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关於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解决了三年来党内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克服了右倾动摇思想，使一些同志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轨上来。
正当着中国六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这篇论文，给了我们以领导运动的最犀利的精神武器，使我们能明辨是非，看清方向。这不仅仅对於农业合作化运动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对於毛泽东同志这篇论文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了解，去取得教训。我认为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贡献，是理论上的贡献。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完成之后，党中央向全党明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在农村逐步实施总路线的各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并且为总路线的实施连续地作了重要的宣传解释和组织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上却来了一个人的摇摆，他们不是去发展农业合作社，而是去收缩和大批解散合作社；不是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把群众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回来；不是领导农民去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是鼓励农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国以后的几年来的斗争经验之一，就是当党和国家采取的任何一个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革命步骤，即以逐步削弱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斗争目标的革命步骤时，党外有些人一定有一度叫嚣，同时党内一定也有一些回声，议论纷纷，其实际意义便是要求我党放弃和削弱关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以迁就和服从资产阶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於是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后退呢？是向前呢？或者坐下来休息一下，停止不前呢？每遇到这个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出来代表千百万群众的前进的意志，拿出在群众中的大批真实材料，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驳斥各种浮语谰言，克服各种动摇，团结全党和广大群众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继续前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在於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依靠着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意志，对实际生活进行科学分析，拿出真凭实据，说明历史，指导现在，预见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需要看到那在地平线上已出现的东西，而且需要当地平线上略有徵候便能看见将要大量出现的东西，随时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计划。这当然是一般爬行主义者所绝不能梦见的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仅能预见革命高潮，而且能根据客观条件领导群众去预备和推进革命高潮，使革命达到圆满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起了各方面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起了伟大的理论家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的关於农村合作化问题的论文，是再一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又从革命实践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活生生的典范。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这次又犯错误呢？为什么我们有不适当的埋怨呢？为什么我们有无穷的忧虑呢？为什么我们接受人家的清规戒律而自己又更多地定出新的清规戒律呢？为什么这次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我们自己工作着的地区已经出现高潮或局部地出现高潮，而自己却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害怕它，而立即加以阻止呢？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住在北京，并没有到我那个地方，并没有到全国各村各乡去拜访过，却能正确地及时地估计高潮的起伏呢？为什么他的论文本是根据全国情况向全国说话，却好像是根据我区我乡的实情在向我区我乡说话呢？当地群众要求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没到过我乡我村的人能知道，而我长年长月住在那里反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毛泽东同志真有千里眼顺风耳吗？当然不是。我想问题在於毛泽东同志善於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肯用心作群众实际生活的调查研究，善於用直接的方法去了解群众运动的情况，也善於运用间接的方法去了解群众运动的情况，更善於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知识和斗争经验同当前斗争结合，善於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透过事物的现象去发现事物的本质。这就同我们天天和群众见面而并不熟悉群众的人们有了下列的基本差别：毛泽东同志能摸清广大群众的脉搏，同广大群众共命运同呼吸，而我们却常常在工作上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能够依靠新的群众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具体化，而我们只自囿於狭隘经验的小天地，看不见群众运动中的新世界。
我们很多同志犯错误的原因，在於不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肯认真作调查研究，不肯深思苦索。很多同志只对一般表面现象有兴趣，根本对理论无兴趣，谈到学习理论即昏昏欲睡，或不得其门而入，或及门而返，终其身是一个思想上理论上的懒汉或门外汉。很多同志一谈到群众实际生活的调查研究，便嫌其繁琐，便嫌其枯燥无味，既不愿意动手去做，更不愿耐心钻研，既不同群众接近，又不向群众请教。有些同志也作“调查研究”，却是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不是对群众运动作客观研究，向群众学习，以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补充自己，而是以自己的错误的主观的成见强加到群众头上，想藉群众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便於坚持自己的错误，这当然更要不得，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由此可见，不仅调查研究重要，怎样去调查研究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对理论的钻研和实际的调查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一有机会便努力去做，或争取机会努力去做，认真地做，老老实实地做，所以能经常以充足的理由和丰富的实际经验把我们从错误的路上拉回来。
这次我们有一些同志犯错误，还在於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是完全正确的论断。为什么有些一、二十年革命历史的老共产党员会忘记多数人而替较少人打主意呢？我想就在於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解决了，於是十分满足，就不期然而然地充当了富农阶级的代理人。为什么会从共产党员的工人阶级立场转到富农立场呢？当然是不自觉的，追根究底，在於满足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忘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要走，而且非走不可。数十年来，党中央的历次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明白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的下一步是搞社会主义，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的下一步是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什么有些同志又忘记了这个历史任务呢？这当然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不够，而且还因为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宝贵斗争经验丢在一边。这些同志满足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而只看见一部分富裕农民而忘记了广大农民尚处在贫困地位，需要向更高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迈进。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话最值得注意：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篇报告是一九二七年春间以湖南农村情况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动向的真实叙述。这篇报告说明了广大农民在北伐军进展至长江流域的时候，要求把革命提高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他们对当时的胜利并不满足，要求继续前进。对於这一问题，在当时党内党外各方面表现出三种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三种态度是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动向的一个警辟的概括。当时在陈独秀机会主义支配下的党中央没有采取第一种态度，积极领导农民实现其要求，反而采取第二种评头品足的错误态度，因而使汪精卫等反革命派的第三种态度得以压服农民而获得反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这是二十八年以前的情况。但毛泽东同志当时所指出的评头品足的态度，在今天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依然在我们党内可以找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当然是反映了在新的阶级斗争中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态度。除此以外，还由於我们这些不善於学习自己的历史的人们太健忘了。本来自己走过的路应该清楚些，为什么又迷路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不经常研究我党的斗争经验，忘记了历史教训，所以也就犯了错误。
毛泽东同志时常把我们从错误中挽救出来，是在於他重视理论和调查研究，同时也重视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不讲无根据的话，而讲有底有实的话，经常从中国几次大革命中吸取教训，从现在实际运动中吸取教训，而把党的领导放在有理论有经验的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文，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农的策略问题作了一个新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中国农村在土地改革后的新局势，特别分析了中农达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新情况，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和他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决定把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贫农一起列为依靠力量，这就使工人阶级在农村中干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依靠力量，使我们对怎样作农村阶级分析和依靠谁、联合谁的难题得到了正确的解答。
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必须注意以下各项：（一）把贫农和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三者作为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合作社的领导工作主要的应该由他们担任。（二）动员贫农去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三）对於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应该耐心等待，不勉强入社和揩他们的油。（四）对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应有足够认识，对他们应进行批评教育和团结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分析和了解农民阶级中还有阶层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基於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基於经济地位的不同。把中农分成上中农和下中农两部分，并不是要再来一次阶级成份的划分，而是为了便於对不同情况的中农适如其份地采取不同的步骤，进行不同的说服教育工作。中农问题是属於农民内部的问题，应该当作内部问题做妥善的处理，如果当作外部问题去处理，必然要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向党提出的对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概要。
列宁引用过哥德所说的这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我们有些同志在联合中农问题上不是根据新的实际生活去作理论的分析，而是抽象地看待这个问题，结果就同时发生了或者简单地迁就中农或者粗暴地排斥中农这两种偏向。毛泽东同志根据理论指导实际生活又为实际生活服务的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就使理论像生活之树一样地常青了。他看清楚了今天只有实行农业合作化，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要求搞合作社，这是主要的问题，这是主流，这是本质。党应该领导广大群众前进。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口号仍然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但具体部署则应该对中农的政策作适当的新规定，就是把两部分下中农按其在经济上的地位划到依靠的力量方面去。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农村中社会主义的优势，达到联合中农、团结中农的目的。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办得通，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利益。
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教条，而要当成行动指南。毛泽东同志这次解决依靠贫农和联合中农的农村战略口号问题，便是根据这一原则进行了新的工作，对於我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极有意义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较之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是更其艰巨的革命事业。我们参加这项事业在思想上应有各方面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现在刚刚开始，很多的困难可能还在后头。我们对於这一事实应该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才不致一遇转折就颠簸下来。
来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于人民出版社编辑《农业合作化问题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