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艺”为幌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阴险毒辣的危害人民的破坏活动是无孔不入的。“译文”杂志很久以来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进攻的目标之一。在“译文”创刊以后不久，“遵守”胡风集团“组织原则”，隐藏在文艺翻译界从事反革命的“点滴斗争”的胡风分子满涛，就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和十一月十日两度写信给编辑部①，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惯技——所谓“提意见”的“战术”——向“译文”进行袭击了。
同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别方面进行阴谋活动一样，满涛在进攻“译文”的时候，也用尽了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他先对本刊进行“联络”和“争取”，然后从中挑拨离间，诬蔑中伤，最后“抛出”胡风那一套腐朽不堪的反动“理论”来，向本刊挑战，“建议”（！）“译文”接受他“个人”（？）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替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在七月八日的信里，满涛先对“译文”竭力讨好拉拢，他对“译文”的创刊表示“竭诚欢迎”㈠，甚至仅仅“‘译文’这两个字”就在他的“心里唤起了兴奋的回忆”㈠。他肉麻地说，当他“手里捧着这一本封面设计和鲁迅那时相同的书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着感谢”㈠。
[注① 本文中摘自满涛给编辑部的来信的引文，凡是注明㈠的，都表示引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的来信；注明㈡的，都表示引自同年十一月十日的来信。]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满涛这些所谓“欢迎”、“兴奋”、“感谢”之类的话，完全口是心非，彻头彻尾是假的。原来远在一九五三年四五月间，当“译文”创刊的预告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盘据在新文艺出版社里面和外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都大起恐慌。他们担心“译文”的创刊会妨碍甚至揭穿他们利用“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这个“据点”进行的阴谋活动（关於这方面的揭发材料见“文艺月报”六月号或“文艺报”十一期），而满涛却正就是这个“小译丛”的主要的幕后编辑之一，当然也是大起恐慌的一个。过了没有多久，满涛这个卑劣的伪君子终於显露出了他的原形，他由於“译文”刊载了爱伦堡的论文“谈谈作家的工作”而在上海公开地对本刊大肆攻击。为什么“译文”登了这篇文章，要惹起他这样的仇恨呢？原因很简单。原来他看中了这篇论文，觉得大可利用它来进行一些黑暗勾当，所以他亲自出马（化名“沈洁”）日以继夜地把它赶译出来，编在“小译丛”里出版。“译文”发表了同一论文的不同译文，他的黑暗勾当就有被戳穿的危险①。
[ 注① 关於满涛在翻译这篇论文时所干的黑暗勾当，见“译文”一九五五年八月号“揭穿胡风分子满涛在文学翻译中的阴谋”一文。]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满涛对“译文”表示“好”感，是完全不怀“好”意的。他施展这种两面派的花招，目的无非是在於替胡风集团“准备条件”，以便“冲破一些缺口”，乘机“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
满涛“捧”出鲁迅来，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捧”译文”，另一方面他还暗地里借这个机会进行挑拨离间，对我们的文艺界放了一支冷箭。他俨然以“鲁迅这个先驱者的精神”的“维护者”自居，诬蔑我们文艺界仿佛“有些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荒谬说法”㈠。我们不知道，什么人曾经“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满涛这种无的放矢、颠倒黑白的“荒谬说法”，已经不值得一驳，因为现在谁不知道，胡风集团分子是怎样“维护”“鲁迅这个先驱者的精神”的！
把“译文”“捧”了一通之后，为了达到他逼迫本刊接受他“个人”也就是胡风集团的“意见”的阴险目的，满涛这个伪君子就不得不撕下伪善的面具，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来。他气势汹汹地责难“译文”“这个杂志在选稿内容方面还不够有思想原则性，方向性”㈠，谩骂本刊“纯技术的为翻译而翻译”㈠，没有把文艺翻译工作“视为整个革命（！）文艺的一部分”㈠。这些话，从“字面上”粗看起来，似乎倒也理直气壮，颇有道理。但是如果把它的本质剥出来，就肮脏不堪，见不得人了。
满涛究竟要“译文”有什么“思想原则性，方向性”呢？首先，他认为，“具体的说，也就是理论部分份量的弱”㈠，他“希望新‘译文’今后必须注意中国文艺界发生些什么问题和倾向，必须针对这些来对症下药”㈠。换句话说，他是要“译文”站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立场上，“针对”我们的革命文艺，“窥测方向”，“看能否冲破一些缺口来”，然后像满涛那样，遵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原则”，把苏联先进的文艺理论加以歪曲之后，“介绍”过来，用来“针对”，我们的党和革命文艺，“从理论上做‘挖心战’”。这就是满涛所说的“对症下药”！至於所谓“不要纯技术的为翻译而翻译”，要把文艺翻译“视为整个革命（！）文艺的一部分”，是什么意思，那就不言而喻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我们的文艺翻译工作，当然也包括“译文”的工作在内，成为整个胡风反革命文艺的一部分，像满涛之流的文艺翻译界的败类那样的，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利益服务。
“译文”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满涛当然不敢冒了大不韪，正面出来表示反对，所以在“字面上”他不得不“顺着”说什么“‘译文’介绍苏维埃人的故事，是十分应该的”㈠。但是骨子里满涛这个反革命分子一向是从阶级本能上否定甚至仇视苏联的革命文学的，“译文”介绍苏联作品，不会不使他感到“气愤得很”。所以他忍不住接下去说：“但似乎不够重视文艺的特性”㈠，这么轻轻一转，就把上面他说的那句“肯定”的话完全给否定了。在同一封信的另一个地方，他还指桑骂槐地说：刊物“不是翻译几篇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就算完成任务的”㈠，这里的矛头显然也是针对着苏联文学作品的。在这两封信里，满涛还对个别具体的苏联作家和作品进行诽谤。“译文”介绍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读者反映很好，而满涛却用“安东诺夫的小说，……即使‘艺术水平’，也并不高”㈡一句话把它完全抹煞了。雅科布逊的剧本“豺狼”（改编成电影，易名“银灰色的粉末”），苏联批评界一致认为是苏联近几年来比较优秀的剧本之一，连满涛自己也承认，它“在苏联博得极大的好评”，但是当编辑部约他翻译这个剧本给“译文”发表的时候，他却一口拒绝了。他在七月八日的信里说，“我把它（指剧本）读了两三遍，但终於体会不出好处来”㈠，他轻蔑地把它看作“是一篇平庸的政治杂文”㈠。现在看来，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揭露美国战争贩子的血腥罪行的作品，怎么会使一个反革命分子“体会出好处来”呢？不过他明明知道，这种话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还鬼鬼祟祟地拖上了一条尾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千万不足为外人道（旁点原有）。”㈠这句话充分暴露了满涛作贼心虚的丑恶嘴睑。
最后，满涛终於图穷匕首见，更进一步恬不知耻地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那一套腐朽的所谓文艺“理论”搬出来，向我们革命文艺战线的阵地之一的“译文”，同时也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政策猖狂进攻了。他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刊物“拿出自己的文艺主张来”㈠。当然满涛不会不知道，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政策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自己的文艺主张”。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包含着一个别有用心的阴谋在里面的。他的真正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逼迫我们的刊物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政策，而接受胡风反革命集团“自己的文艺主张”。
那么我们来看看，满涛在他的信里“建议”“译文”接受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自己的文艺主张”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他们的“主张”就是：“艺术即政治”，取消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取消苏联文学。
“为了在‘字面’上要站稳立场”，满涛也是先“顺着”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㈡但是接下去马上又说：“但如何‘为’法？问题就在这里，”㈡於是就在“如何‘为’法”上面大做文章。他恶毒地歪曲了马林科夫同志的关於典型性问题的经典论点，去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理论”张目。他把“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句名言有意曲解成“艺术即政治”的意思，因此得出“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是一个东西”㈡的结论，来公开反对毛主席关於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经典理论。
从胡风这种“艺术即政治”的谬论出发，满涛认为，“如果单纯的、直线的、庸俗的要求反映政治，那么自然应登现代的，这么一来，标准也就降低了，凡是现代的就无一不可以刊载了，相反地，古典文学无论怎么好，也是‘技巧’可取，政治上当然比不上现代作品‘前进’”㈡。所以他主张：刊物“取稿的标准，应该但问内容精彩不精彩，不要管是古典的还是苏联的”㈡，“不要把古典作品和苏联作品‘分家’”㈡，“不要机械地、人工地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㈡。
满涛这些话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苏联作品在“政治”上虽然“前进”，但是“技巧”不“可取”。它们“要求反映政治”，那就是“单纯的、直线的”，甚至是“庸俗的”。如果凭“政治”来“取稿”，“标准也就降低了”。所以他主张“取稿的标准应该但问内容精彩不精彩”。但是去掉了“政治”的“内容”，那是什么“内容”呢？这样一来，满涛就干脆把他所最仇视的政治价值取消了；其次，他所瞧不起甚至仇视的苏联作品，虽然还有幸和古典作品并列在一起而没有“分家”，没有“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恐怕很难得有一篇“可以刊载了”，那么取消苏联文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所有这一切就是以满涛为代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自己的文艺主张”，也就是他们要求“译文”具有的所谓“思想原则性，方向性”。
当“译文”编辑部接到满涛这两封挑战的信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他“自己的文艺主张”是错误的，所以根本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但是由於麻痹大意，警惕不够，我们始终以为这不过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而没有警觉到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整个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的一部分，甚至也没有对满涛个人作一般的批判的答覆。如果不是我们的党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藏在文艺翻译界的胡风分子们一定还要得寸进尺地猖狂进攻，后果是很难设想的。为了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为了保卫我们的革命文艺，我们必须乘胜追击，在党领导之下，把坚决彻底地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译文》195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