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经上说，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与文化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别的姑且不说，就老有所终的一层而论，在当代所有的社会与文化里，美国是无疑的第一个最不及格的国家。老无所终，是美国生活方式中最大的特点之一。
我提出这个题目来，作为我们了解与评隲美国的一助，是有理由的。半年多前，我国婚姻法公布以后，我发表过一篇稿子(即在本报上)中间已经提到过这个题目，来和婚姻法所表示的“使老有所终”的精神作一对照。如今要特地把它再讨论一番。
主要的理由当然是老人问题本身自有其重要性。中国有两句老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根据这两句话，不妨把社会分做三四类。在最坏的社会里，人们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次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或者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与其先安乐而后忧患，不如先忧患而后安乐，与其先甘后苦，不如先苦后甘，因为人是怀抱着希望的一种动物。个人的生活如此，团体或整个社会的生活也未尝不如此。在以往各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里，一个人最怕的是“老来苦”。就社会说，希望也总是在后头，要实现这希望，我们才要有革命；在未革命以前，我们是在忧患之中，在革命期间，我们也总要熬些痛苦，但只要革命成功，我们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最好的一种社会当然是能使人人生于安乐与死于安乐的社会，这也就是革命的最后与最高的希望了。
在这最高的境界没有达到以前，人们，就每一个人的心愿说，总指望着，虽则生于忧患，终必死于安乐。美国的人民也未尝无此心愿，而其实际的收获，即在美国人民自己看来，也是恰好相反，就是生于安乐而死于忧患。若用我们更客观的眼光来看，更切实的情况是，一小部分的人固然是生于安乐，绝大部分的人却死于忧患，而那小部分人的安乐就建筑在这大部分人的忧患之上；即，正唯其小部分人有到不应当有的安乐的生，才发生了大部分人的不应当有的忧患的死。不应当有的安乐就是劫夺而来的安乐，是假的安乐；而不应当有的忧患，由于遭受劫夺而造成的忧患，却是真的忧患，是忧患之尤。美国号称最富有、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而其人民最不能免于老来的忧患，以至于不得其死，这便是美国文化最大的病情，最大的罪状了。前途真要正本清源，洗心革面，在制度与思想上非经历一番极强烈的变动不可。但这是后话，不在本稿范围以内；就目前的情形说，一部分美国人所不断吹嘘的美国生活方式中最具体而最教人触目惊心的是生活过程的最后的一幕，就是养生送死中送死的一幕；这一幕，以及造成这一幕的种种因素，与其说是生活方式，无宁说是死亡方式，反较妥切。
老人问题在社会发展史里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问题。在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达以前，这问题可以说是没有的。在朴野与单纯的民族文化里，这问题完全不存在。一九四五年，耶鲁大学教授四门思集合了七十个邦族(部落)的资料，作了一番综合的研究，发表了一本专书，叫做“老人在原始社会里所扮演的脚色”。他证明老人在这种社会里，食物、财产、以及其它的经济权利，通常总是有适当的保障的。政治、社会、以及一般的活动，只要体力可以支持，他也总是可以参加的。在智识、技能、巫术、宗教信仰诸方面的活动，他不但参加，并且居倡导的地位，受到一般族人的崇敬。在家庭范围以内，崇敬而外，更一贯的得到子孙辈的体贴爱护。因此，大限到来之际，即或不免于种种的痛苦，以至于在所谓文明人看来，不免遭受到种种惨酷的饰终之典，垂死的老人总感觉到这一辈子没有白活，生既不虚，死便不枉，一朝撒手，理得心安。农业与封建的社会也有同样的情形，不久以前的中国便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当初要有问题，问题反在老人的地位太高，权力太大，以致壮年与青年之辈喫到不能自
由发展的亏，社会受到过趋保守之害。革命以来，主持国柄的人，洞烛几先，深恐风习走向另一极端，使老人一辈连应得的敬爱也不能维持，于是婚姻法上才有第十三与第二十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使“老有所终”与“幼有所养”的社会目的得到了平衡的照顾，把农业社会中固有的美德有选择、有分寸的保留了下来。
在社会发展的阶段前后交替之际，如果没有这一类明智的举动，而一任物极必反的机械的法则自由进行，以达到其逻辑的归宿，问题就发生了。西洋一般的老人问题，以及美国特别严重的老人问题，就是这样来的。
这其间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必须加以分析。第一个与最基本的一个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机械的工业生产是讲求专门化与标准化的；因此，此种生产所要求于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只是两三种固定的动作。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并不发生甚么利弊的问题；弊病发生在和资本主义固结不解以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把工人当做机器的附庸，工人对于生产过程的其它方面，丝毫没有过间的权利，于是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三种固定的动作之外，他就被迫的成为一种废物:他不必有很高的技能，甚至于不需要技能；他不必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于经验反而成为一种障碍，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脑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美国天字第一号的工业资本家亨利福特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与工作”里，就说过:“生产的必要增加以后，我们看到……，有技能的工人对于生产是不必要的，成千成万到我们这儿来的工人是没有甚么技能的，不上几天，他们就把工作学会了”。在别一处，福特又说:“要和一个新的生产计划配合，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的工人是最好的家伙。人们最好永远不要养成甚么习惯，一有积习，就难办了”。这种局面显而易见的是便宜了新工人，吃瘪了老工人，便宜了小伙子，吃瘪了老头儿。
机器生产比手工业生产要来得多，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多总比少好，快总比慢好。但是资本主义结合以后，又变坏了。资本家是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是以自由竞争的哲学来掩饰此种贪婪的心理的；于是多了更求其多，快了更求其快，不惜用种种鞭策的方法来向工人身上榨取资本家所了解与所以便其私图的效率。机器虽然灵便，也总要赔上人的体力，赔上所谓心快、眼快、手快的三快，才能转动。这又便宜了小伙子，吃瘪了老头儿。效率越要求得高，吃瘪的老头儿就越多，而小伙子的终于变成老头儿，也越来越快，越来越早；就是，在别的场合里绝对不能算为老头子的，一到工业生产的场合里，就不免被雇用的章程一笔注定为老态龙钟，再也没有就业的机会。恩格斯称失业的工人为工业后备队伍；这队伍是不包括这种被规定为老年的失业工人的，这种失业工人根本没有后备的资格，只有永不叙用的资格。一九二○年代，埃泼斯坦恩在“老年人的挑战”一书里慨乎言之的说:“富强的年力过去以后，一个工人的就业之难，是街头巷尾尽人通晓的事。许多的工业如今把雇用的最高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至于三十五岁”，过此一个工人便被注定为老不中用，只有搁浅而坐以待毙的一途(页五)。埃氏是美国人，所叙的也正是美国工业界的情况，商业也复如此。工商业是分不开的，有了高压力的生产，必有高压力的倾销，于是比较年老的人也不免为商场所唾弃。在第二次大战以前，商店雇用店员，特别是女的，限制年龄，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格局，餐馆雇用女堂倌，以二十五岁为最高限度，过此便不请教(卜洛克:“老年期中的社会位育”，页一一五，一九四八年)；这其间虽别有动机，在资本家看来，在歌颂自由竞争的社会看来，其为“老不中用”，是并无二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以工商业为骨干的，工商业瞧不起老年人，一般社会也就瞧不起老年人。于是老年人就被挤来挤去，挤到了生命的边缘，挤进了“生既不能，死还有待”的绝境。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中老年人的绝对与相对的增加。根据美国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一八五○到一八七○年，六十五岁和以上的美国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三不足，到百分之三；一八八○年是三·五；一八九○年，三·九；一九○○年，四·二；一九一○年，四·三；一九二○年，四·七……；到一九四○，二十年间，一跃而为六·七。一九五○年普查的结果，不久以前也已经出来了，但我们还没有能看到，老人的比例依然有增无减，大概不成问题。据普查局的人口专家所发表的每隔二十年的预测，老人比例的行情还须一样的看涨:一九六○年是百分之九·二，一九八○年，一一·六；二○○○年，本世纪的末年，一三·二。一百年前，每一百个美国人中只有三个六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如今却是七个到八个，增加了一倍有余；前途六十年之内，更可能增加到四倍有余。这些都还是不折不扣的老头儿咧，如果加上六十至六十五的、五十以上至六十的、以至于四十岁以上或竟三十五以上的多少是假的老头儿，再甚至于加上二十五和三十以上的假的老太婆，那比数就更庞大了。而无论真假，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以至于全部的，被摈斥在生产界与业务界的大门之外；试问这样一个有头无尾的社会能长久太平无事么?
老人大部分的绝对增加数当然是由于人口的一般的增加，无须解释。但小部分的绝对增加，以及全部分的相对增加是由于两个必须说明的原因。一是医学卫生的发达发生了延年益寿的作用。人口学者以及人寿统计家所称的寿命的期望，一百多年来，在科学先进国家，都不断的有所增加，美国也在其内。例如在一八五五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而到一九二○年代，便已增加到了五十八岁，即一个人不呱呱堕地则已，否则便有活满五十八岁的希望。再如，五十年前，在一九○○到一九○二年间，一个已经活满四十岁的美国男子有希望再活上二七·七四年，而到了一九四二年，同样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可以希望再活三○·二七年；美国女子的福气更大，四十年间，原有的二九·二八年的希望更扩大为三三·八六年的希望。上面不断的说到希望二字，其实就美国情况言之，特别是美国工人的情况言之，我们应该用危险二字，为的是越老就越有危险，多活一年就多受一年活罪。
老人的相对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婚姻率与生育率的减低，很多人不结婚；近年来美国的婚姻率虽略见提高，但截至壮年的中期为止，也只得百分之八十。结婚的人离婚又非常随便，美国离婚率的高，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是尽人而知的事。即或结而轻易不离，又往往惮于生育，没有子女。即或生育子女，通常也不过近乎点缀性的一个两个，三四个的就不多；至于五个或五个以上，那就成为博物馆中的精品逸品，只有在荒乡僻壤、深山穷谷之间还可以物色到几家。因此，孩子在人口中的比例，便一年小似一年，而老人的比例便一年大似一年。一八五○年，距今一百年前，不满十五岁的童年男女占到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而在一九四○年，九十年间，此种百分比便已降低为二十五。老人所以增加的两个原因之中，医药卫生的一个不是美国所独有，上文已加指示，但生育率的减少与其所以减少的种种因缘，在美国的情况却比任何其它资本主义的国家要畸形得多。
说到婚姻率与生育率，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过渡到老人问题所以发生与所以日趋严重的第三个重大因素，就是家庭制度的崩溃。不结婚的人是不会有家庭的。结婚而无论有无子女，美国做社会研究的人称之为配偶家庭，即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小家庭。其实没有子女的家庭不成其为家庭，只是一个持续的婚姻关系而已。真正的小家庭包括两代，壮年的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老年人是没有着落的。始终没有结婚或结婚而离合不常的人，一到晚年，不能再事生产，就成为孟子所说的四种穷而无告的人中的三种:鳏、寡、独。结婚而夫妇能偕老的人，至少在偕老的几个年头里，可以勉强厮守，还不成其为鳏鱼寡鹄，但迟早也是非鳏即寡；至于独，至少就绝大多数的此种老年人而言，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老人，却等于是命中注定了的。此中原因不止一个。小家庭的制度在西洋已有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条顿民族中间，而自命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是以条顿的渊源自豪的。此其一。一种制度经久以后，对制度维护的人也就形成一种自圆的说法，一种“生姜汤，自暖肚”的哲学，认为对“幼有所养”，父母固应负责，对“老有所终”，子女原可不管。而自自由竞争的风气盛行以来，此种错误的说法更嚣然尘上，即在老人自己，也往往学会一张“硬嘴”，至少在面子上决不作“寄养在子女
篱下”的想法。此其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下，工人的收入微薄得可怜，“俯畜”已极勉强，“仰事”更自不堪。此其三。在此种生产制度之下，鹁鸽箱似的工人住屋，能把妻孥容纳进去，而免于露宿风吹，已属大幸，如何还能供老父母棲迟的一席之地?此其四。已鳏的老父或已寡的老母也间或有被已婚的子女收容了的，但十有九个只是勉强的收容；由于上文所说的种种原因，世代之间，事实上是两个天地，往往矛盾多于谐洽，冷酷多于温情；换言之，老人表面上不“独”，实质上还是“独”，最后还是不免于死于忧患的下场。总之，老人问题，尤其是在美国，也未尝不发生在家庭制度的原本的不健全，而问题的日趋严重，则由于此种家制，经不起资本主义的层层剥蚀，已经走上支离破碎的末路。
此外还有一些附带的原因，与问题的发生虽无干，与问题的加重，却也很有几分关系。第一，以前中国的秦始皇讳言死，近代的美国人讳言老。美国人，尤其是女的，不肯说自己的年岁，是大家都知道的。上面说到老人嘴硬，不肯与小辈同居，以接受扶养为耻辱，也未尝不是讳老的一种表示，至少也是“不服老”的表示。最有趣的是连研究老人问题的社会学家也忌讳起来。一九四三年以来，芝加哥大学成为老人问题研究的中心。去年，四位男女教授，开文，白杰士，海维黑斯脱，古特哈茂，合出了一本报告，叫“老年期中个人的位育”，他们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里，就特别提出一个新名词，来指六十岁以后的人生，叫“成熟后期”。人总是要老的，老就是衰退，就接近死亡，却美其名曰成熟，这不是哄人么?美国资本主义的学术界对于老人问题向来是不瞅不睬的，如今算是理会了，却又如是其妞妞捏捏，真是罪过。第三，在美国，老人与壮年人之间，老人与幼年人之间，事实上已成为两三个不同的阶层，彼此不通声气。老年的父母不容易和小辈生活在一起，固然是事实，上文已一再提到，而在我所看到的不算太少的研究文献里，却都有一种看法，认为老年人根本不能、以至根本不宜，和小辈相处，否则非发生冲突与人格上的变态不可。即如上面所提到的四位教授所作的报告，便特别提到老年人自有其文化，叫做“同俦文化”，和一般人的文化模式根本有几分格格不入之处，因此，好像是老年人只好自成一种流品，一个阶层，而不能和其它阶层往来似的。
也正因为这一类原因，这一类认识上的错误，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对于老人问题所提出的种种解决的办法是完全不中肯綮的。老年人未死以前，还须生活，生活又不外两大方面，一是经济的，一是情绪的，人人不能没有这两大方面的生活，而专就老年人讲，后者比重还在前者以上。如今所提出的许多办法便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层，第一是专言经济支持的重要，而把情绪一面几于完全忘却。所以说来说去，总是养老年金呀，老年补助金呀，老年保险呀，好像是老年人只要能糊口，便已尽了生活的能事。事实上最近二十年来，特别是从一九三五年社会安全法令通过之日起，联邦与各州政府算已经实行了一些(但比世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迟缓了三四十年到十多年不等)。但金额是极有限的，历年来的作家也都认为不够。在以剥削为本质的美国资本主义之下，这又如何会够呢?第二、若干研究家也间或注意到情绪的重要，说他们完全不注意；是错误的。为了解决老年人的情绪生活，他们所提出的办法又不出两条。对于夫妇偕老的老年人，总盼望他们能维持原有的两个人的“家庭”。对于鳏或寡的老人，办法是安排许多家庭式的老人院，要每一个老人院多少自成一个社区，其中游息、文娱、宗教、医疗卫生等等的设备要应有尽有，真像是只有“同俦文化”中人才可以相处相安似的!第三，这些办法里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制度的必须重新整顿，而再度把老人安插到真正的自己的家庭里去。提办法的人根本没有看到，只有在真正的家庭之内，只有和小辈经营共同的生活的形势之下，老年人在情绪生活上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在经济一方面，即使一同喫苦，亦所心甘。更可悲的是这一班专贴烂膏药的先生们不但没有看到家庭的重要，并且把事实上是卑田院与棲流所一般的老人院也当作“家庭”，也美其名曰“家庭”!这不是像“成熟后期”的名词一样，又在那里哄人吗?
把老人问题不得不发生和所以不得不日益严重化的种种因缘说明以后，其它的话就可以省了。种因者必食其果。果究竟如何?果的一部分，即美国老年人的光景，究属如何?惨痛到如何程度?我就不准备说了。大抵到过美国的人，耳闻目睹，都可以说上不少的故事，编订起来，不难成一本“老人吁天录”，与“黑奴吁天录”并垂不朽。不过我们可以说两句总结的话。从经济与社会一方面看，美国的老年人是一大堆破铜烂铁。一二十年来常有人用到这个比喻，上文提到的埃泼斯坦恩便是一个。从老人的箇人生活与情绪生活一方面看，他们是一大群累累的丧家之犬。他们越活得老，便越觉得生命欺骗了他，赚取了他。对他，“幼有所养”始终是一个问题，“壮有所用”至多也只落得一半，并且这一半还是被人赚取了的。至于老无所终，却是千真万确。
来源： 《文汇报》195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