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各地各级公安机关，接受各族各界广大人民要求与控告，于三、四两月间先后逮捕了几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严重打击了反革命气焰，安定了社会秩序。人民政府这一措施，深受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各地群众都积极的行动起来，协助人民政府检举、搜捕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类是解放前罪恶重大，为广大群众所痛恨，解放后又抗不登记，继续作恶的。像新疆逮捕的民族败类麦斯武德，是匪党中央委员，曾于一九四七年任伪新疆省主席，奴役新疆人民，勾结美帝间谍，组织“大土耳其主义”反革命组织，专门进行反苏反三区革命的活动，（编者按：系指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区人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所举行的武装革命。）解放后仍不愿改悔，死心蹋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中统特务重要分子徐知林。解放前从事特务活动达十五年之久（一九四○年即任匪中统局情报科长），到新疆后专门训练特务，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及反三区革命的特务活动，因反革命积极，曾获蒋匪“嘉奖”。新疆和平解放后潜伏迪化六道湾，以行医作掩护勾结帮会分子与潜伏特务破坏建设工作，并唆使其子徐亚生打入我新疆军区某部，准备刺探机密进行破坏。
还有一类是被迫向我公安机关投案登记或经我管训改造后，又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如中统特务、匪“甘肃省调查统计室”情报股长张原禄，解放前一贯危害人民破坏革命事业，兰州临解放时，又接受特务头子王富国的指示，在兰州潜伏活动。解放后，因为群众的检举，无法继续隐藏，才向公安机关登记，打算藉登记作掩护，暗中进行破坏活动，尤其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活动更凶了，散播反革命谣言，煽惑人心，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军统特务张存诚，解放后经新疆省行政训练班改造教育，派至新疆省税务局工作，但张匪却策动破坏分子钟标盗窃国家机密文件，携带公款潜逃。
还有一类是帝国主义间谍或与帝国主义间谍紧密勾结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新疆省四月五日逮捕的反动白俄尼罗。马洛热尼阔夫就是美帝间谍，曾勾结美帝间谍马克南散布崇美思想及反苏反共言论，新疆解放前夕，威迫新疆二中等校学生四十余人逃向印度，解放后，勾结反动军官，多方阻挠二中学生参加各种爱国活动，不让学生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再如迪化市四月三日逮捕的乌甫尔赫为尔，是马克南的间谍组长，搜集军事情报供给美帝，陷害革命青年、进步人士。
还有一类是长期作恶的恶霸、反动地主、匪首、惯匪。如兰州逮捕的四川匪首恶霸地主徐沛霖，解放前把持乡政，横行霸道，解放后又策动叛乱，组织土匪，担任匪“反共救国军第六路司令”，在当地杀害我征粮工作人员十余人，以后又率领数百匪徒，攻打四川某县三江镇、安仁镇等地，并盘踞五锦山，最后经我人民解放军清剿后，徐匪伪装商人，改名王兴顺、蒲永兴，潜逃至兰州隐藏。再像新疆逮捕的加马力，一九四七年曾勾结匪军旅长田子梅，特务李鸿运屠杀和活埋了克里木、苏来满、尼札木丁等四十余人。解放后不知悔过自新，在李鸿运枪毙后，加匪曾在吐鲁番召集夏吉满、马拉提、克木保长、加帕尔乡约、伊不拉引等开秘密会议，企图实行报复。
另外一批是反动会道门的反动首恶分子，这些家伙勾结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抗拒登记、组织“黑军”，阴谋颠覆人民政权。如陕西蒲城一贯道正副“县柜”申桂森、郭志俊，自封为正副“县长”，“秘书”为王仲哲，组织“黑军”，索春郎为“营长”，阴谋暴动，危害人民。甘肃皋兰捕获无极道头子韩兰廷、李玉梅、李广武（特务）、韩全泰等，在该县安宁区一乡纠合道徒，要挟群众进行暴乱，波及该区七个乡，连同被拉走群众三百余，步枪四十余支，俘我干部五人，劫去我干部和民兵枪十余支。
人民政府这一正确的措施，获得了各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与积极的赞助。如迪化市市民王一新说：“只有消灭了反革命分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检举特务像扑灭火灾一样，人人都有义务，不容迟疑。”和阗东街陈天才听到反革命分子于素甫被我捕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于素甫是我们和阗街的大祸害，这次人民政府给我们除了祸根。”迪化市协商委员会议上，全体委员一致表示拥护与支持人民政府这一正确措施。陕西澄城群众反映：“我们以前以为人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首恶分子不管了，今天才把这些坏蛋押起来了，人民才大大地喘了一口气。”青海逮捕一批反革命后群众普遍反映是“捕得好”，回族人士马子文、马乐天在逮捕赵遂、康冠如等匪后，在省协商委员会座谈会上表示极力拥护人民政府这一措施。西北各地均热烈地掀起了检举反革命的高潮，陕西×县群众每天用书面和口头检举自己所知道的仍在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女人检举她丈夫的特务行为，有的人检举他女婿的反革命活动，迫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自动投案或自动缴出反动武器、证件，有的向人民政府坦白了，他们说：“只有诚心向人民投降，立功赎罪，才有出路”。
来源：《群众日报》195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