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地近来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的情况看来，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各地首先着重宣传了匪特破坏活动罪行，报纸上反映了人民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的舆论和呼声；继即宣传了已破获结案的重要反革命案件，揭露匪特的罪恶事实，并以此说明为什么必须镇压反革命活动。除在报纸上公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新闻、评论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重庆、、西宁、潮汕及河北、平原、山西、山东、青海等省市，中南、西北行政区，均举办了一次乃至多次的大型、小型公安展览会，观众约二百二十余万人，生动地揭露了匪特罪行，显示了人民公安力量的无比强大。许多地区处决重要匪特（如北京处决大汉奸王英、广州处决“杀人王”喻英奇、迪化处决匪特马占元等）时，并召集各界、各机关团体和被害群众参加公审，会上公布罪状，宣布判决；群情振奋，欢呼拥护。东北、山西、北京、上海等地编写出版肃特防奸教育手册、戏剧、大鼓、相声、画册、小人书等数十种。东北各影院巡回放映了“无形的战线”“永远的秘密”“江岸会师”“愤怒的火焰”等反特电影，并组织职工、学生座谈。上海举办了公安广播，听众极为踊跃。天津自编反特京戏“人民公敌”演出二十四场，观众逾六万。总之这一阶段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并且取得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各级负责首长要重视，宣传部门要订出计划，作为经常地宣传工作中心之一，公安、司法机关要很好的配合协助，这些都是宣传工作搞好的重要关键与不可忽视的条件。凡是重视并亲自领导此项宣传教育工作的地区，凡是公安、司法机关经常主动地供给宣传材料并与艺术团体密切合作的地区，宣传就展开迅速，声势浩大，规模可观，持续有力。如中南、华东、西北等许多地区，公安、司法部门与宣传机关开联席会，共同研究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计划，商讨如何协同配合；东北、山西等地公安机关重视了协助作家、艺人创作反特艺术作品和宣传材料，帮助他们了解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罪行和我人民公安机关人员与之英勇斗争的情形，甚至熟悉必要的业务知识和经验，同他们一起搜集整理材料，因而镇压反革命宣传作品产生较多。
第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宣传必须紧密围绕并密切配合公安工作的中心工作，又此种宣传必须与当前全国人民总的斗争任务结合进行。如山西取缔一贯道工作，初则配合政府取缔法令的颁布，以宣传布告及我之政策为中心，继而将罪大恶极的道首实行逮捕时，则以揭露道首骗人诈财欺压群众的罪恶为中心，当运动已经展开而部分群众对会道门政治上的反动实质尚认识不足时，则着重以具体事实宣传道首与日寇及蒋匪勾结或直接参与特务活动的反革命事实。宣传工作紧密配合了公安中心工作的进行，有力地打击孤立了道首，教育争取了道众。仅代县上花村经半月宣传教育，全村道徒五百余名都自动退道。此外，北京、天津等城市，东北、中南、西南等地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不但动员了人民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同时密切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推动了各种工作。
第三、在具体进行宣传教育中，一般应注意：
1．完整地通过具体事例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既要宣传对一切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强调必须镇压，又要宣传人民政府对为土匪特务胁迫，罪恶不大而又可能改悔的分子的宽大处理。广西柳江县在处决六名匪特分子的群众控诉大会上，同时将一三九名自新匪众宣布释放，明确指出两条道路，动摇瓦解了匪特内部，因而投降者日众。
2．既要彻底地揭露匪特的阴谋罪行以提高人民警惕，激励斗志，又要严防夸大敌人，为敌声张，引起群众恐慌。例如有的地区把三、五个人的不是怎样重要的匪特案件，也在报纸上大登“匪地下军”或“巨大反革命案”，是不妥当的。
3．在宣传中既要指出人民政府有力量肃清反革命残余，表扬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人员和群众在剿匪肃特中的英勇模范事迹，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力量的强大，任何匪特反革命分子都难逃人民法网；但同时又必须注意时时防止麻痹轻敌思想的产生，尤其是匪特遭我严厉的打击后，活动方式更趋向隐蔽，我们千万不能因此产生新的麻痹思想。
4．更重要的，是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事前事后做宣传”。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必须有效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当然此种宣传还应针对城市与乡村，新区与老区，土改区与非土改区等不同情况，适当地正确地进行宣传工作。
第四、宣传的方法要活泼多样。发布新闻，电台广播，举办展览，召开各界代表会和控诉会、居民座谈会，以及公演反奸电影、戏剧，编辑出版公安画报与通俗读物等，都是有效的值得提倡的方法。应适当结合采用，并继续改进提高。
1．发布新闻，除发表消息、论文外，还应配合以通讯、报告等灵活生动的报导形式，形象地描绘匪特罪行丑恶，与人民群众拥护镇压反革命，协助镇压反革命的实际行动。目前许多地区报纸存在着的，只简单干枯地报导破案处决消息，而无丰富生动内容的缺点，应予改善。
2．举办公安展览。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特别适宜在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举行。展览会有两种方式：举办规模较大、综合性的展览，优点是：内容丰富全面，形式庄严，能给观众以较系较较全面的教育。缺点是：受时间、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不可能经常举办。北京、天津所举办的专题、专案小型展览，及在工厂、学校中组织巡回展览，平原省乘春节、国庆节及在农村庙会上进行巡回展览等，优点是：主题鲜明突出，形式短小精干，能配合当前中心工作或针对某一专门问题及时进行宣传，收效迅速。缺点是：内容不全面。两种方式各有短长，如能配合起来，相互为用，平时多办专题、专案展览，并为综合展览积累材料，在一定时期内举办大型展览，效果就更大。
3．将镇压反革命宣传作为各地宣传网宣传员的宣传内容之一，使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政策随时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发动群众妨奸运动的有效办法。
4．活人活事宣传。如北京、山西等地取缔一贯道中，组织道徒控诉，三才扶乩表演，张家口市在电影开演前表演，现身说法，揭露道内罪恶黑幕，最为群众欢迎。
5．在城市中，公安分局、派出所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居民代表座谈会；使户籍警士成为宣传员，结合户口管理工作深入宣传。如天津曾在防奸反特宣传运动中，由各分局、派出所分别召开街道、工厂、学校的群众代表座谈会或群众反特大会，同时派出所民警更进行挨户宣传，告诉群众看报纸、看布告、收听公审特务的广播录音，并及时收集反映，解答疑问，很受群众欢迎。
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宣传教育，是当前在全国人民中必须进行的政治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许多地区对这一教育工作的领导还是很薄弱的，或者虽已开始重视但缺乏有针划地指导、检查，因之镇压反革命宣传还不够广泛和深入。今后必须配合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斗争，发扬已有成绩经验外，还必须：
首先，人民公安机关必须与当地一切工会、农民协会、工商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及其宣传部门，一切新闻、出版、文化、教育、艺术机关团体，建立经常联系，向他们报告情况、供给材料，取得密切合作，以发挥其对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作用。必须克服公安机关某些同志不积极与宣教部门合作的缺点。只要我们正确地宣传了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彻底地揭露了匪特罪行，广大干部群众因此警觉起来，积极协助镇压反革命活动，使专门保卫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肃奸防特运动结合起来，就能更有力地打击反革命活动。
其次，和反革命分子做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此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决不是一次两次就够了，不是“每逢破案处决就宣传一阵”，而应经常不断、反复深入地进行。在宣传内容上应着重：
一、要特别善于抓住当时当地、与群众切身利害相关的反革命匪徒的罪证和对于反革命匪徒的审判，以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
二、要用具体材料揭穿匪特反革命的政治背景。指明国内反革命活动与帝国主义、特别是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一致性，特务土匪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它侵略的内应。而决不能把匪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宣传成纯粹孤立的现象。同时还应指出匪特反革命遭我严厉镇压后必然更加趋向隐蔽、更加紧其狠毒的报复性活动，来引起人民的更高的警惕。
三、大力宣传“惩治反革命条例”。各地应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从反革命活动对人民和祖国的危害，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保卫祖国的独立安全和建设事业的关系等方面，来充分说明“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重大意义，说明人民政府必须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务必使人人都懂得反革命分子做了些什么坏事，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大家应该怎样来协助政府剿灭土匪肃清反革命活动。
来源：《政法》第27期
于三月下旬大张旗鼓地处决一批反革命同时，京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普遍展开了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在宣传中，一般都召开了区街代表会、积极分子会、大型或小型的群众会、户口分担区小型的居民座谈会等，其中最大的会有三千多人参加，最小的只有五、六人，一般以一、二十人的座谈会为最多，总计直接参加会议的群众约三十余万人。此外各派出所又组织了群众收听控诉广播，利用黑板报书写反革命罪行，宣传反特公约；民警结合查户口进行挨户宣传；有的分局并在街头演出镇压反革命戏剧，剪贴报纸上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文章图片在街头张贴。
采取以上种种方式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已向普遍深入的方向发展。首先，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反革命的强烈仇恨，有的家庭妇女和老太太，乍一听见杀人还觉得可怜，参加群众大会后不但认为反革命该杀，还主张“剐了他们”。外三分局一个派出所有三十多个群众联名要求处决军统特务某某。群众性协助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展开了。密告检举反革命的信件大增，三轮工人沈宝昆、农民德汉臣自动协助追辑特务、杀人犯；许多群众要求派出所把被管制的分子介绍一下，以便随时管制，宣武门外铁门七十二号的群众说：“以后谁家来人不报户口，咱们就批评他，不听就报告派出所”。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威力与群众性的检举管制的压力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感觉无处藏身恐慌动摇。没登记的特务分子也来自首并交出枪枝、证件，有些被管制分子纷纷补充坦白材料，也有的曾一度感到非常恐惧，以致个别的想自杀、逃跑，但在分局派出所召集他们讲解政策，指明出路后，大部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情绪安定下来。
这一时期分局、派出所组织镇压反革命宣传的几点体会：
一、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首要内容，就是宣传。不重视或不及时开展宣传，或只在处决反革命时，宣传一阵而不坚持下去，认真地使这种宣传广泛、深入，事实证明都势必减弱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广泛深入进行宣传的结果，激发了群众对反革命深切的仇恨，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协助镇压反革命，使镇压反革命成为政府与人民的共同行动。
二、宣传之前，干警必须学习基本政策，对群众中有疑问的问题，必须预先使宣传者自己明确了解。才能进一步去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宣传之前应该深入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明确宣传的目的，而不应该盲目地组织宣传工作。
三、宣传中必须有领导，有检查。如开居民座谈会或控诉会，主持会场的干部一定要认真掌握，使宣传进行得有效并避免发生偏差。如群众痛恨的往往是直接危害他们的恶霸、流氓、保甲长，能否启发他们由此逐渐认清最凶恶的敌人乃是暗藏的政治上的反革命，是宣传工作必须深入一步才能完成的任务。
四、宣传方式，平时以开小型居民座谈会较好，这种会议，参加人数虽不多，但召集方便，都能说话，精神集中，开得时间短，群众不麻烦，还可相互教育。会上揭露反革命罪行要具体生动。干部要多作启发，叫群众多说话，特别是多组织亲身受害者或其家属控诉，因他们亲身受害，必然说得悲愤激昂，声泪俱下，动人肺腑，教育作用最大。
北京市东郊、北郊两分局及第四区协商委员会，于四月廿三、廿四两日分别在高碑店、五道庙、清河镇及华北中学召开了控诉反革命罪行的群众大会。参加群众共近两万人，其中东郊分局在高碑店开的控诉大会即达一万人，第四区协商委员会召开的控诉会，到会的有区街代表及群众计两千二百余人，民主党派代表二十余人，群众团体二百余人。与会群众有的是远从二十里外赶来参加的，有的是扶老携幼，全家来参加的。
被控诉的反革命罪犯都是血债累累，罪恶昭彰，群众恨之入骨的敌伪人员、惯匪、一贯道头子。控诉会自始至终，群情愤激，亲身受害的苦主及其家属，更是悲愤填胸，咬牙切齿，控诉得有血有泪有恨。第四区的控诉会上，有十二个苦主控诉了一贯道点传师黄庆云及坛主李辑五的罪行，控诉时嚎啕大哭，跺脚大骂，把多年的积仇隐恨都诉了出来，东郊、北郊的控诉会上，当场进行控诉者达六十八人，未及控诉者有四十七人，递书面控诉书者二十五人。其内容有控诉丈夫被拉壮丁、抓劳工丧命的，有控诉妻女被霸占或父母被逼死的。东郊、北郊群众控诉的“土皇上”刘永泉，蒋匪统治时期当过自卫队长，征兵委员，敌伪时强拉壮丁，害得当地许多人家家破人亡，强拉安宁庄村民刘文金顶替壮丁，因刘反抗被他打死，刘文金妻子急得没了奶，饿死了两个月的婴孩，不久自己也急死了。村民张德本因被抓去当兵，他母亲急瞎了跟。统计无辜人民被刘永泉逼死、吓死、气死、急病的即达一、二十人。听了这些血泪的控诉，到会群众无不泪下，一致要求政府严厉惩办他们。村民赵潘氏的公公和丈夫，被日伪时代的联保主任王德胜迫害致死，还挖了她的祖坟，但王德荣原来只判了三年徒刑，因而赵潘氏有顾虑，怕报复的说：“王德胜才判三年，都快要出来了，真不得了！但在会上当政府宣布一定按照人民意见办事时，赵潘氏才出一口气说：“我丈夫死的时候，对我说：“你不能给我报仇，也要让儿子们给我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丈夫到现在死了整九年，今天人民政府替他报了仇，明儿个我死了也甘心”。第四区的控诉会上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代表都讲了话，一致要求枪毙罪犯，民主党派代表曹宝章说：“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开这样的控诉会，这些含冤不白的人们才能报仇雪恨！”有的则提出：一定要把这个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和各种工作里去，把仇恨变成力量，深入抗美援朝，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
综合这次群众控诉会的几点经验：
一、有动员有准备，在会前要有充分的动员准备工作，有三个紧要的环节工作一定要做好：首先是在党、团员、村干、积极分子中反覆动员，使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人民政府的政策有所了解，通过他们深入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其次是认真进行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访问、了解，寻觅和选择被害人的典型，启发其觉悟，解除其顾虑，明确控诉重点。何时酝酿成熟，何时开会控诉，务使控诉内容生动具体感人，有血有泪有恨。再次，被控诉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选择罪恶突出，危害一方，血债累累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开会地点，一定要在其犯案较多的地区召开。
二、城市阶层多，控诉会应广泛动员各阶层群众或其代表人物参加。如第四区协商委员会召开的控诉大会即有民主党派代表、区街政府及群众代表、群众团体、军队干部等参加，使镇压反革命工作形成广大群众性的运动。
三、会场布置要肃穆、庄严、有力，要有武装卫护会场，被控诉的罪魁祸首要押解到场，让大家都看看，配合控诉，要“人证俱在”，尽可能把罪犯行凶凶器，被害人的血衣等证明，当场陈列。
四、控诉进行中，要有计划、有次序的掌握会场；预先排好大会次序，切忌前紧后松与过度的热场或冷场。群众极度激愤时，上台控诉的人，就要缓和些，把苦衷仇恨一一送入群众的心坎；控诉人诉到痛处难于控制自己，心里话表达不出时，应及时用喊口号，有力地重复或解释控诉人的话，或了解其苦处的人接着诉下去等方法，启发诱导，保持热潮。控诉人诉完后即由各阶层代表发言表示态度，支持他们的控诉。主持人在会议最后，应将群众零星的控诉与意见综合起来，将群众遭受反革命各种各样的毒害，总合成一篇控诉状。
五、因几次控诉会都是开在五一劳动节的前几天，都有意识地将控诉内容与抗美援朝、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等总的形势任务联系了起来，结合贯彻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如苦主诉到日伪时代联保主任仗着日寇势力，横行霸道，鱼肉人民，从这些事实里把美帝侵朝、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告诉大家，说明美帝就在走日寇老路，我们决不能让过去了的黑暗日子再回来。这种联系必须运用恰当，灵活穿插，不能生硬的搬用，以免分散控诉反革命罪犯的主要目标
去年十月份以来，平原省各级公安机关采取各种方式，在城市和乡村普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绩，兹介绍其经验如下：
一、举办公安展览，省公安厅及新乡、安阳两市局与聊城等六个专署公安处，及全省半数以上的县份都分别于国庆节、元旦，特别是在农村的骡马庙会和集市上举行了小型的巡回公安展览，极受群众欢迎。仅安阳市在展览二十天中观众即达二十一万六千人，群众看过展览普遍反映：“反革命祸害我们，非镇压不可”！“政府眼睛明亮，有杀的，有判徒刑的，有罚劳役的……这种办法真好”。安阳三区西柏涧村女劳模秦王氏等参观回村后，自动积极地向村民宣传，揭破不法地主的倒算反革命行为，及会道门的骗人内幕，并揭穿其反革命谣言，展开了群众性的反特宣传工作。
二、召开控诉大会，邺县处决罪大恶极、人人痛恨的李安国等八名反革命分子时，举行了群众控诉大会，会上讲明了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政策，会后群众密告检举者大为增加，有二十五名小学教员自动声明曾和李匪发生过联系，向政府坦白悔过，有的群众问公安干部说：“像俺村某某是否算是反革命罪犯？”获嘉举行了一万五千余人的公审倒算地主大会，并游行示威，都说：“这是最痛快的一天”！原阳公审不法地主大会开过后，群众情绪鼓舞，干部也觉得工作好做了，未倒算的地主认为：“没有倒算是侥幸，今后可得老实”，单县在人代会上宣布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朱圣哲、何圣钦死刑后，有二十多个地主退回了倒算果实，一地主成份的小学教员回家告其老婆赶快退还农民的房子。自此即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了地主反攻倒算活动。
三、加强报纸刊物上的镇压反革命宣传。每次处理重大的反革命案件，都由省公安厅与报社、宣教部门联系，颁发布告，编写各种宣传品，同时在平原日报上发表社论，与党报记者合作写消息、通讯。计自去年七月份至今年二月以来，以头版登载的处决特务案件，肃匪及取缔反动会门、地主、反倒算等新闻八十一件，社论、短论五篇，此外并编写了许多群众读物，省公安厅编写了群众反奸教材，安阳专署公安处写了肃匪、取缔会道门的宣传手册。
四、组织觉悟了的会门道徒，活人活事，现身说法。安阳专署公安处以退道的道徒扮演“道长”“仙姑”拆穿其骗人内幕，到农村逐村现身说法，群众撵过六七个村庄团团围看，说：“原来会道门是这样，可不能上它的当”。安阳专署公安处于十二月份通过集训的二百三十名道徒回去宣传，发动了七千名道徒退道。
从以上工作中得到的几点体会：
一、处理对群众教育意义较大，影响面较宽的反革命案件，必须与广泛深入、活泼多样的宣传教育工作结合进行，放手宣传，发挥“杀一儆百”的镇压威力，并从中教育群众提高警觉。因此，必须继续克服干部思想上至今还存在的怕“惊跑敌人”，不敢大胆宣传的缺点。事实证明只有正确地适当地进行宣传工作，才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积极性，大大有助于公安机关的侦察破案工作。
二、举行展览会，要以结合群众节日，结合农村集市、骡马庙会等群众聚会的场所为宜。举办小型巡回展览材料要短小精悍，易行易办，文字说明最好以快板、顺口溜等通俗生动的民间形式编写。文字要清楚正楷，使一般群众能听懂看懂。大型展览中，专案材料的搜集要全面，有头有尾，案情的主要环节要明确突出。文印、戳记、关防等证据、实物，最为群众关心注目，对群众教育作用最大。因此公安机关在破获反革命案件中，必须有意识地将案情紧要环节抓紧拍照，集中全部证据，并随时编写整理，为宣传做好准备，以便及时地迅速地展开宣传。
三、动员城市、农村的各种宣传力量，在城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党报、通讯社、记者及文教，艺术部门合作，把在报纸上组织稿件、宣传镇压反革命当做经常工作，并多多编写教材，创作反奸艺术作品和群众读物，在乡村则应组织小学教员、村剧团、民间艺人等宣传力量，使镇压反革命宣传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
新疆军区与迪化市法院于去年十一月五日、二十日先后公审枪决了重要匪特九名。为动员群众，向反革命示威，迪化在举行公审前曾组织宣传队，印发维、汉两族文字的标语、传单、起诉书、判决书等，进行街头宣传；并召开了各种会议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会上省政府、市委、公安局均派员分别报告了反革命活动情况与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商会也召集工商界代表开座谈会，大家情绪甚高，并提出七、八条肃清特务加强治安的意见。
此后即以法院名义召集各族各界各机关团体代表参加公审大会。到百余单位，六百余人。控诉人控诉反革命罪犯的罪状时，当场将反革命证件陈列出来让群众们看，这时群情激动争先发言，纷纷提起控诉，要求判处反革命罪犯死刑。并提出揭发反革命谣言，巩固政权组织防止敌特伺隙破坏的积极建议。宣判前尚有少数群众疑虑“宽大”，宣判死刑后会场群众顿时鼓掌高呼，一致拥护。
随后即将匪特游街示众，执行枪决，用了八辆汽车，有宣传车（装置播音器）、群众代表车、刑车、警卫车等。赴刑场途中，散发传单。沿途群众成群结队指骂罪犯，说：“枪决这些匪特正合人民心意！”由此反革命分子有所畏惧，活动转趋消沉，谣言也见平息（当然我们不能因此麻痹），过后曾在省运输公司厕所等地发现抛弃手榴弹雷管多个。估计可能是反革命分子畏惧惩办而抛弃者。
总结此次经验是：镇压反革命必须配合各种形式的宣传，特别是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参加的公审大会，通过代表深入到各族人民中去进行宣传教育，着重指出镇压反革命就是保卫各族人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拥护，有些机关团体并要求添设保卫工作干部或自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有关公安工作的问题。
天津市公安局曾在去年十一月前后，结合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展开了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宣传活动。举办了两次“肃特专案”小型巡回展览、并配合进行了三次小型的街头图片宣传。每次公开展览都把图片制成两套，一套放到各文化馆巡回展览，一套到工厂、学校、机关去巡回展览，两次专案展览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截至今年一月十七日止，参观人数达十万以上。
展览内容最好是配合当时当地公安机关的中心工作以破获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特别是与群众切身利害相关的案件为主，第一次专案展览，是配合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展览了特务杀害人命、聚众叛乱等罪证照片。一位老太太看到军统赵德谦股匪案内有幼童王文义惨遭勒毙像片时，含泪说：“这群匪徒连十五岁的小孩都杀，看着全像人样，可尽不做人事，这次被公安局捕住可替人民除了害”。一个署名陈晓暮（可能是被管制分子）在意见簿写道：“看完了展览更深刻认识到过去罪恶，今后决全力立功赎罪”。第二次展览，为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结合，首先选择了美帝训练蒋匪特务屠杀中国人民的照片，及破获之蒋匪由台湾派津进行窃取情报活动的特务秦应麟案，特务杀害外侨李文夫妇、破坏我政治影响等案件，较第一次内容更为鲜明集中，激发了观众对美蒋特务的仇恨。
展览图片或实物证据的拍照搜集，是与案件破获同时进行的。如市公安局在破获“保密局天津直属特别组织”、“李文夫妇被害”等案过程中，从始至终，把特务罪行，公审处决等都陆续搜集拍照制成图片，组织材料，并拟定展览宣传计划。这样案件公布后不久，展览就很快的在文化馆或街头出现。
举办小型专案图片巡回展览，能配合当前中心工作，及时地有力地宣传政策，揭破敌特阴谋罪行，不断的提高群众的警惕性，特别是题材集中鲜明突出，形式短小精悍，灵活易办，不受人力物力及地点的限制，并为举办较大规模的展览准备了便利条件。
一贯道是反动的，但它又是具有群众性的组织，因此取缔一贯道是一件细密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必须把艰苦的宣传揭露工作，发动争取群众，与孤立道首，惩治反革命分子相结合，才能达到彻底取缔之目的。代县重点取缔一贯道，在宣传揭露动员群众这一方面的经验是较好的。
代县上花庄，为忻县专区一贯道组织较大，历史长久，是影响很深的村庄之一。一九三九年冬天，在“入道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有神保佑”的诱骗下，曾发展了道徒二百余人。一九四七年，藉我执行政策上某些偏差之机，又发展了四百余人，达到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四五年及四八年，该村曾两度展开较大的反一贯道斗争，但由于干部犯了“一律对待”的错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强迫开齐，硬追材料，结果一贯道更加发展，党与政府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此次工作组入村取缔，道首三人逃跑，道徒普遍不安，党员、村干及代表还包庇掩护，说：“我村一贯道不甚活动了”。鉴于此种情况，乃采取了以下步骤和方法，效果良好。
一、讲解政策，说服党员、村干、代表，通过他们讲解，消除干部群众中的思想顾虑；运用黑板报、屋顶广播、群众大小集会、分街分组展开宣传，从家庭生产、生活问题谈起，揭露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及阴谋，逐步诱导群众回忆：“入了道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经半月工作，道徒逐渐觉悟，情绪趋于安定，如村民毛旦老人说：“我入道为光景过得去，谁想贴了八斗麦子，借了十二元白洋助道，至今还不起人家。”很多道徒都敢于接近工作组，申诉“人财两空”、“生意塌了”、“烧吃无着”等入道恶果。
二、在初步觉悟的基础上，组织党员、团员、村干、民兵和代表中的积极分子，广泛进行宣传揭露工作，组织群众座谈，动员觉悟分子诉苦，激起群众性的诉苦回忆运动。大家在运动中都想到：想治病的未治好，想发财的发不了，生活更苦了，全村只喂着两口猪，二十多个大闺女不找对象，四个寡妇守寡不嫁人，四十几个男人不娶老婆。领导上再用这些生动的灾难事例，引导道徒认识其由来，将仇恨集中于反动道首。在群众压力下，道首交出反动“训文”和掠索群众的衣服、登云鞋、大烟土、银器等。于是举行展览会。群众看到自己被掠索的财物，均叫骂不已，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说：“过去你们（工作组）找我们谈，不敢谈；现在我们找着来谈了”。
三、最后在群众愤怒情绪要求下，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反动道首。会上，有的痛哭流涕，诉苦受害情景；有的质问道首，要求退出掠索财物。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造成了退道运动，四个主要道首完全陷于孤立，其余在村的五百余道徒全部退了道。该村的取缔大大影响了附近的村庄。
我区镇压反革命，开始没有运用农代会。二月中旬完成第一批逮捕后，为了及时处理案犯与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三月初大部区乡均先后召开了农代会，布置镇压反革命与春耕工作，一般收获很大。
（一）在农代会上，负责同志首先要做镇压反革命报告，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讲清政策与表明态度，检讨过去执行政策宽大无边的缺点，表明今后决心。代表才敢于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过去群众长期受反革命分子压迫，加上过去我们执行政策宽大无边，怕检举后政府又宽大，反革命分子报复，存在很大顾虑。必须将这些顾虑打破后，才能将会开好。代表听报告后，一致的说：“这回摸到政府底了，我们就敢大胆说了。”
（二）在农代会上开展诉苦，选择几个被反革命分子残害最厉害的苦主代表诉苦。目的是达到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提高代表、群众的觉悟，激发农民代表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心。在苦主诉苦后，很多代表均被感动的痛哭，对全体代表教育意义很大。这样使群众及农民代表对谁该管、该捕、杀，心中有数。对代表必须进行审查，以免不纯分子混入，并进行保密教育。
（三）通过农代会，镇压反革命分子才能真正做到打的准、打的稳、打的狠，才能真正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西北乡在农代会上收集材料，内中有十二名反革命分子，过去领导上是不了解的。另外代表提出，已经捕的还没有未捕的厉害；在押的还没有放回的罪恶大。这就说明我们过去有些地方不准，不稳，不狠。必须依靠群众，才能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好。同时，在会上又讨论对已捕的人，分清了首恶与主从，具体研究杀、管、关、分别对待的办法。
（四）在各级农代会上，检举反革命分子，收集材料的方式，是以区、乡为单位分组进行与个别报告相结合。对全区性的反革命分子，则公开检举。对各乡的，则由各乡代表分头检举，以后与区里原来拟订之反革命分子名单，校对修正。数目比原来增多，罪恶比原来大，一般都很确实。不但检举未捕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检举已关押的反革命分子，得到很多材料，这样就能加速案犯的处理。
（五）通过农代会，不但可以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同时亦可以帮助对我们的基层干部与党、团员做一次审查了解。我区在生产救灾工作中，提拔的干部及建立的党、团组织，因为生产救灾工作，阶级斗争不明显，所以干部、党员、团员觉悟不高，混进一批不纯分子，在农代会中，也被检举了出来。如西北乡民兵中队长包庇、放走重要反革命分子，农会主任的胞弟是逃亡的重要特务分子，过去均不知道。但在处理时，应非常慎重，不能混淆，特别分子与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要明确分开，以免造成混乱。
（六）通过农代会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样做得好的县区乡，通过代表回乡宣传，发动苦主控告，很快变成群众运动，有声有色，收效很大（如怀县、滁县）。没有这样做的区乡，则成绩不大，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不容易深入开展，同时也不能彻底。因对情况不了解，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停留在干部中，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认为都捕了，其实尚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未捕（如濉县南部地区）。有的认为通过农代会容易泄露秘密，不知经过教育后，群众保守秘密很好。
记北京市一贯道罪证展览会
为了揭露一贯道的罪恶铁证及其反革命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一贯道罪证展览会”。自一月十四日开始展览以来，至今已历时一月余，参观的市民，各机关团体和工人、学生等已达二十余万人（其中不少是从天津、保定、通县等地赶来的），许多观众在长长的走廊内等候数小时之久，在看完展览会后反映：“真没白等几个钟头”，“可认清了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了”。
展览内容，清楚地告诉人们，一贯道不仅是披着“仙佛”外衣，毒害群众思想，诈骗群众财物的封建迷信组织，而且是与日伪、蒋匪、帝国主义相勾结，一贯与人民为敌作对的反革命组织。这个展览就在此问题上做了很好的揭露。
展览的第一部分为一贯道大头子张光璧掠夺群众的金银财物，在第一、第三展览室内陈列着一贯道骗劫的许多金砖、银元、金戒指、金手镯及大小古瓷瓶、盆景、绣屏、银酒杯、大烟具、榨果汁器等贵重古玩和各种器皿，其中只黄金就有九百余两，银元二千余枚，这都是害人道头子张光璧在北京和其他地区以“入道费”“功德费”等名义敲诈骗取得来的道徒的血汗，而且仅仅是他所有榨取道徒资财中的一小部分。从这里也可看出一贯道罪首们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制定“道规”，不准道徒吃烟，喝酒，但道首们却酗酒，抽鸦片，而且喝酒用银杯，抽鸦片烟还要在烟斗上刻画着春宫图，吃水果懒得用牙齿嚼而要用榨果器榨出果汁来喝，他的奢侈豪华由此可见一般了。
在另一个展览室里，陈列着一贯道反革命的种种罪证，有许多这样的一贯道道首，在日伪时代曾效忠日寇叛变祖国，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又充当蒋匪特务，继续迫害人民。一贯道点传师吕翰卿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日伪时是农民分会西郊支会会长，无耻帮助日寇宣扬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甘当日寇走狗。一贯欺压人民的坛主魏启荣，原为国民党北平市的区分部委员，日伪时及国民党时连任伪保长。日寇投降后，蒋匪委任北京大批一贯道为首分子在反动政权、军队任职，统治人民，展览的柜橱内共放着三十九宗有着蒋贼戳记的“委任状”和“训练班毕业证书，”如委任坛主牛克瀛为蒋匪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参谋处的少校参谋，委任点传师杨维恒为陆军暂编第四旅少将旅长等。北京解放后，张光璧的小老婆一贯道大头子之一孙素贞，更向各地道首发出“手谕”严密其内部组织，订出“长期潜伏计划书”，号召道徒们长期隐蔽，妄图坚持其反革命活动，并制定“魔考十九条”，给各坛头子，说什么“要有顶劫救世舍身为道的志愿与精神……”，胁迫道徒牺牲自己身家性命，顽抗到底，以保全道首们的“安全”，保存反革命组织。此外，更不断地制造“乩语”，散布谣言，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蒋匪“反攻”，夸大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原子弹的“厉害”，惑乱人心，破坏社会安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一贯道首恶分子更加紧了活动，坛主赵俊福，点传师张镇川密制国民党旗及美帝星条旗，预备欢迎美帝蒋匪，坛主张福德赶制国民党帽徽，梦想“国民党来后做县官”。这些铁证都充分的说明了一贯道是为美蒋匪帮所利用的反革命组织，是人民的公敌。
展览会的最后部分，是由经过教育觉悟后的“三才”米芝惠姊妹等控诉一贯道的滔天罪行，她们揭穿了“三宝”、“扶乩”骗人直相，并坦白了自己的罪恶。
“一贯道罪证展览会”是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取缔京市一贯道正确措施中适时举办的，内容且都是现实物证及活人表演，这样使群众易于了解和接受，大家通过这个展览都认识到一贯道是和美蒋反动派勾结的反动组织。一个汽车司机看到国民党旗及美国旗说：“他妈的，一贯道是这么一个反动组织，我一定动员街坊们来看看”。一位老太太说：“还要国民党回来，抽兵、抽税多厉害呀！”“美国吉普车压死不少人，还要欢迎他”。还有一位叫李秀卿的老太太，在会场上哭诉着她被张五福以“尽孝心” “开荒”的鬼把戏骗得倾家荡产，她丈夫也因被骗出外“修道”，至今杳无音信，害得她家破人亡。也有不少道徒在意见簿上写着“我过去受骗了”或“我现在觉悟了”，并希望在出口处设立退道处。此外，“延长展期”，“到各城市、乡村去展览”，“拍成电影，制成宣传手册”成了群众的普遍要求。这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个展览会不但活泼、生动、有力地揭露了一贯道的血腥罪恶，同时大大地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对反革命的警惕性。
西安市在六月十二日，以“宣判反革命罪犯大会”形式，又一次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参加大会者五万余人，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者达二十三万余人。在大会上向群众就清理反革命案件的经过及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问题作了讲话，并由公安机关对罪犯的罪行作了综合报告。最后由市人民法院院长宣判判决的反革命罪犯分成五类：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三、判处无期徒刑的；四、判处不同刑期徒刑的；五、判决取保释放后予以管制的。该杀的立即押送刑场执行；该关的立即押回监狱；该放的当场释放。大会简短精干，三个钟头即告结束。
由于在市人民法院判决前，西安市市、区及各行业清理反革命案件委员会的一千六百多委员，对这批案犯进行了讨论，分别协助市人民检察署搜集、分析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证，他们深入群众调查，征询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开了控诉会，宣传普遍深入，案情人人知晓；执行后，全体报告员（共七十五人，市级四十人，区级三十五人）即分别向全市各阶层群众做了报告。因而，群众情绪十分热烈，对反革命分子的孤立分化，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大会的主要经验是：
一、在这次处理中，使群众亲眼看到有杀、有关、有放。这就使镇压反革命政策更加广泛地深入人心，使群众真正“摸到政策的底子”，尤其对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祖祖辈辈没有经过的事”普遍地反映：“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作”；“只要认错改过，政府就能宽大”；“只要有一线一路，绝不处死”；“做事光明正大”；“办案清楚，判决公正。”
二、对释放的要当场释放。事先做好有关释放的各项准备工作，到时当场释放。这样既使政府的威信更加提高，又教育了被释放的人，同时也分化动摇了敌人。被释罪犯感激人民政府的宽大，表示：“过了转生桥，一定要重新做好人”。有的被释放后不即回家，先到公安局报到并提出“如何改造自己”的意见。点传师宋大炫获释，当天就捐献五两黄金，购买飞机大炮“以答政府宽大之恩”。三区一个敌伪军官，看到释放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即自动到区委缴出自己隐藏了两年的枪枝，并怨恨自己“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二区一个干部和一个炊事员，坦白了长期隐瞒的特务问题。五区五个特务进行了补充登记，缴出委任状、相片和一枝短枪，并向公安人员说：“只要立功能赎罪，什么我都缴”。被管制的特务程景之，在参加大会后对人说：“现在我思想上才真正明白了政府的政策，今后我决心向好，立功赎罪以报政府”
三、由于清理事前曾深入群众征求意见，把案子交群众讨论，所以更加巩固了群众积极参加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情绪。他们说：“这些已经过群众讨论”，“一定不会错杀一个好人，错放一个坏人”。同时，使群众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组织性也显著增强。大会前一日（十一日）晚，群众中即有很多人一夜未睡，动员自己周围的人去开会，半夜街头即锣鼓喧天挤满了人，干部未去，他们即自动整队按时到会，自己选出队长、组长，纠察维持秩序，以致会场秩序始终不乱。各收听站的群众也与大会一致动作（如鼓掌、呼口号等）。宣叛后，许多市民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表示拥护政府的公正判决。数百里外的长武、凤翔、邠县等县的工厂、学校、机关和人民群众，也纷纷打长途电话向大会主席团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府为人民除害的正义判决，并向人民政府公安人员致敬，大大显示了人民坚强伟大的力量。被释放的特务吕文轩说：“到会场一看，街道一看，我才真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总之，通过这次大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贯彻了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及时清理了反革命案件，更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与组织性。
来源：《政法》第30期
广东韶关市公安局，经过了事前准备，于六月二十一日召开了反革命分子家属座谈会，到会的共三十七人（女三十一人）。座谈会开始，首由公安局负责同志讲解了政府的镇压反革命政策、方针并说明镇压只是镇压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牵连其未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家属等，以消除他们思想上的顾虑。到会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听了公安局负责同志的谈话以后，均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措施。如匪特杨瑞芳的儿子杨仁泉说：“杨瑞芳过去是我父亲，今天就是我的敌人，他以前当伪乡长时勒索农民，勾结匪首赖仁高、张发祯等在牛头潭抢劫耕牛三条，打死商人一名，解放后一九五○年三月十八日又在中头潭抢劫耕牛九条，并杀死我七爷林贵等三人，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抵死有余”。蒋匪特务贾桂秀的十四岁女儿说：“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爸爸，害得我们一家好苦，他同坏人来往，我问都不准问，政府将他枪决是应该的”，土匪陈伯良的妻黄玉娟说：“这个打把鬼，他当土匪作恶，还要迫我上山，派土匪将我捉去，我劝他自新，他说你再说我杀了你，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过几天安乐日子；前几天听见谣言说：“政府不准反革命家属三年以内嫁人。”又说：“要将反革命家属铲草除根。”今天听了政府的话，我一点也不相信谣言了，今后我要把我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报告给政府”。特务陈广的妻林城妹说：“他一向虐待我，时时打骂我，七八年来不理我，现在人民政府办了他，我真高兴，因为过去我奈何他不得，若杀迟一年，我就多受一年罪。”会门首领钟声扬十八岁的妾陈雪群说：“以前他恃着有钱有势，首先威迫我母亲，又强迫要我嫁他，不然就要打死我，他把以前的老婆打死了，对人说是病死的，平时专门勒索人民，政府今天办了他，对广大姊妹们有好处。对我自己更喜欢，我从今以后跳出了虎口，走向光明的道路”。特务余锡山的妻袁静兰说：“我去归头做小生意，人们都说我“匪特婆”，生意也不好做，脸上真没光彩，今天政府给我想了办法，找了出路”。反革命家属就是这样尽情地倾吐了多年积聚的苦水，有力地揭露了反革命分子的血腥罪恶。
会议进行了四小时，情绪一直是饱满的。通过这个座谈会，使反革命家属打消了思想顾虑，他们懂得了政府的政策，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谣言，解除了一些怀疑与恐惧，最后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断绝与过去的坏人来往，帮助政府检举并向政府告密，取得大家对他们的谅解。从召开这次反革命分子家属座谈会中，获得了以下几点经验：
一、会前要有充分的准备，首先是组织治安互助小组（应逐步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编者）和派出所向反革命家属进行家庭访问，从了解他们生活状况，谈到他们对镇压反革命的意见，以及他们对政府这种措施抱着什么态度。再针对在访问中了解到这些问题施以教育，初步转变他们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与态度。如派出所在第一次访问时，有一些家属表现了有埋怨政府的情绪，但在第二次治安小组访问时，经过了治安小组同志们的耐心启发教育后，埋怨的情绪大为减少，最后到召开座谈会时，基本上就已消除了，虽然仍有个别思想搞不通的，但在会议的实际教育影响下，也得到了解决。
要适当发动妇女出动，采取男访男，女访女的方式，进行个别访问，这样便于访问，收效也大，特别是通过治安互助小组去访问比派出所收效大。如初期派出所访问时，大部是不理态度，说：“杀都杀了，还找我们家属干什么”？同时另一方面男的访女的，有些不方便，且易作为坏分子的造谣材料。
二、注意多向被反革命分子迫害的家属或较进步的家属进行启发教育，是开好此一会议主要环节。如过去被反革命分子强迫结婚的眷属，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百般虐待、打骂，我们在访问中特别表示了同情他们的遭遇，教育他们仇恨反革命，使他们热情的拥护政府，感谢政府为他们除害。这样的家属在会议上发言积极，从而影响与推动其他反革命家属的热烈发言表示态度，如反革命分子陈伯良妻等首先发言，带动了其他家属也纷纷诉说他们受反革命的害，揭发反革命的罪行。
三、要及时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反革命家属思想上一般存在着所谓“三怕”，即“怕铲草除根、怕嫁人不要（特别是年轻的妇女很担心）、怕没收财产生活无办法，也感觉带着“匪特婆”的名字，没脸见人”。对这些问题，都给以解释教育，并讲明政策以解除这种不正确的思想顾虑。
四、会场布置要轻松愉快，对他们招待要热情，反革命家属未进入会场前，有些人心里仍会有些顾虑，但到会场上看到桌上招待他们用的茶水、鲜果及各工作同志们的和蔼慰问，才完全放心了。土匪陈伯良的老婆说：“没来公安局以前我还纳闷，是不是要“铲草除根”，对可不可嫁人，可不可分田，能不能找到工作，也有怀疑；今天听了政府的话，才算安下心来了”。其他许多家属也表示感激不尽，纷纷说：“人民政府不但不惩办我们，并且还热情招待我们，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还帮我们解决困难，还要号召各界人民不另眼看待我们……我们要用好好劳动及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政府和人民”！
来源：《政法》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