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静”是天主教内为了提高神修的一种宗教生活，过去也是一向有的。可是解放后由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主持举行的“避静”，却完全变样了。
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清楚记得：“避静”在解放前一年都只举行一次，每次三天，参加的大多是年长的教徒，青年即使“避静”，也和大家一起，并没有特别加以区分。可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后为了他们反革命的需要，欺骗教徒说什么“现在教难开始了，为了教友神修方面更加需要”，因此把教徒中的学生、教师、护士、医师、工人……甚至儿童都分别组织起来参加“避静”。他们又特别重视青年的“神修”（实际就是想更严重地毒害青年），因此又把学生中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学生中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男生和女生分开“避静”，以便於他们控制。除了年度“避静”外，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还想出每月增加一次“月静”，教徒学生一年中还有寒假和暑假两次“避静”，应届毕业生并特别有一次“毕业避静”。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通过这一年的寒假“避静”，就在学生中建立了“教理小组”；他们在交通大学的“教理小组”后来并进一步转化为更隐蔽的“神修小组”，就这样以宗教名义来欺骗和利用青年，使“教理小组”或“神修小组”都成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基层核心组织。
按照教会惯例，“避静”有一定的日程，领“避静”的神甫应该按照教义来讲道。可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完全不是这样。在“避静”时，他们针对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运动，竭力辱骂与诬蔑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挑拨教徒宗教感情，制造恐怖与疑惧气氛，从而想鼓动大家起来仇视与对抗人民政府。他们甚至利用每次“避静神功”机会和教会规定的“神功秘密”，公开向教徒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和给予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有些教徒因为不能严格区别神长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又怕讲出去违反“神功秘密”，要“犯大罪”，因此就落入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圈套。例如在“避静”的“神修讲座”中，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进行威胁恐吓，不准教徒拥护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否认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说战犯于斌不是反革命分子，指示教徒不能签订爱国公约，不能拥护共产党，还说揭露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罪证展览会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九五三年三月中，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获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案时，他们“月静”的讲道中心也就一变而为“教难”。等到全国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开始时，他们“月静”的讲道内容又一变而为“血淋淋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章献猷在洋泾浜堂为参加“避静”的初中以上教徒学生讲道时，居然吹嘘起什么“美国皮鞋店用爱克司光来替顾客量脚尺寸”……这那里是在要教徒“崇敬天主”和“巩固宗教信德”，完全是要大家去崇拜美国“文明”和巩固对帝国主义的“信德”！
“避静”的内容原来是听道理、默想、省察自己平时的行为有否违背教义，然后定志今后如何做。可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年两次为学校“公青”分子举行的寒假和暑假“避静”，却是要他们回想检查自己一学期来有那些行为“不忠於教会”，“违背了信德”（实际就是要大家检查一学期来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工作得好不好，对他们是否忠诚）；然后定志今后怎样更好地去和“魔鬼”及“恶劣环境”斗争（也就是怎样去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斗争）；在“避静”最后，还要大家写“决定书”，放在祭台上奉献天主（实际是向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作保证）。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圣母军”骨干分子钟桂芬因为向政府登记退团；被反革命分子朱树德知道后，在“避静”中就逼迫她在“决定书”上写上自己曾“跌倒”过（实际是跳出了反革命泥坑），“侮辱圣母”（也就是违反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不能登记退团的命令），失了“信德”（也就是反革命的决心不坚定），保证以后要效忠到底，“虽死不辞”。一九五三年全市大专院校“公青”分子“避静”时，龚品梅还亲自去主持“信德宣誓”仪式，以效忠“基督”为幌子，要所有“公青”分子都举手向他宣誓，保证愿为他和他们反革命集团效忠至死。
为了毒害和利用青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公青”分子的“避静”活动经费毫不吝啬。一九五二年八月，为了“庆祝思想改造运动胜利”（应读作庆祝破坏思想改造运动胜利），在帝王堂举行全市大专学校“公青”的“避静”后，由龚品梅招待晚餐，将他自己的相片分送每个人，并且要毕业的“公青”分子把上海教区的反革命“精神”带向全国各地。一九五三年，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格寿平特地拨了旧币三千万元作为“避静”活动经费。
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了利用“避静”来毒害青年，甚至不择手段，不顾一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梅乘骐等在诱骗交通大学教徒学生去佘山“避静”时，要他们违犯政府法令，私运粮食和食油出境。“避静”时按照规定应该严守静默，参加“避静”的教徒除了能同领“避静”的神甫交谈外，不可以和其他人讲话。可是交大“公青”分子在今年春节期间去佘山参加“毕业避静”时，在还没有“出静”前，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就要他们在神甫饭间里开座谈会，讨论毕业同学以后如何联系的问题，同时秘密布置“公青”骨干分子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什么可以交代，什么不可以交代，统一口供。神甫饭间一向禁止妇女入内，那一天为了让一个女“公青”分子也参加座谈会讨论，居然也破例加以“宽免”了。
看了上面这些内容，谁也能认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避静”所进行的活动，究竟是宗教活动，还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反革命活动了。这连龚品梅的“神学顾问”、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格寿平自己也已经供信：解放后他们所以加强“避静”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使教徒“反对政府领导的运动”。
这就是解放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以经常要举行“避静”的真相。
来源：《解放日报》1955年9月17日