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动动带到一个新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以后，中国的工人动动逐渐高涨，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得到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革命。他们企图抵抗这个革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虚弱，他们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抗，正如同他们不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一样。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寻求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殖民地的彩色。他们向帝国主义那里求援助。于是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的学说随着帝国主义的进口货，涌进了中国。胡适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代理人。当然，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和附属国当作他们的后方，他们也非常注意如何压迫殖民地的革命动动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输出一些反动的思想，作为消灭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的思想武器。
杜威的实验主义是直接继承皮尔生、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而来的。从实用主义到实验主义，在美国就是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而被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提出的。
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在五四以后所以能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需要，其次跟美帝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也和他的学说假冒科学的欺骗性是分不开的。
在革命动动高涨时期，要求科学、争取民主是广大青年所最关心的，这也正是反动统治阶级所最害怕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就是在“科学”的外衣下，向青年广泛传播，进行欺骗的。胡适使用实验主义向科学、向真理进攻，最终的目的就是向革命运动进攻。他在求真理的幌子下，否认了真理；在改良的口号下支持了封建保守势力；在虚心求证的招牌下贩卖他的主观主义。
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动面貌已为广大人民所认识，而他的伪装科学的假面具，胡适的反科学的思想方法还没有完全被粉碎，它的余毒还隐蔽在许多科学部门中，而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今天对胡适的反动思想进行总清算，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完全必要的。
胡适明白公认，他写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但“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他“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方法”(文存序)。为什么呢?因为“五四”、“六三”以后，国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高涨了，胡适“预料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当然，我们革命就是要使敌人危险，不但使他们危险，还要使他们死亡。自从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革命大踏步前进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在十几年后，不得不悲哀地
说“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人民的胜利，成了他的“危险”，他的反动的立场是再清楚不过的。
胡适自称他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是“科学”的。他的方法，一个是“实验室的态度”(有时又称为“实验室的方法”)，另外一个是“历史的态度”(有时他又叫做“历史的方法”)。
现在，我们来检查检查胡适所谓科学的思想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什么是胡适的实验室的态度(或实验室的方法)呢?
胡适自己介绍他的方法说:
“实验室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1)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2)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3)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文存卷二、二○-二○二)
这“三件事”，第一、第二件其实只是一件事，表面上很像是从事实入手，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第三件，很像用实践的效果来考验一种学说或理论的真假，很像看重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试看实验主义者，是怎样“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是怎样放弃“主观”成见，“着重证据”的。胡适要人注意具体的问题，比如“人力车夫的生计”，“中国的贫困”这些具体的事实。可是跟这些事实直接有关的，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样具体的事实，他反而认为是“海外奇谈”，根本不存在。并且还举出“证据”说，有人说中国的贫困是帝国主义害的，“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害美国和日本?”使几亿人口陷于悲惨的命运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他也认为不是具体的事实。因为“封建制度两千年前就消灭了。”
可见胡适虽然睁着眼睛却看不见事实和证据。但胡适也看到了，并且举出了一些不合事实的事实，提出了一些不成证据的证据。他为了“证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性是人类的本性，他就鼓吹国民党反动头子之一、吴稚晖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并宣扬这种人生观是“唯物的人生观”，他又强调了戴东原的哲学中注重“人欲”的学说，作为“人欲横流的人生观”的“证据”。他为了证明中国早已有了实用主义，他就把三百年前的颜習斋、李恕谷改装成实用主义的哲学家。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追问，哪些事实他承认是事实?哪些事实他不承认是事实?实验主义者有没有一个标准?
这里首先要指出，胡适所谓“事实”，根本不是我们所公认的客观的事实。
因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实。任何事实如果脱离了它的联系的组成部分，它将会成为不能认识的事实。这样的孤立的“事实”，不但不是具体的事实，恰恰是抽象的东西。我们过去曾有过农业科学家，脱离了土壤、气候等条件，关在实验室培育丰产品种的小麦，这种小麦如果真的培育出来，必然找不到栽种的地方，因外界的环境跟实验室是不同的，悬在半空中的孤零零的事实，是不具体的。
科学所承认的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它完全可以被我们所认识。胡适所谓“事实”，恰恰跟科学相反，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他说“实在好比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随便你给她涂抹；”“这在好比一块大理石，随你雕刻成什么像。”
胡适所谓事实，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事实。所以他极力推崇赫胥黎的“不知主义”(即不可知论)。他又说，哲学上几千年来所争论的究竟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的问题是不可知的，是不能解决的问题。胡适说，这些争论，是“哲学家的问题”。他声称他要研究的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文存卷二，一一六)
实验主义者自以为很客观，自以为超乎唯物与唯心之外，超乎阶级之外，另有所谓“人的问题”。但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谁也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明他的态度。胡适所谓“事实”是主观的经验。他把经验称做“物观世界”。经验，在实验主义者看来，是无所不包的，其中有生活经验，有感觉经验，有推理作用，有幻想。而胡适总称它为“物观世界”。他所谓“事实”本身就带有虚构性，主观性，以及“不可知”性。因此，胡适所谓尊重事实，正是否认客观事实。
胡适教人研究社会、历史要“客观”。他就:“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的乃是客观的评判”(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客观的态度，正是教人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中，采取“超然”的态度。
我们不能把自然现像的事实与社会现象中的事实等同起来。在实验室内，对自然现象可以不存在爱憎的感情，可是对于社会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现象，不合理的制度，就不能使有爱憎。胡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显然不是孤立的五种现象。这些现象跟帝国主义、封建立义制度所造成的罪行是分不开的。
实验主义者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分析的方法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与常识上所谓主观成见混淆起来。实验主义者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阶极分析法，而他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主观成见。他们正是企图使人避开立场、观点，使人超阶级、超党派地研究社会、历史问题。
实验主义者故意把绝对真理、客观真理的概念与形而上学的“永恒的真理”，“迷信的上帝”的概念混淆起来。他明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真理、客观真理，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万世不变的永恒真理，反对迷信的上帝。实验主义者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逐步发展，逐步丰富的过程，与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真理没有客观性”混淆起来。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现在有“地圆说”了，胡适说都是真理。他们企图得到“真理不存在”的结论。
胡适归纳他自己的方法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这也是从杜威的“五步”的方法贩运来的。这们方法，是十足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
“假设”和“求证”，如果建筑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如果离开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悬空去假设、求证，其结果就一文不值。
胡适完全不顾事物的客观规律，否认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客观性质，否认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联系的客观性质。他求证以后的结果，跟他的假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假设”与“求证”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盲目的。胡适自己说这种方法“是不可强求的，有时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他若不来时，随你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文存卷二，一二七页)
这种方法，正是神秘主义的方法，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的方法，也正是巴克莱、休谟的老方法。
而实验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推翻科学的客观预见性，宣扬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主观的盲目性。这种思想方法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美帝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盲动的冒险主义。实验主义这一派哲学今天之所以成为美国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就在于实验主义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有用的”，方便的。
胡适的思想方法的荒谬性，倒还不在于他做出的“假设”是否太“大胆”，即使他“小胆的”假设，也还是非科学的方法。因为他的假设和求证是建立在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
胡适这样歪曲事实的目的就在于反对科学，并通过反对科学的道路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认为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主义，于是“看不惯了，忍不住了”，所以他要教人注意改进“人力车夫的生计”，“考证一个字的古义”。
因此，胡适所关心寻找的证据，并不是用来发现科学规律的，不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因为他们否认有客观真理。他们主要在于用他的思想方法，“拿出证据来”宣扬实验主义。他捏造了一些证据，来“证明”中国应当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用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中国的贫困、来证明中国的贫困由于“落后”，而他故意不提美国的贪污贿选，三K党的横行，民族歧视和压迫，以及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的这些野蛮和落后的现象。因为事实和证据，在胡适看来，也和他的“真理”一样，是可以随时随地按照主观愿望加以制造的。
可见胡适的“拿证据来”，只是一个幌子，不但他的主观方法使他不“客观”，而且他的买办立场也使他必然歪曲事实。胡适的反动的任务就在于伪造证据，向人民革命进攻。
跟实验主义者相反，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最尊重事实的，才是最看重证据的。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客观事实。为了这样的理由，我们要向一切歪曲事实，伪造证据的学说作斗争。
胡适在个别的小地方，如一部书的作者、一个作者的生卒等，曾做出过一定的成绩。但是他的反科学的方法，以及他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的立场，使他在最大最重要的许多问题上必然要颠倒黑白。他能考证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但他证明伟大诗人屈原不存在。他看见一个塔的真伪，却看不见帝国主义的存在。他只能运用些极简单的索引、归类的整理工作，能排一排年代，而不能解释社会、历史的最粗浅的现象。愈在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他就愈不顾事实，伪造证据。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就在于它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它最尊重客观事实。正在那些反动的思想家们叫嚣的时候，宣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存在的时候，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发表了他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一篇文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用坚强的事实，科学的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这才是真正从事实出发，因而把革命引向胜利。
试看胡适是怎样来解释他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相信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胡适说“实验是真理的标准”。这不是很科学吗?
首先，分析胡适的“实验”“实行”，是不是等于我们今天科学意义的实践。
我们的实践，对自然界说是改造自然的实践，对社会来说是变革现实的革命的实践。我们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于证明真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客观的。
而胡适的实验的标准，并不是就真理符合客观实际，他们根本否认有所谓客观实际。胡适说“科学律例是人造的”，科学规律的真假完全看这种规律“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文存卷二，七七-八○)
因此，胡适的所谓真理，不是客观的，具有必然性的真理，而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真理”。(文存卷二，八○-八一)
科学注重实践的效果，首先在于它能证明理论符合客观实际；而实验主义者注重实践的效果，完全在于它能使理论在主观上令人“满意”，主观上“合用”。这两者有原则性的区别。
现在试看胡适如何应用关于“效果”的说示， 来解释历史上的事件的。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胡适自鸣得意地宣称他对每个哲学家做过客观的评价，用哲学思想的效果来衡量一个哲学家的地位。比如他讲到庄子时，就举出庄子哲学“好的效果”，可以“造成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就可以“使人懒惰。”又说这种哲学产生的“好人”，就像“陶渊明、苏东坡”；造成“不好的人”就产生“刘伶那样达观的废物”。
在他所评价的庄子中，究竟效果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还是一样一半，互相抵消了呢?而且，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这里只给读者留下一堆混乱的印象。实际，他正是通过这样“混乱”所造成的效果来证明他的实验主义的真理标准完全是主观的，随时随地可以任意改换的。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考验一个学说是否是真的，要通过实践来证明。通过实践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也看它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否有用、有效。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也正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它确实有效。这种有效，并不只是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也符合了无产阶级的主观利益。
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告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得到胜利，社会发展才能提到更高的历史阶段。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有用的，也正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一致的。
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地位，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正是阻挠社会发展、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东西。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可以用有用、有效，来作为真理的标准的测量尺度，而资产阶级(及任何剥削者)不能。
把这两种注重效果的学说加以区别，是完全必要的。
实验主义者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故意掩蔽了阶级对立这一事实，而谈抽象的有用、有效。他们并有意地把一些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有效，与社会上的有效混淆起来，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实验主义不是只讲空话，好像也还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胡适特别强调他的实验室的方法，注重效果，不是为了用社会实践来证实真理，而是企图证明真理完全是凭主观决定的。既然有用和无用，有效和无效，可以因时、因地、因主观见解而不同，客观真理根本不存在。古人说地是方的，今天说地是圆的，都是为了方便而提出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临时性的，是一种“符号”。随时可以用另外一种符号来代替它。他们认为社会历史，也无所谓是非。古时有五伦(其中有君臣一伦)，今天少了一伦，好像都是真理，谁也不能说谁不对。
这正是不可知论的旧调子。胡适自己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赫胥黎，他教给我怀疑。一个是杜威，他教给我思想”。
他怀疑中国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方面，他对中国的“落后”不但不怀疑，而且是坚决地相信。他在思想方法上，注重“效果”，也正是企图用效果来推翻真理的客观实在性，无所顾忌地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进行污蔑，以便更好地为帝国主义服务。
来源：《文汇报》195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