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披着漂亮的伪装，潜伏在革命阵营里，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破坏文艺阵地上的统一战线，猖狂地向一切进步作家和进步作品进攻，用他们的这种阴谋活动去配合蒋介石反动政权对革命力量的摧残，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从“人民日报”刊载的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里，可以看见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分子，用了多少狠毒下贱的字眼污蔑和咒骂党的领导同志和党与非党的作家。他们骂郭沫若同志是“投机革命的市侩”、“政治卖乖”、“人民之贼”。胡风及其反革命的党徒们，阴谋制定了两个“批判”公式——“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用这两个公式去套住一切在政治上、在广大读者群众中间发生了影响的进步作品，对它们进行致命的打击。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几部历史剧，题材虽系取自过去史实，但其中充溢着作者的革命热情，政治性、现实教育和启发作用是极强烈、极重大的。它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害怕这些起了革命武器作用的历史剧的，因而对它们深恶痛绝。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人民的气味不投，和蒋介石反动统治者的爱憎却是统一的。他们把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作为“主观公式主义”的代表，对“屈原”、“虎符”等作品，胡风表现了他深刻的嫉愤。法官判案似地，胡风把它们判成“民族复古主义”，是“僵化在抽象的（虚伪的）爱国主义里面……甚至投靠到忠君爱国的封建道德和间谍加色情的堕落趣味”（“论现实主义的路”）。在方然主编的“呼吸”第三期上，他们轻蔑狂妄地把“虎符”否定，把它说成是“无声的灯影戏”。
他们用相反的另一个“批判”公式——“客观主义”，去打击沙汀同志的“困兽记”、“淘金记”和严文井同志的“一个人的烦恼”等作品。
“困兽记”在胡风及其党徒的眼里成为作者“嘲弄着一个生命底鼻涕眼脂之事而已”的东西（“呼吸”创刊号小结），成为“死鱼的鳞”（“呼吸”创刊号）。而“淘金记”呢，则是作者“机智的卖弄”、“无生命的图式”。“一个人的烦恼”是“思想力的灰白”、是“艺术的死灭”。
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击解放区的文艺创作，破坏、取消它们在广大读者群众中间的影响，他们用了喷人的血口，硬说“刘白羽、周而复的创作目标是图式的片断或图式的演绎，虽然他们在写‘人民英雄’，但是由於创作过程不是真实的战斗过程，因此，写出来的既不能是真实的‘新’，又不能是其实的‘人’。”（“呼吸”第三期）胡风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一口咬定在广大群众中有着极大威信和影响的解放区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没有思想力量”，只是“材料记录的现象反映”。而方然则异口同声地对“秧歌”“快板”（“李有才板话”）以及以新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表示了轻蔑，说这样内容和形式的一些作品都是“感情的冷淡、感情的低劣、感情的虚伪！”（“文化的风貌”：“呼吸”二期）
“马凡陀山歌”，是袁水拍同志的政治讽刺诗集，利用了山歌的形式，深刻地讽刺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起了不小的战斗作用，被群众所喜爱，在群众集会的场合，被朗诵出来作为战斗的号角。它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嫉恨，它也引起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阿垅的嫉恨。他写下了“马凡陀片论”。阿垅在这篇文章里用了“前进的投机”、“无聊”、“多毒”、“形式低级”、“形式落后”……种种恶毒的字眼来污蔑、打击这本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的政治讽刺诗，把它的作者袁水拍同志说成是“浓装艳服的小市民”。
陈白尘同志的“升官图”，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贪污腐朽、鱼肉人民的反动本质，对它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因而也遭受了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挠和打击，不能自由地在各地演出，这情况惹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於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对群众影响很大的戏，是不会保持沉默的。他们开口了。他们判定这是个“堕落的戏”，写戏的是一个“堕落的人”。他们说它是“让他自己谈他的人物以及观众狂嫖一通的乱淫窟”、“傀儡戏和春宫图的展览”。说它是作者“在拚命迎合观众的性欲要求和挑拨观众的卑下的感官而写的”，“这是穿着‘现实’的外衣的市侩主义，这是藉‘暴露丑恶’的掩护下的白昼宣淫”（“泥土”四期）。他们惯於把“性欲”、“淫乱”、“春宫”、“色情”等等一套不堪入目的东西向别人栽脏，其实这正是他们自己的“夫子自道”。他们在他们“堂而皇之”地自封为“权威”的刊物——“希望”上就曾把笔记小说里记载春宫的色情下流的文字全部照抄、转载，名符其实地叫卖春宫图（“希望”二集：“关於几个女人的是是非非”）。
他们不但污蔑打击了“升官图”这个戏，还进一步对它的作者陈白尘同志造谣污蔑。说“作者也因此发了财有了金条，住洋楼，买了全新的西式家具”（“泥土”四期）。陈白尘同志写了“不谋而合的‘批评家’们”来反击他们。说他们这一帮“批评家”和另一种“不写文章，只用剪刀和红笔，干跪利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批评家”“何以如此不谋而合地一致起来？一致的双刀齐下？”作者说，“我希望他们仅仅是‘不谋而合’，痛自反省一下，为什么会‘客观’的做了帮凶？”文章结尾说，“听说剧场里当场就有人狂喊乱叫，破坏演出，跟‘色情’论的‘批评家’很像‘预’谋而合。但君子爱人以德，我现在还不愿意如此设想，以存忠厚”。从陈白尘同志的这篇文章看，他当时对於胡风集团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深深地表示了怀疑。只是我们过去真是太“爱人以德”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对“升官图”的谩骂和打击，受到了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批评。这批评更加激怒了这些阴险的反革命集团分子，他们在“泥土”五期“编后记”上，更加猖狂地辱骂批评他们的马彦祥同志是“低级宣传家”，许杰同志是“吹捧批评家”，骂郭沫若同志是“惯於依老卖老的才子流氓炫学家三位一体的无条件反射论者”。“泥土”的编者气势汹汹地质问道：“我们的文艺界毫无疑问将因你们的怂恿而更趋於卑俗呵……！我们要问问你们，你们的热情是不是扔到粪坑里去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贯地仇视进步作家，把这些作家看做敌人，疯狂地向他们进攻，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对进步作家的迫害起着配合作用。他们骂郭沫若同志的“斥反动文艺”是“漫画的符咒”；骂田汉同志编的进步电影“忆江南”是有“恶劣倾向和恶劣意识”的影片；他们骂“五四”时代的进步老作家朱自清是“几乎要从黄色书刊咀嚼出来他们的糖和猪油”的“用‘背影’对着人生”的人物；骂人民英烈闻一多是“投机”；骂冯至同志是“堕落诗人”；他们在刊物上变相地污蔑洪深同志，说他向国民党公开告密。胡绳、邵荃麟、林默涵、黄药眠、适夷、蒋天佐、李广田、卞之琳、沙鸥诸同志和我自己，全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对於有的同志，例如老舍，他们用的是另一套“阳捧阴打”的两面手段，譬如胡风公开地肯定“骆驼祥子”，背后却骂它“不成东西”！对於团结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国画家齐白石老先生，他们也进行攻击，认为不该。
一九四七年前后，蒋介石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对於革命运动、进步文艺作家，实施了惨酷的摧残和迫害，许多进步作家，遵照党的指示，有的转移到香港（待机转解放区），有的进入了解放区，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损失，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蒋介石反动统治用武力、用残害的手段阻止向往革命的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而胡风同样嫉恨青年到解放区去的愿望，用“到处都是生活”的谬论去阻拦他们，形式上一武一文，但他们的目的和用心是完全一致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白色恐怖十分浓重的时候，专门打击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运动和有群众影响的进步作家，同蒋介石国民党里应外合，他们的言论行动得到他们主子的欢迎和赞许，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意外和顾忌。他们自己立脚在这样反革命的立场上，在这样无危险之地，放肆地大骂转到香港待机转解放区的进步作家是“胆小鬼”，骂党的文艺工作者是“躲在香岛上的少爷”，是“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历史、逃遁到海外去”“躲在海外睡觉的‘海外英雄’”，是“精神低落以至堕落”的“劝人说谎容人作恶的假冒为善的伪君子”（“泥土”六期：“空谈及其他”）。他们骂到解放区的作家，是“躲藏在安全的彼岸”、“无力和不愿面对现实的作家批评家”（同上）。按照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意思，这些党的作家、批评家以及非党的进步作家，顶好留在蒋介石反动惨酷的魔掌里，听凭他随心所欲地残害，他们好在暗中鼓掌称快。
党一直重视文艺这个战斗的武器，把它看作党的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对它进行了有力的领导和高度的关心。而胡风反革命集团，却一贯地向党对文艺的这种领导和关心，进行疯狂地攻击。远在解放之前，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开始辱骂党的文艺理论是“封建意识的官僚”、“买办意识的市侩”（阿垅），在“吃饱了酒菜躺在安乐椅上寻求开心的梦呓”（胡笳），是“不可救药的先验主义和‘爬行经验论’”（路翎），是“一股闷香，闷香虽然闷不死人，但人被闷香闷住了的时候，敌人就可以不费力地一刀结果你的性命”（胡风）。胡风公然把党对文艺的领导、党的文艺批评说成为法西斯主义，胡风骂对“论主观”的批评是“混虫”的“法西斯口吻”（“逆流的日子”），他们骂党的文艺批评者是“丑角”、“夸大狂”，是“暴君”（“论主观”附录，路翎的意见）。胡风在“写於不安的城”中用国民党的“警察文学”来影射党对文艺的领导与关怀，并把这说成是一种“不幸的”“灾难”。胡风把党的文艺理论比作法西斯的“警察文学”式的理论，他高呼“首先”要“撕碎”这种理论（“逆流的日子”）。
解放之后，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没有敛迹，相反地，他们变本加厉地更为猖狂地向党进攻，胡风在他致党中央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里，公然把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成是“军阀统治”。胡风反革命集团仇视党、仇视党对文艺的领导，破坏革命文艺活动，打击一切进步的作家，不但是一贯的，而且是越来越凶狠，越来越疯狂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猛烈地进攻的同时，另一方面，热心地在理论上替敌人的反动政治辩白。他们说“最反动的政治集团，还有‘有原则的政治’与‘无原则的匪帮’这个区别，就不能对於任何政治方面抹煞其中具体人物心意上的状况。”他们替前者辩护说：“其倾向、其路线，客观上虽然反动，但其具体人物的心目中，却还真正的自以为正确”，“在其走反动路线的开端时，就更真诚的觉得自己是在执行进步策略了”，“把从前的反动人物说得好像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反动……这是会无故牺牲很多人的”（“论主观”）。在“论主观”注九内，作者更进一步地说反动者开始反动时，“只从当时那纯粹的思考上生出真诚的自信来，自信是代表着进步阶级！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依照这种反动的理论，他们大捧战犯胡适，说：“胡适先生后来的专想结交显要的作风，是颇为世所非的，但据他自己解释，则仍是出於救世的苦心，故即使对於官僚军阀之流仍不欲轻易放弃希望云云。这解释我相信并非饰词。因为他后来过的名人学者的生活，根本上已把他推到社会的上层，使他感受不到下层人民的力量，只看到既成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机构，那么希望自然只好寄托在足以发动机构的官僚军阀的身上了……”（“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於敌人是如此体贴入微，苦心孤诣地开脱他们的罪恶，成为反动政治的忠实的卫护士。
不但如此，他们还更进一步公然向蒋介行匪帮献媚。胡风要求作家描写最反动的特务组织“别动队”的“光明”、“健康”的一面，去激发读者对於“别动队”“健康一面的憧憬”（“关於创作的二三理解”）。在“蚂蚁小集”之一里，“敌与友”一文的作者说：“在今天，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在受着迫害的。官僚政客也受着别的官僚政客的迫害，这一个‘将军’不也受着另一个‘将军’的迫害吗？”接着作者污蔑进步作家的作品是“政治卖乖”，“引起维持现状者愤恨”是当然的，因而也就无所用其愤愤不平。作者最后反问道：“其实，一个剧本不能上演，一篇小说不能出版，算得上是迫害吗？”叫作家不要正视黑暗反动的社会，叫人民在敌人的屠刀下甘心低首，胡风反革命集团所做的，正是蒋介石匪帮所欢迎的，他们不仅为敌人辩护，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阴险可怕的敌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希望作家去描写反动政治的“健康”“光明”面；暴露蒋介石反动统治黑暗的作品，则一律为他们所嫉恨、打击。记得抗战初期张天翼同志写过一篇有名的小说“华威先生”，在里面塑造了一个抗战小官僚的形象，作者给予他以有力的讽刺，这篇作品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抗战初期的小说名篇，翻译成为几种外国文字。而胡风反革命集团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华威先生”出国是暴露自己的家丑！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这种话？他们为了什么目的说这种话？在今天，这已经不需要多作解释了。
对於党的文艺统一战线，胡风反革命集团，一直是在辱骂、诽谤和破坏的。他们污蔑“大的方向相同”“战斗目标一致”为抗日反蒋结成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一块“骗人的招牌”，是“市侩”的法宝，“早已是统治者用滥了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新鲜”东西，它的“真正作用和目的”则是结成一条“市侩们打夥求财的阵线”。他们“急迫地”要“即时地快刀斩乱麻地整肃”这统一战线，并且声言“要一次一次地再组织自己的战斗力”“清算似是而非的参谋部”，要给党以“毁灭性的、决定性的打击”（“逆流的日子”序文，“蚂蚁小集”之一，“呼吸”创刊号小结）。
胡风反革命集团，十几年来一直在仇恨党、仇恨党的文艺统一战线政策，仇恨党对文艺的领导，仇恨团结在党周围的一切进步作家。他们的这种仇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最近明目张胆地公然向党大举进攻，是“积了太多的愤恨”的一个总爆发。它们多少年来处心积虑、阴险狡诈地在秘密组织自己的反革命集团，和蒋匪遥相呼应，企图破坏革命、破坏文艺统一战线，去实现他们反革命的“远大的未来”。但是，党的领导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是提高了的，结果，被破坏、被“整肃”的不是革命阵线，而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自身。
即使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昭昭然在人耳目、惹起全国人民烈火一般的愤怒的现在，也还有少数人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情况：“胡风过去，对革命是不是还有点功劳？”这种思想，是一种有毒的思想。它不出於自发的阶级同情，就是产生於对实际情况的蒙昧。
胡风混入革命阵营，比我开头追溯的抗战初期还要早十年。胡风一向是披着革命的外衣的，口头笔下也常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辞句做装饰品。但是，我们能够只管赞赏他这革命外衣上的藻饰，不管这外衣里裹着的是怎样的一种本质吗？一个敌人把尖刀对准了我们的胸膛，脸上却含着微笑，难道我们能够只管鉴赏这微笑因而把敌人认作朋友吗？胡风在抗战以前，就暗中破坏鲁迅和党的关系，破坏进步的文艺战线，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内奸”。
有的人说：胡风在“提拔青年”这一点上，是有些“贡献”的。胡风是凭着他的刊物“提拔”了一批青年的。他这种“提拔”是杀人不见血的一种手段，有些青年被他拉进了反革命集团，有些青年受了他反动思想的毒害，因而堕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贡献”？！把无数大好有为的青年，拉去“贡献”给反革命了！
二十几年来，胡风如果有功劳的话，不是对革命有功劳，而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有功劳。这篇文章里的材料不就是铁证吗？
来源：《北京日报》195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