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在他的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的支配下的反科学的方法。一切唯心论（实验主义也在内）不管它如何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科学的敌人，宗教的夥伴。唯心论的特点就在於它坚持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不相符合的学说。因此，应用反科学的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正确的结论不是“碰”对了的，而必然是通过科学实践的道路获得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是唯一的论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思维运动一般法则的科学；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完全是反科学的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死敌。
胡适一生反革命的活动多半是通过他的“科学研究”的著作，并假借“科学工作者”的身分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散布毒素的。今天必须清算他在中国科学界所散布的毒素。他在旧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中间所以能发生欺骗作用，主要还不在於他的露骨的、反动的政治言论，而是他的一些所谓“学术性”的著作。为了彻底把胡适的反科学的思想从新中国的科学界中清除出去，我们有必要对胡适的所谓“科学研究”的“成绩”加以检查。只有这样才可以揭穿他在中国学术界设下的骗局。
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是从美国杜威那里搬来的。我们批判胡适出反科学的思想方法时，一方面要注重批判他的关於方法的“理论”，一方面也要注重检查他关於方法的运用。这样分进合击，才容易把它的余毒扑灭。
有些科学研究工作者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实验主义的方法是主观唯心论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思想方法，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那末胡适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也得到了一些符合客观事实的微不足道的结论。他所用的是什么方法？是不是说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有时对於研究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也还有效？在旧中国的科学界，胡适正是靠了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考证，在科学研究者中间散布他的实验主义的毒素的。
让我们检查一下胡适的所谓“学术研究”的著作中的“成绩”，看他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并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欺骗的。
胡适的“学术研究”中，曾归纳了古代汉语中的“吾”、“我”、“尔”、“汝”等人身代名词，证明春秋时代汉语的人身代名词有“格”的变化（按：这里的“格”和今天我们在语法中所用的“格”的涵义略有不同）。他也归纳了一些诗经中的“言”字，来说明诗经中的“言”字的用法和涵义。他也还考出了一些小说的作者的生卒和版本的先后演变，像红楼梦的作者，以及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和版本等等。以上这些枝枝节节的“成绩”只在胡适的全部著作中占极少分量。在胡适的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的文章中，关於文学史方面的、哲学史方面的以及其有关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几乎无一处不是荒谬的。
任何唯心论者并不是，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一切事实说错。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可能。如果说出一件事实并不直接影响到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时甚至还能达到他某种目的时，他是可以说出这件事实来的，并且还要藉此大大吹嘘其“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所以胡适曾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方法在一些事实的考证上得到某种比较合乎真实的结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任何方法都不能不为它的哲学体系服务。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根本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和它发展的规律。所以归纳法到了胡适的手中也不得不受到实验主义的哲学体系的限制和歪曲。当他认为考出一些白话小说的作者，对於他宣传实验主义的意图相符合时，他就考一考红楼梦的以及其他白话小说的作者。当他认为考据学可以引导一部分青年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并可利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时，他就大力宣扬考据学是科学的方法。当他认为要证明中国文化“落后”、“野蛮”时（这一点，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汉奸的立场是一贯的），他就“考证”屈原这个人“不存在”。当他认为要大大发挥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时，他就毫无根据地“证明”“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蒲松龄。当他为了要说明帝国主义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他也会“归纳”一些中国的“贫困”“愚昧”“五鬼”的现象。
首先我们要指出，形式逻辑的方法，是人类的低级的思想方法，人人（连反动派在内也不能完全违背）都离不开它。但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对辩证法来说它是低级的方法）并不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形式逻辑不是主观唯心论，它虽然曾在胡适的手中被利用，被歪曲，但它与实验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应当区别开，那些在胡适的著作中使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方法所考出的一些最简单的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结果，不能写在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的账上。胡适一贯利用偷天换日的手法，篡夺科学的成果，把归纳法“据为己有”，把中国哲学史上的进步思想家说成实验主义式的哲学家，把文学上的名著说成自然主义的“写实”作品。只要胡适认为“有用”的，他就拉到他自己的身边，当作实验主义的“产品”，藉此欺骗青年，歪曲科学。这是应当给以揭露的。
其次，在他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体系下，胡适也必然歪曲了并妨害了形式逻辑的正确运用，并且在旧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通过他的“研究”著作，广泛传播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他的毒害也还有待进一步肃清。因为形式逻辑是人类共同的低级思想方法，它本身却是一种科学，它反映了一些简单的规律，它是建立在承认客观事物的基础上的，它有它的尊严，决不允许对它“随意装扮”。科学的方法（像形式逻辑）只有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够正确地发挥它应有的效能。因为“逻辑的形式与规律不是空虚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他的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不敢正视客观事实。因此，他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抓住一些个别的事物的表面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的“研究”，来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直接或间接地为他的反动阶级服务。胡适提倡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具体行动的本身就是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教会青年“防身的本领”。实验主义者并不就为了发现客观真理（实验主义者否认客观真理）而是为了解决一些眼前的用得着的个别的极琐碎的枝节问题。因而形式逻辑的归纳方法在胡适的手中必然遭到歪曲，受到破坏。
实验主义者胡适为了对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忘记打起—块“科学”的招牌，并冒用了形式逻辑的归纳法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可怜得很，他所冒用的那一点点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并不是科学的归纳法，而是列举式的归纳法。他认为例证越多，结论越可靠。胡适曾说，明代的陈第举了24条例证，证明古代“服”字读“逼”；而清代顾炎武举出了162条例证。胡适因而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科学”，“这种方法是打不倒的”（“文存”三集，卷二，120—121页）。
像这种列举式的归纳法，只能为胡适的主观愿望搜求例证，决不能得到“打不倒”的规律。与此相反，科学的归纳法的特点，就在於它是唯物主义的，不带主观随意性的；它是与演绎法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力求在适当的地位上应用归纳的。所以科学的归纳法不仅在於找出事物中的相同的属性，而且在於找出这些属性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原因来。而这一点正是“不可知论”的胡适所必须反对的。因为实验主义者胡适努力使人把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的罗列阶段。他们为了反对客观真理，反对客观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们避免“通则”，只讲“事实”，不讲因果规律等“范畴”，只讲适合於资产阶级目前的利益的“效果”。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也势必陷於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是唯心论，也是形而上学。而一切反动的思想家，为了抗拒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所可能采取的方法也只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种腐朽的武器。
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在思想方法上，并没有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划清了界限。也还有不少的科学研究者，把列举的归纳法奉为至宝，并夸大为一般的方法，在各种科学领域内广泛使用。
进一步来考查，不但列举的归纳法不能发现事物规律，即使科学的严格的归纳法，它所能达到的成就和辩证法相比较，也还是不完备的。列宁曾指出：“用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不完备的。”（“哲学笔记”154页）可见要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於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复杂的科学知识，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进一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在这一问题上，受过胡适的思想方法影响的—些学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受胡适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影响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还有人仅仅停留在列举式的归纳法的阶段，他们企图用这种“不完全”的方法来说明中国社会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化，显然是不能胜任的。比如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根据归纳得来的现象，说明唐代中央政府变革的原因就在於把守北门的军官。这种论证显然是只看到了现象，没有接触到本质。值得注意的像陈寅恪先生所犯的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
胡适为了假冒“科学”的名义，他要做出一些尊重“事实”的样子。他随时都在找寻他所认为“满意”的证据。胡适在口头上以及他的研究中经常说到“证据”。他叫人“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他又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文存”，三集，卷二，88页）。像胡适这样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居然也讲起“尊重证据”来了，我们对他所谓证据要特别警惕。什么是他的“证据”呢？“一切材料都是证据。”（“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文存”，二集，卷一，162页）
像他这种不分主要和次要，平等看待证据的态度，正是替他的多元论的历史观找藉口，并用这一方法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经济法则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原理。这种错误的观点曾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危害。胡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证据可以“像两面可以割的剑”。根据同样的证据，居然可以得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的结论来，他的证据的可靠程度不问可知。他的对待证据所用的方法的不科学，也就不问可知。他对待客观实在究竟是心是物的问题，以“不了了之”，把这种态度应用到科学研究上，必然否认有所谓客观的是非。因此，在胡适看来，真理也不过是“方便的假设”，证据也就成了“方便的假设”。胡适经常提到“证据”，也正如他经常廉价地提到“科学”，提到“真理”一样。
胡适的平等地看待一切“证据”的方法，势必把一切现象之间根本联系、主要矛盾一概抹煞。对於事物，没有起决定性的因素，只有纷然杂陈的一大堆现象。按照胡适的方法，决不会得出科学的规律来。得不出科学规律，这正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根本意图，正好作他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注脚。
胡适为了表示他真正“尊重”事实，他还提出过审查证据的方法，这种“严格”的方法也曾博得相当广大的科学研究者们的赞叹，并且有不少的学者也用他的方法去搜求证据，进行科学研究。胡适说，对待证据，要注意：“（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的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或有意的）的可能吗？”（见“古史讨论读后感”，“文存”，二集，卷一，162页）看起来，胡适对於证人的资格审查的手续很严格，设下了五道关卡，真像极尽“客观”之能事。但他的恶毒的用心，就在於使人们抛开一条更根本的原理——阶级分析的方法。胡适提倡他的思想方法，目的在於对抗马克思主义，对抗“赢余价值论”。他要在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另搞一套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原理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内一切知识不得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历史上专门骗人的，像胡适之流，固然不少，但歪曲事实真相的证人，倒也不见得都是骗子。那些“忠厚传家久”的“君子”们也还照旧歪曲事实，像历史上所传说的不说谎话的司马光就把北宋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客观事实给歪曲了。因为他的阶级立场使他看不清，看不见，甚至把事实完全看错。
重要的问题还不在此。胡适主要的目的是使人把研究的注意之点经常停留在考订材料的真伪阶段，而使人不再注意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今天，我们一切科学工作者，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哪怕他自以为万分“客观”，其结果必然陷到主观主义的泥坑里。现在也还有人以为暂时放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还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研究者不但难以发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甚至连最简单的事实也可能看不见。“越研究越糊涂”的决不止俞平伯先生一个人，这一教训是深切的，也是沉痛的。为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犯错误，少走弯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导原则。
胡适为了表明他有“科学”方法，曾屡次宣扬，进行科学研究应当用实验室的方法。但是做过实验，进过实验室的，都知道实验的方法就是主动地控制所用来进行实验的对象的环境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只能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现象，对於社会现象是不能用“实验室的方法”的。
问题已经十分清楚，胡适提出了“科学”来，并不是他相信科学，只是想要在“科学”的幌子下，欺骗相信科学的人。
胡适宣传“实验室的方法”的目的就是要把自然科学实验中的方法搬到研究社会历史方面，宣传“超阶级”、“超党派”的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故意混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我们必须指出这是实验主义者（自从皮耳士以来）一贯藉用科学的招牌偷偷贩运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伎俩。他们用“实验室的方法”来对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并比附自然界中没有阶级斗争的事实，以及生物学上的生物进化现象，来“证明”他的庸俗进化论有“科学”根据，为他的政治上改良主义服务，并由此得出抹煞阶级斗争的结论。在他的恶毒的意图下，他把阶级斗争硬说成“长衫朋友”“制造”的。
胡适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以“学术”为工具以达到他的反动的政治目的，可是他标榜什么“学术第一”，“为学术而学术”，考订出“一个字的古义”也可以“不朽”，受他影响的一大批学者专家们倒是真正有人在那里“为学术而学术”。这一批学者在主观上和胡适的意图根本不同，而在客观上正好帮助了反动政权的巩固。胡适的科学研究要“超政治”，“超党派”的毒害宣传，在中国学术界造成极端严重的危害，到今天还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障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在旧中国，有些学者实际上已经为反动政治服务，与人民的需要脱节，还自以为“学术自由”，“学术是永恒事业”。等到全国人民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连这些相信“学术独立”的专家们也在内，人民要求这些专家为人民服务时，他们反倒觉得“学术”应远离政治。他们听到科学研究要服从政治，总觉得不大舒服。他们在政治上确也拥护党的政策，而在科学研究方面还迷恋“为学术而学术”的旧调子。这种学术“超政治”的思想的实质，正是列宁所指出的“只是可耻地掩饰着的对唯心论与信仰主义的奴颜婢膝而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387页）。抱着学术超政治的思想的专家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客观上已经给反动政权服务了，反觉得无害於学术的尊严，给人民服务，又觉得有些滞碍。我们藉此机会检查检查这种思想的根源是有好处的。
为了对抗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胡适用他的“历史的方法”来引诱青年。现在只看胡适如何运用他的“历史的态度”，来处理历史问题，他如何研究历史，这种方法的危害性在哪里。
这位可耻的史学家胡适曾以他的“历史的态度”现身说法，作了一些“示范”，叫人如何照他的方法研究历史事件的发展。他把他的方法归结为以下的四步：（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些史事的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见“古史讨论读后感”，“文存”，二集，卷一，155页）
这里的第一条，只是整理资料的手续，第二条也就是胡适所谓“索引式的整理”及“结账式的整理”。第一、第二两条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而是研究一般历史事件或问题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编排年代的方法，可以提供历史事件先后出现的线索。胡适所做出的一点成绩，像作家的生卒，版本的真伪，一个塔的真伪等等，多半靠这种方法。胡适把人们一般运用的方法，夸大为“原则”，并狂妄地以这种极初步的编排年代的研究方法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竟无耻地掠夺了这种方法归为私有！
倒是他说的第三条才属於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范畴，恰恰在这一条方法中胡适大量地偷运进了他的歪曲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文化的反动的观点。胡适及其流派有计划地企图把中国历史缩短，证明中国“落后”，甚至连中华民族的起源也说成由“西方输入”的，他们才满意。自认为尊重证据的胡适，连“假设”也不要，竟肯定了中国历史都是“由神变成人”，“由寓言变成事实”。他的目的除了力图证明“中国百不如人”以外，并没有其他目的。
至於第四条，最容易使一般形式主义者显出他们的“黔驴技穷”的窘状。不论胡适之流如何“归纳”、“类比”，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历史演变的真正原因。胡适对於这一点明知心劳日绌，只好说“遇可能时”就“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实在找不出“原因”，只好用造谣代替“求因”。
胡适所宣扬的这种形式主义的排年代的方法，在旧中国历史界曾发生过庞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办法只要囤积一点材料，就可以慢慢编排历史事件的先后，把现象的先后排列出来，再用他们仅有的一点主观知识随意解释，这就是旧中国历史研究工作中发表得最多而不解决历史根本问题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总情况。一般资产阶级研究历史科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也只能做到这样。只要随便翻一翻解放前的学术刊物，其中随处可以发现罗列现象的排年代的方法。胡适这一派的专家们还自以为有“发展观点”呢。
这一恶劣的倾向，曾在胡适的“示范”倡导之下得到广泛流传的机会。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曾排列出关於包公的故事和李宸妃的故事的传说的演变。我们都知道，以历史故事为中心的小设，它必须由历史事实开始，经过一定的发展演变，最后写成定型的文学作品。而胡适怎么看待这一事实呢？他说：“这个故事（按：即三侠五义书中关於包公的和李宸妃的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许多有主名无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堆着许多大发明大制作一样。李宸妃的故事的变迁沿革也就同尧舜桀纣等等古史传说的发迁沿革一样。”（“三侠五义序”）在这里，他把小说故事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加以歪曲，说成中国古代历史事实的增加和夸大，甚至是造谣的过程，并进而“论证”古代许多历史事实根本不存在。
这位有“历史癖”的胡适，还不止是“癖令智昏”，而是企图通过他的“证据”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他首先混淆了文学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界限。他考来考去，证明了包公的传说与李妃的传说与历史“不合”。胡适的罪恶决不止於浅簿和无知，而在於他的奴性和无耻。他由此借题发挥，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歪曲。他尽力使人相信中国古代历史全是无中生有，“一点一点地加添起来的”。因而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虚无主义的结论：“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三侠五义序”，“文存”，三集，卷六，687页）
胡适对待中国历史的荒谬恶毒，正说明他对待帝国主义的奴颜媚骨。帝国主义为了找一些奴役中国人民的“理论根据”，首先要诬蔑中国一切“落后”、“野蛮”，这样，“文明人”侵略“野蛮人”才会显得“公平”。帝国主义分子，哪怕他是“中国通”，究竟对中国的历史知识有限。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於是奴才学者胡适之流挺身而出，承担了从文化上出卖祖国的任务。用他的“科学方法”去“推迟”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时期，否认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甚至连帝国主义都无法抵赖的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胡适也不甘心肯定它的价值，无耻地说，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所以中国的校勘科学不及欧洲和日本的高明。在奴才胡适的眼睛里，连他的主子老爷都不得不承认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的印刷术，也成了“罪状”！
在另外一方面，胡适混淆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这种遗毒从他的红楼梦考证以来在中国蔓延了几十年。
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的文艺理论坚决反对割断文学作品和它的历史条件的联系。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才能够正确地认识文学作品和它的时代的有机联系。但两者的有机联系决不是把历史事实强加在文学作品的头上，也不是用文学作品混淆历史事件的真相。以胡适为首的这一批研究者完全打乱史学和文学的研究界限，既曲解了历史，又妨害了对文学的正确的理解。像“红楼梦考证”，如果说它有一点点成绩，那就是考定了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时代。但胡适却并不甘心只谈作者的生卒和版本，以他的浅薄的“科学方法”硬要研究红楼梦的意义。其结果的荒谬，不问可知。问题倒还不是胡适个人的研究结果的荒谬，而在於他的这种荒谬的“研究方法”贻害之深广。
五四以来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在胡适所设下的圈套中打漩子。比如对於红楼梦的研究方面，有按照胡适的方法亦步亦趋的俞平伯和周汝昌；有些水浒的研究者作“宋江考”，有些儒林外史的研究者也把吴敬梓的行止和书中的主人公混加比附；有的人研究“孔雀东南飞”的古诗，竟连诗中的女主人公投塘自杀的地点也“找到”了；也有人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精心推敲究竟江州司马上了弹琵琶女子的船，还是弹琵琶的女子上了江州司马的船；也有人考“孟姜女”的历史。
为了对於文学作品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对於作品的内容要进行全面的考察，对於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必须掌握，而这些工作的进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才不致迷失方向。因此，我们所谓深入细致的研究决不同於胡适之流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使作品和历史纠缠不清，既损害了作品，又违反了历史。如果不及早清除这些混乱现象，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就不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胡适为了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脱离革命，他曾竭力宣扬在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之下的考据学。在这一科学研究部门中，他有意地把社会历史上的大问题化为小问题，把社会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化为枝节问题。在“科学工作”的外衣掩蔽下，散布他的“少谈主义”的反科学反革命的毒素。考据之学是一种整理历史材料的学问，但在五四以后，它已不限於清代封建学者把考据的重点放在“圣经贤传”的范围。
这时有些知识分子害怕革命的风暴，要躲一躲，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园地，有的躲进了图书馆，做些“为学问而学问”的考据。也还有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斗争中，眼看中国封建文化的墙脚在动摇了，他们为了保存“国粹”，想在封建文化的死灰余烬中寻求一点残骸。也有一部分帝国主义所指使的或者受了帝国主义的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为了替帝国主义寻找侵略中国的理由，也在考据，企图证明“中国落后”，“一切不如人”。这一派的代表人就是胡适。
胡适丝毫没有放弃利用这一客观情况的机会，他设下种种机会，引导知识分子脱离革命的队伍，企图削弱革命力量。他叫人“少谈些主义”，“多读几部好书”。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使他不敢面对历史的根本问题，只谈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一个字的古义，作者生卒，版本真伪等等。胡适带头搞一些考据，自己宣传“发现一个字的古义等於发现一颗恒星”。他利用考据传播他的民族自卑感和失败主义的思想，以瓦解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意志。
由於胡适这些学阀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掌握了全国重要科学研究机关和文化出版事业；由於胡适假借了“科学”的名义，才欺骗了一些相信科学的人；由於当时存在着广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於是胡适派的考据学，和胡适派的唯心论的哲学体系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於是胡适所提倡的考据才会成为当时的“显学”，才“吃得开”。只有胡适这一派所欣赏所鼓励的考据的研究才容易发表，於是胡适派的考据的风气弥漫在旧中国的学术界。
就在胡适那些“学术性的研究”著作中，胡适一刻也没有忘记执行他的反革命的任务。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革命放射毒箭。比如他在“三侠五义序”就宣传了他的歪曲中国历史的言论；在水浒传考证中就攻击农民起义；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就埋怨中国的印刷术不该发明得太早；在“入声考”中就菲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绩，歌颂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成绩；“整理国故”本是他自己标榜的重要事业，而他只要证明中国文化“不过如此”（“见整理国故与打鬼”）。
由於以胡适为首的反动学阀统治了旧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他们所提倡的考据学严重地妨害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正常发展。
首先，他们把考据的对象限制於极狭隘极琐碎的问题。因此，谁要有材料，谁就有考据的成绩，谁就有资格做“专家”。旧中国的学术界，充分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普遍造成垄断材料，囤积居奇的风气。遇到新材料若不抢先发表，就秘不示人，宁可让材料霉烂损坏，也不肯让别人动手研究。像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片，本来是全国人民的财产，自从出土的那一天起，就被胡适这派学阀少数人把持着。许多学者只能从他们发表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一些知识。如果这批材料能早日公开，让多数有能力的专家共同研究，那末我们对於古代历史知识要远远超过今天的水平。现在这批材料竟被胡适这一派的学阀带到台湾，他们宁可把这批文化遗产为蒋匪帮殉葬，也不肯公开让大家研究。这对於中国科学研究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囤积垄断的作风，在今天的学术界也还存在着，那些专靠“脂批”自己抬高身价的红学专家只是一个例子。
第二，考据把科学研究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材料的整理阶段。几十年来，一直把考据当作历史科学、文学、哲学以及其他科学的本身。在长时期内，考据学的辖区几乎伸展到旧中国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并篡夺了解放前旧大学及研究机关中的历史、文学的领导地位。由於考据学的本身的性质只限於整理资料的范围，因而掩盖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斗争的使命。使得许多学者只看到考据本身，而不知道考据学在全部科学中应该占的地位。
第三，在考据学风的长期训练下，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极端狭隘、近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他们只看见部分的材料而看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树木当作森林，把树木的一枝一叶当作森林。这种思想方法下训练出来的专家，对於部分的问题考订得愈精详，对於全体的知识反愈贫乏。有些研究外国文学二十多年的专家却不会用祖国的文字写一张因病请假的条子；研究外国史的专家可以不知这唐朝和宋朝的先后；搞考古的可以不懂得中国的历史；甚至精研隋唐史的专家以“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自夸，而其他专家对於这种“谨严”的态度深加赞许，不以为怪。胡适派的考据学风培养出来的专家，曾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历史科学的正常发展，其客观效果就是助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几十年来，考据学在胡适及其学派的扇动鼓荡下，造成畸形发展的肿胀现象。流毒所及，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对於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专家们“对於自己的束西既无知识，於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文化思想战线上没有中立的余地。一旦抛弃了祖国的历史，不认识祖国的历史，必然与爱国主义的道路相反，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俘虏。胡适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伪装得像尊重历史，也通过他所标榜的考据方法“研究”历史，恰恰就在这样的伪装下，从历史科学的内部摧残了历史科学。他使人们迷惑於一大串纷乱因素之中，使人们看不见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使人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这种片面专家“研究”方法，不止流毒於旧中国的科学研究方面，也曾蔓延到革命队伍以内，使革命遭到损失。不止在过去曾经“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直到今天，它还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严重障碍。
那末，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对待考据学？考据还要不要？我们的回答是“要”，只是坚决排除以胡适的思想方法指导的考据。
我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於任何科学研究，必须从具体资料入手。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对於资料首先要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夫，这也正是考据学的任务。随着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领域也将逐渐扩大，我们考据的对象也要逐渐扩大。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随时遇到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材料。同时我们有责任继承我们伟大的民族的优良的文化遗产，也只有我们人民做主人的时代才有资格吸取过去的文化遗产。
我们生在伟大的毛泽东的时代，我们值得骄傲。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因而我们完全有条件把科学研究工作推进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在刚刚开始，第一步要先从搜集材料开始。毛主席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於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我们要给考据以合理合法的地位。不允许它像过去那样篡夺历史科学的领导权，只许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导下规规矩矩为科学研究服务。也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导下的考据学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效能。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考据的方法不是胡适个人发明的，它与中国的历史科学的历史同样悠久。在封建社会，它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时期，它曾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因此考据学在过去，不论它如何精密，它的科学性是受到一定的局限的。不能因为胡适曾使用它进行过一些危害科学，歪曲历史的活动，我们就不要考据。我们坚决反对的是胡适派的考据。因为胡适派的考据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不能发现事物间的联系，只能限於琐碎的问题，这样的方法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在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这一战斗中，我们要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要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大推进，达到现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水平，要担当起以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我们要把自己锻炼成为精通业务，有高度理论水平的科学工作者，要经常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837页）
来源：《科学通报》1955年2月号,本文转载时，曾经作者略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