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分社9日讯】重庆市共有高级知识分子二千四百六十多人。根据许多单位调查，积极分子和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这是解放后几年来的一个根本变化。例如重庆大学讲师以上的人员一百一十四人中，进步分子五十四人，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中间分子四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落后分子十二人，占百分之十点五；坏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仅占百分之四点四。
根据各单位最近的检查，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工作上的安排基本上是适当的，他们工作态度积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学习马列主义，拥护党的政策，积极争取入党。解放以来，全市共吸收高级知识分子一百四十二人入党，占全市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百分之五点八。但总的来看，各部门仍普遍存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情况、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认识不足的现象。
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於党组织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帮助过少有很多意见。有的人公开说：“只注意培养年青人，不培养老一辈人，这是路线上的错误”。刘仙洲入党消息公布后，引起许多人的震动，其中，有的人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向党作过多次申请。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曾有十六位教授写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书。西南师范学院物理学教授尹以荣曾写了七万多字的申请书，又写了两万字的补充材料。不少老教授表示“以余年献给党”。而多数部门的党组织很不重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工作，不少单位几年来也没有发展一个党员，长期积压着申请书不作回答。全市五十个大的厂矿，有二十一个单位到现在没有在工程师中发展一个党员。全市二十八所医院和大的门诊部，有十二所医院没在医生中发展一个党员。几年来全市八所大专学校的二百五十九名教授中，只发展了一个党员。许多人一再写申请书，订入党计划，自动参加听党课。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的一些教授还买了“怎样做共产党员”一书，自动组织起来学习，并请支部派人指导，但许多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总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时间较长，年龄较大，不容易改造，不如年轻的单纯”、“年老，有成见，难转变”，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产生了一些悲观情绪，甚至不满，有怨言。
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进步分子在内，认为领导上把自己当外人看，心有顾虑，怀疑组织上不信任，工作上常常表现欲前又止，劲头不大，作客思想甚为普遍，好像只帮党的忙似的。不少老教授认为，领导上听青年的话多，听他们的话少。相当多的老教授顾虑自己前途，怕总有一天新生力量起来了自己被踢掉。
工作安排上不适当的现象也还存在。重庆第一钢铁厂有占全厂工程师总数百分之十二点九的工程师所学非所用，专长得不到发挥。会议频繁，影响业务。重庆大学金锡如在校内外兼二十一职，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冉瑞科每周会议时间经常是二十次左右，有时连星期日也不能休息。
待遇问题，一般说多数同级知识分子没有大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家的钱的确用到建设上去了，一般党、政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今天的生活比起解放前十来年，已经算不错了。”但许多人对级别不公平，彼此待遇相差悬殊有意见。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如重庆杂技团的刘翠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老钢丝演员，有一定国际声誉，每月收入仅五十一元，除大人外，还要养四个孩子。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