及时地认真地检查工作和总结经验，虚心听取正确的意见，批判和纠正报纸编辑部的缺点和错误，坚持贯彻中央的决定，继续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在这时候产生了消极情绪，增长了自由主义。报纸上的批评又慢慢地减少，慢慢地软弱无力了。
从1953年3月到6月的3个多月中，人民日报记者曾经写了批评稿件61件，可是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半的近11个月中，却只写了29件，不但数量大减，而且批评的对象也变了，只是批评一些区乡干部和农民了。又比如党的生活组在1953年6月以前发表了批评稿件55件，7月到12月却只发了12件。对于地方报纸在批评中遇到的困难，我们也没有帮助解决。在新三反开始的时候，很多报纸和人民日报的地方报纸组有很密切的联系，后来联系就少了。特别是我们对于因为进行批评而遭受各种形式打击报复的读者来信，除了个别处理以外，并没有选择典型在报上公开批评，反对压制批判的人，鼓励读者继续展开正确的斗争，这就大大挫折了群众进行自下而上批评的积极性。
将近一年来，我们对待批评稿件，几乎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只让他往阻力最小的方向流去。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上只有很少的一些批评，几乎都是批评区乡和企业单位的，对于县以上，特别对地委以上的工作缺点和错误极少批评。对地方工作的批评稿件，当地党委同意就登，不同意就不登，有的一拖半年，有的拖得没有下文。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某些人”“某部”等等不指姓名的批评，读者来信的批评材料也大为减少，受读者欢迎的小品文登了几篇也不见了，讽刺画和讽刺诗很少，几乎放弃了批评，对中央的决定采取了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
从人民日报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中，可以看出我们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对中央的决定执行得不坚决，党性锻炼差，对待报纸工作的作风不踏实，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低，惧怕困难，也缺乏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一切集中地说明了我们的办报思想是有严重问题的，我们应该由这里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党和工人阶级舆论的特征。我们的党历来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进步的动力的，在党纲党章和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著作中，都反复地做了明确的规定和指示。中央1950年的决定更明确规定了报纸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应有的职责。这些规定和指示，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成为时时刻刻身体力行的准则。但是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我们一遇到困难就消极退缩了。
作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的舆论代表的报纸，照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它要“凭着对我们的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去组织党的广泛舆论、工人阶级的广泛舆论，来作为生动的和警醒的精神上的监督，而极有威信的领导者，如果他们要保持党的信任、工人阶级的信任，就应当细心地倾听这些意见。”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意思下，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意义的确是不可估计的。在这个意思下，不能不欢迎真理报之首倡组织‘工农检查栏’来进行对我们工作缺点的经常的批评。不过还必须努力使批评严肃而且深刻，不要浮光掠影。在这个意思下，也应该欢迎共青真理报之首倡热烈和勇敢地攻击我们工作的缺点。”（“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联席全会的工作”）这里包含着极丰富的意义：第一、党和工人阶级的舆论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特征的，它代表着党对群众的领导，吸引着群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公开的监督；第二、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不可估计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通过报纸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第三、党和青年团的机关报应该带头倡导这种批评；第四、大量的批评是对工作中的缺点而发的，不是只对严重的错误才进行批评；第五、这种批评要经常地进行；第六、批评要严肃、深刻、热烈和勇敢。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段话来检查我们的报纸，那么，我们的报纸就远远不够作为党和工人阶级的舆论代表，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具备这种舆论的最根本的特征，我们没有在报纸上进行经常的、严肃的、深刻的、热烈和勇敢的批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的报纸是“天天和尚念经，没有看头”。这就足够说明我们报纸工作的严重问题了。我们还能够满不在乎，不认真地正确地在报纸上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勤苦的努力，站稳正确的立场，来加强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非常迫切地需要它。
最近有几位同志翻译了真理报从1954年3月1日到5月10日71天里发表的各种批评稿子共130篇，平均每天1.8篇。这些批评的稿子中指名批评了苏联政府的许多部门和部长，指名批评了许多共和国、州、区的党委和政府机关及其负责人，也指名批评了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及其作者。这些批评稿件的形式包括有社论、党的生活报道、述评、通讯、小品文等许多种。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还这样迫切地需要对工作的批评，那么，我们需要对工作批评的迫切性就更大得多了。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工作中应该公开批评的事情，不知道比苏联要多到多少倍，但是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却少得太可怜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在报纸上发表批评的时候，要考虑会不会在政治上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考虑是完全必要的；至于有的同志常常考虑报纸上的批评是否会损害被批评的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干部的所谓威信等等，这就很不必要了。在真理报上受批评的党组织、政府部门、负责干部和作家是否都被处分、抬不起头、不能继续工作、一下子就完蛋了呢？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当中的最大多数仍然继续工作，党仍然信任他们，人民群众也仍然信赖他们。以为在报纸上批评的只可以是典型的坏人坏事，好人的缺点就不应该受批评等等观点都是不对的。任何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原则上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但是报纸又不可能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登出来，因此，党委和报纸编辑部的责任就是要善于选择比较重要的有利于工作的加以发表。
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往往是其他方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不能代替的。例如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会肖寒同志来信说：“1951年12月与王维屏同志合写了‘屯留县政府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部分干部贪污动用公粮公款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威信’（见于1951年12月16日的人民日报）。这不仅引起广大读者极大的重视，而且，促进有关领导机关迅速处理了这些问题。批评稿子在报上登了以后第二天，山西省人民政府就组织了检查组到屯留县进行检查。另一方面也引起被批评者的怨恨和不满，甚至某些有关的领导同志也有反感。当时的县委书记曾认为我们不该在报上批评，这会使工作处于‘被动’，因为我们都是屯留县委委员（我是当时屯留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王维屏是地委检查组组长，参加屯留县委会委员）。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县委会上与屯留县政府的官僚主义进行过斗争，可是并没有像在报纸上批评后，收到那样大的效果。”肖寒同志的这封来信可以证明，只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批评，才能成为舆论的力量，更便于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周密的调查和分析，因而就没有做到批评的完全正确。正因为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巨大的舆论力量，我们就要求它必须正确。为了正确开展批评，就必须周密地进行调查和分析。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但一步也不能前进，而且会根本站不住脚，因而就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阻碍，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这是我们最痛苦的经验教训。
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在处理批评稿件的时候，对于显著的破坏性的批评和“轻骑队”那样的批评虽然懂得加以鉴别，因此没有发生过这类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曾低估了我国社会的复杂性，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旧社会恶习和的遗留等等复杂情况，仍然缺乏高度的警惕。由于政治水平低而又缺乏深入细致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还有骄傲自满情绪，办事不稳，这就往往不能识破坏分子的中伤、陷害的诡计，也往往不能识破投机分子的夸功邀赏的假报告，以致有时被欺骗而放松了对坏人坏事的揭发，或者把坏的当成好的加以表扬；有时就被利用而错误地打击了好人好事，或者使好人好事淹没无闻。4年来报纸上表扬的稿件发生事实错误的也很多，但是人民对于表扬稿子中的错误却往往不提抗议，其实表扬中的错误是同样严重的，是不能容许的。对于批评和表扬中的这种错误现象，我们能够让它继续存在吗？绝对不能，我们必须努力肃清这种现象。
那么，办法是什么呢？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参照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办法就是要进行周密的调查，分析情况。第一、要查明写稿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否可以信任；第二、委托地方记者、地方报纸或地方党委查对批评的事实，看看是否正确，有什么出入没有；第三、和上级主管部门商量一下，征询意见，看看还有那些值得注意的复杂情况；第四、在发表之前要问写稿的人还有什么补充或更改的没有，要他回答确实，然后发表。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虽然因此暂时有许多稿子不能马上发表，但是为了今后长远的利益打算，必须坚持这样做，情形是会慢慢好起来的。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有可能保证批评的真实性，才有可能逐渐树立报纸批评的威信，才有可能使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顺利地开展起来。对于表扬的稿件，也要实行这个办法。而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凡在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材料，如果不真实，在政治上都是损失，是绝对不应该的。
过去我们对于报道真实性的原则是坚持不够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得新闻必要真实的原则；相反的，强调真实，反对客里空，这是我们新闻工作的一贯方针。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严格的系统的最有效的调查制度，来保证一切稿件的真实性。对于批评的稿件，特别是读者来信所批评的实事，往往因为调查中遇到困难而不耐心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时在调查中偏听偏信了一面之词，并且常常以“基本正确”为理由而急于发表。这样马虎的作风，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调查的困难会是非常多的，有时是出乎想象以外的。要弄清楚一人一事的具体情节很不容易。许多经验都证明作恶者总是千方百计来遮盖他的罪行，因此要调查清楚决非一时所能奏效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不调查清楚就更危险了。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
如果发现有重大的事实出入，或者把事实根本弄错了，报纸是不是应该更正呢？当然要更正。据说有的同志误听误传真理报有错也不更正的说法，并且因此就以为办报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我要在这里替真理报辟谣。真理报对于重大问题假若弄错了，就一定写社论或文章公开纠正；如果由于编辑部主要环节上掌握党的方针有差错，而发生了某一点政治性的错误，也要公开更正，不过真理报没有发生过这种错误。至于因为编辑部个别人员工作上不负责和疏忽而发生一些差错，那就没有理由以整个党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去承当这个错误的责任，这时候就在另外一张内部的小报——“真理报人”上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张小报对于任何一点错误也都展开了批评和斗争的。真理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最饱满的，谁要曲解它是毫无道理的。
为了调查的顺利和正确，我们就必须要求各级党委给报纸的调查工作以充分的便利条件，使报纸编辑部能够弄清楚事实，判断是非真假。人民日报的地方记者工作，过去基础很薄弱，少数记者站建立的时间很短，了解的情况很少，非常迫切地需要各级党委加强指导。现在人民日报的记者和主要的编辑干部虽然一般的质量都还很差，还必须大大充实和加强，但是他们都是党员，一部分是原来人民日报比较老的干部，一部分是从各大区抽调来的干部，如果有各级党委的积极指导，加上编辑部内部严格整顿思想作风，他们是可以做好工作的。报纸编辑部和记者进行调查的时候，需要各地党委积极帮助，大家接到电话、见到记者调查，不要误会为报馆要捣什么鬼；看到征求意见的稿子清样，不要误会是已经定稿了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可以提议修改。如果对一件事情的调查基本事实已经可以断定了，即便还有一些枝节问题不能断定，我们就应该在稿件中去掉枝节问题加以发表，而不应该因为枝节问题没有判断清楚就不准许公开批评。只要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认真一致，就能够坚持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就能够把中央的决定贯彻执行到底。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于自下而上的正确批评，没有认真一贯地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所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它，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够真正地开展，至少是不健全的。斯大林说：“最主要的是：不要以从上而下的批评的喧嚷来代替从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让工人阶级群众卷入到这个事业中来，让他们在改正我们的缺点方面，在改善我们建设事业方面表现出创造的主动性吧。”（“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在我们的国家建设的目前时期，发动自下而上的批评。应该被看作是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不可缺少的。
但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是很不容易开展的，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大力支持，一般干部和群众往往没有勇气提出批评的意见。前面所举的4年来人民日报发表的2,077件读者批评的信件，进一步加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对县以下机关、厂矿企业单位和中小学校等的工作和人员作风提出批评的占82.3%，对地委和省市机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占12.8%，对大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占4.9%。这就是说，越是对上级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就越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自下而上的批评是不够的。因为上级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非都被揭发了的。像张顺有一样敢于揭发的人是极少的，也是困难的。而实际上是上级的机关和干部就越需要听取自下面的批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上下通气，思想行动更加一致，使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更加加强和巩固。
为了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在报纸工作中，就必须对于来自群众的正确的批评意见给以充分的支持，让这些正确的批评发生实际的效果。现在报纸编辑部转到各主管机关和业务部门的信件，往往没有得到回答，或者经过再三催促而答复很不及时，或者用敷衍的态度作极不诚恳的答复。对于这些现象，应该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我们要积极支持群众的正确批评，向着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批评的机关和干部继续展开批评，一直到有了结果为止。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因为这正如马林科夫同志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的：“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必须使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人员与我们的一切领导者领导这个运动，并树立正直地和诚恳地、对待批评的榜样。每个领导者，特别是党的工作者，都有责任创造条件，使一切正直的苏联人都能大胆无畏地批评我们的组织与机关工作中的缺点。”
对于压制批评和报复打击批评者的行为，必须坚持斗争。这种压制和报复打击的现象，并不是做一两次斗争就可以消除的。实际上压制批评和报复打击批评者的行为是普遍严重的。前面说过，1953年10月到12月人民日报收到申诉被报复打击的来信有222件，虽然应该估计到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有其他问题，可能是不应该受到支持的；但也必须估计到其中还有许多是应该受到支持的。我们没有认真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对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必须普遍地进行宣传教育，对待自下而上的批评和批评者本人，只要他是正确的，都应该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
归结起来，要开展批评和办好报纸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是什么呢？从所有的经验教训中，我们更深切地认为，党委对报纸的领导和监督是办好报纸的决定条件。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各地报纸是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报纸编辑部是党委任命的工作机关，编辑部必须按照党委的指示办事，决不允许和党委对立，这是铁的纪律，党委也必须把报纸编辑部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使报纸真正成为党委用来进行政治领导和思想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
人民日报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党中央的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就不能想象会有什么正确的言论和批评。例如对于黄逸峰事件的揭发，起先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之后，华东局办公厅复信说批评与事实不符，并且送来了更正的信件，我们就照登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日报是受了欺骗的，要重新处理这个事件，这才把黄逸峰的罪行彻底揭穿了。又如对于窦端孝被杀害的事件，人民日报最初的批评也轻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原则性不强，我们才做了进一步的批评。这些都证明，只凭我们报纸编辑部的政治水平，是办不好党的机关报的。
当然，报纸编辑部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和监督，而不宜于受许多部门的共管。但是，这并不是说，编辑部除了党委以外，对任何部门的意见都可以不考虑。相反的，编辑部还必须经常和上下左右各方面、各部门保持经常的密切接触，遇事就多方征求意见，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全面，言论更加准确。编辑部和其他部门的这种关系，今后要明白规定它的性质。这是什么性质呢？按照真理报的经验，这是属于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的性质。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门、先进生产者等一样，都可以成为报纸编辑部所团结的积极分子。我们要和这些积极分子建立亲密的联系，经常合作，不要有什么隔阂。我们过去有“全党办报”的口号，今后应该更加会充实这个口号的内容。特别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全党都要在中央的方针之下，团结起来，向一切阻碍我们进步的缺点和错误做斗争。
报纸编辑部单纯地依赖党委的倾向也是不对的。编辑部的人员必须百倍地加强党性锻炼，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努力政治和业务的学习，提高理论和文化的水平，使自己能够逐渐胜任地在党委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最近我们报社有的同志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太低，主张今后不管什么都送给党委去审查批准，这就是缺乏独立负责精神的表现。所谓独立负责决不是向党委闹独立性，也不是自己不负责任，而是按照党所决定的原则，按照党委的指示，自己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遇有疑难问题，提出处理的意见，请示党委。这里边包含着编辑部的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必须做了这样的工作，编辑部才算尽了责任，这才算在党委领导下独立负责了。
有了编辑部的独立负责的工作，党委才更便于进行对报纸的领导，否则党委事事都要亲自处理，就要代替编辑部的工作。这就将会妨碍党委的工作，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要求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编辑部切实加强领导，派遣党委委员去担任报纸的总编辑的实际职务。这样编辑部就能够完全了解党委的意图，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应有的错误，就可以使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在正确的、健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
人民日报工作中的其他缺点和错误也是严重的，这里暂做一般的检查。
第一，编辑部长期对于中央的政策方针，除了进行一般的照本宣科的传达以外，几乎没有认真地系统地进行过一次讨论和学习。同时我们虽然和中央各部的联系比较密切，各部对报纸工作的帮助也很大，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由于我们了解中央的方针很不完全，也很不及时，又没有对于党的方针和实际情况作认真系统的研究，往往就只根据个别部门，甚至只根据个别负责人的意见去进行宣传，而没有向中央请示然后宣传。这就使得政治上的某些分散主义现象也表现到报纸上来。例如劳保条例、修正税制、查田定产、培养百万师资、扫盲运动等的宣传，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同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央局没有建立负责的联系，不了解各中央局的工作方针和部署，以致党的各种政策在全国各地执行中有许多情况、问题和经验，不能得到平衡的全面的准确的报道。几年来的人民日报，除了转载各地负责同志的文章以外，约请省（市）以上党委负责同志直接为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只有很少的几篇，去年约了一批名单至今还有很多没有交稿。
第二、人民日报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工人阶级的作用、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宣传不够，也曾发生了不恰当的宣传个人的偏向。有个别例子是很突出的。这就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教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平时教导我们，要防止对个人的作用做不恰当的宣传。毛泽东同志曾批示不应该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也不赞成登他的许多题字。我们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严肃的精神是体会得不够的，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提高我们的水平。
第三、编辑部所拟定的编辑工作计划和对计划的执行往往带有许多主观主义成分，忽视各种复杂的情况，急于求成，欲速不达。过去的计划一般地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稍多一点，近来连计划也搞不成了。我们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复杂问题了解得不够、不全面，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有片面性，因而做出的判断就不免发生偏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编辑部对于各种实际问题的评论，组织得很不及时，很不连贯，不能确切地系统地宣传一个纲领，以致报纸的宣传实际上缺乏纲领。我们的评论质量不高，数量也还是少的。国家工作很多，应该天天有社论才对。计划所以经常不能完成，除了由于编辑部组织工作中的缺陷、没有准备地掌握计划、检查督促不够等原因以外，写作队伍没有形成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报纸的群众工作至今没有打下可靠的基础，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没有贯彻。我们对于通讯工作、地方记者工作和编辑部各单位的群众工作长期缺乏完善的办法，以前没有在各地党委领导下设立常驻的地方记者站或地方特派地者，近一年多虽然开始建立了一部分地方记者站，但还不能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地各方面工作的主要情况和重要问题。原来派出的记者，质量还不高，还要调整和大大补充。又因为没有国外记者，国际宣传也非常不够。我们的国家地位日益重要，加强国际宣传是迫切必需的，应该决心调人训练，派到国外采访。
第五、编辑部的业务领导仍然是松散的，拖拉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结合起来，一部分人每日忙忙碌碌地招架工作，四面八方会议很多，挤时间看稿，睡眠不足，没有时间看书，知识积累很慢、很少，危机严重；另外有一部分人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在财经报道方面的力量，虽然比过去增强了许多，但还不能担负日益繁重的任务；其他方面的力量就还十分薄弱。党的生活和理论的文章仍然组织不起来，对思想工作很难胜任；编写国际时事的文章非常吃力；对于苏联报纸工作的先进经验，没有认真学习和运用；各项业务，过于庞杂，应付不暇，分工不合理，工作方法不科学，工作效率很低，干部也很难提高；机关支部生活还不健全，支部的思想政治领导同样是薄弱的，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地开展，还没有能够使大家更加团结地搞好工作，在编辑部的若干同志中，程度不等地还存在着骄傲自满、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等严重现象。
从以上所述编辑部思想政治领导的基本情况来看，改进和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仍然是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正在采取以下的措施，来改进工作：
（1）结合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和真理报经验的学习，检查思想作风，改进领导，深入研究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指示，确定报纸的宣传中心；进一步加强对编辑部各单位业务的具体指导，加强工作的检查和总结，及时向全编辑部进行传达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使报纸能够比较确切地宣传党的总路线。
（2）对全国各个地区的情况和特点进行调查研究，以求逐渐熟悉和掌握各地区的情况来进行报道，克服报道中的片面性。这一项工作除了通过在各地的记者做调查报告以及加强各地区各部门的通讯工作以外，拟由编辑部的主要负责干部轮流到各地区访问，向当地党委请教；今后要以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以中央的政策方针为指导，来安排报纸的宣传。
（3）编辑工作计划和各组的详细计划的制定，必须力求切合实际，克服主观主义倾向。我们将定期召开各种报道计划的会议，通过计划来掌握业务，通过对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和总结来加强领导。
（4）展开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全体，搞好工作，发挥潜在力，加强党性锻炼。
（5）整顿组织，我们提议由各大区报纸抽调干部来加强人民日报。应争取在报纸工作干部中作通盘调整，并实行干部进修培养的办法。我们一定要把报纸工作的队伍整顿好，改进领导，改进工作，为贯彻实现全国宣传会议的各项决议而斗争。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4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